‘九僧’起源
宋初詩壇，先後風靡著三個詩歌流派，即“元白體”、“晚唐體”、“西崑體”，這是文學史家的共識。宋末元初人方回編《瀛奎律髓》，其卷四七收“宋初九僧”之一文兆《宿西山精舍》請，評曰：“有宋國初，未遠唐也。凡此九人詩，皆學賈島、周賀，清苦工密。所謂景聯，人人著意，但不及賈之高、周之富耳。”（見《瀛奎律髓匯評》。以下凡引《律髓》詩評，俱見此書，不另注出。）明都穆《詩源辯體》後集《纂要》卷一曰：“宋初譚用之、胡宿、林逋及‘九僧’之徒，五七言律絕尚多唐調。”胡應麟《詩藪》外編卷五亦持此說。清《四庫全書》總纂官紀昀批點《律髓》，不同意方回所謂“九僧”學賈島、周賀的說法，以為“‘九僧’詩源出中唐，乃‘十子’之餘響”。然其在《四庫全書總目·南陽集提要》中又似乎糾正了自己的觀點，同意方回的論斷：“元方回作《羅壽可詩序》，稱宋chàn@①五代舊習，詩有白體、昆體、晚唐體。其晚唐一體，‘九僧’最迫真。”“九僧”詩源出何人，姑且不論，事實上也不可能指定其宗主；但上述論者有一點是共同的，也是正確的，那就是“九僧詩”乃“唐韻”，具體地說是“晚唐體”。關於“宋初九僧”，從數十年來眾多的文學史著作中，我們幾乎找不到他們的名字，學術界也極少討論。直到近年出版的幾種文學史（如程千帆等主編的《兩宋文學史》、章培恆等主編的《中國文學史》等），才有所論列，但限於體制和篇幅，又都很簡略。“九僧”作為宋初“晚唐體”的代表作家群，不少人當時有詩集傳世，又編有詩歌總集，且有“句圖”之類，影響不小。尚不止此。宋末江湖詩派的“永嘉四靈”，遠繼“九僧”衣體，在兩宋文學史上首尾呼應，頗為奇特。因此，對“宋初九僧”及其詩歌創作，很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現擬從基本史料入手，進行初步的考察和探索。
“九僧”其人
“九僧”何許人也？司馬光《溫公續詩話》曰：“所謂九詩僧者：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古也。”司馬光舉出了每人的籍貫，知有三位（希晝、惟鳳、懷古）是西蜀人，其餘六位，簡長是北方人（沃州為今河北趙縣），文兆是今福建（“南越”指閩）人，另四位則占籍今江、浙、皖，而“江南”（或作“江東”）、“淮南”地域甚廣，除“淮南”蓋指壽州（今安徽壽縣，詳後）外，“江南”（江南路，又分東、西二路）究指何地，尚不得而知。只有保暹，在元人吳師道《敬鄉錄》卷一四中有小傳，但也極簡單：“僧保暹，字希白，金華（今屬浙江）人，普惠院僧。喜為詩，有《處囊訣》一卷。景德初，直昭文館陳充所序九僧詩，暹其一也。”據《宋詩紀事》卷九一引王隨《惟鳳詩序》，知惟鳳曾獲贈“持正大師”之號。由此可見，“九僧”各自南北東西，並不同貫，這個詩僧群體是“五湖四海”，沒有地域性。九僧生卒年，已無法確考，只能從他們的交遊及唱和中，知與林逋、魏野、釋智圓等同時，主要活動於太宗至真宗朝，蓋出生於趙宋開國（公元960年）前後。宋祁嘗作《過惠崇舊居》詩，在“雖昧平生契，懷賢要可傷”句下自注道：“予為郡之年，師之去世已二紀矣。”（《宋景文集》卷一○。“二紀”據《佚存叢書》影殘宋本、四庫本作“二年”，按詩意當誤。）惠崇或謂淮南人，或謂楚人。所謂“淮南”、“楚”，當指壽春，《宋朝事實類苑》卷五○引《楊文公談苑》“僧善書”條稱“壽春惠崇善王書”可證。壽春宋代為壽州屬縣。《瀛奎律髓》卷三載《過惠崇舊居》，方回考證道：“元注云：‘予為郡之年，師之去世已二紀矣。’景文年四十四，初得郡壽陽，惠崇舊居院在境內。選此一詩，以見惠崇之死，宋公年二十也。”今按宋祁知壽州在慶曆六年(1046)，見《宋景文集》卷三七《謝表》題下原注，時年四十九歲，並非“初得郡”，方氏所考不確。以“予為郡之年，師之去世已二紀矣”推算，惠崇應死於天聖元年(1023)。但詩人所謂“二紀”，是否即為二十四年確數，尚不得而知，故天聖元年未必即可斷為惠崇卒年，不過這已是“九僧”中卒年唯一可考的了。
“九僧”平生雲遊各地，蓋皆不長期住持一寺。從他們的詩作和別人的贈答中，知他們不僅籍貫相去遼遠，而且活動地域相當廣。希晝有《過巴峽》詩，說明他曾出入川蜀。保暹是金華人，作用《金陵懷古》、《途次望太行山》、《登蕪城古台》、《巴江秋夕》等詩，足跡竟北至太行，西過劍門。文兆也有《巴峽聞猿》。簡長是今河北人，而作有《晚次江陵》，則又到過今湖北。如此等等。釋智圓有《送惟鳳師歸四明》詩，雖是贈惟鳳一人，很能說明這群僧人的活動規律。他寫道：未識鳳師面，早熟鳳師名。毓靈本岷峨，弱冠游神京。出處忌非類，交結皆名卿。高談駭眾聽，雅唱歸群英。曩歲來浙陽，相逢水心亭（樂天水心亭，今水心寺是也）。
翌日倏分攜，南北各如萍。我尋住孤山，師亦往東明。人間一為別，天上七周星。江湖既相望，煦沫安足評。今年春之暮，草堂花飄零。睡起乍憑欄，竹外聞人聲。忽報鳳師至，屣履出相迎。借問胡為來，告我以其誠。度支司外計（轉輸方度支也），夕拜臨茲城（太守王給事也）。二賢俱我舊，故得尋其盟。夏來西湖西，為鄰樂幽貞。朝登隱君堂（林公逋也），暮即中庸扃（予之自號也）。倏忽時節移，秋風拂檐楹。趨裝俄告別，鄞江指歸程。（《閒居編》卷三八）惟鳳本來是青城（今四川都江堰市）人，二十歲左右到京城開封，“交結皆名卿”，其後又到浙江一帶，因度支方某、給事中王某改官杭州，他也隨著到杭，從“春之暮”住到“秋鳳拂檐楹”才離去。現存“九僧”詩，有不少是贈答各級官僚的，可以看出他們這個群體的共同特點，即游無定處，“交結名卿”，以詩乾謁官吏。
《九僧詩集》
“九僧”既然各自東西南北，是怎樣聯繫在一起並成為一個詩歌流派的？或者說，“九僧”其名從何而得？這問題既複雜，也很簡單。簡單地說，那就是因為有《九僧詩集》。《九僧詩集》乃纂輯前述九位詩僧的詩歌總集。歐陽修《六一詩話》曰：“國朝浮圖以詩鳴於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其集已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歐陽修所謂“其集已亡”並不確，稍後司馬光曰：“歐陽公云：《九僧詩集》已亡。元豐元年秋，余游萬安山玉泉寺，於進士閔交如捨得之。……直昭文館陳充集而序之。”（《溫公續詩話》）南宋間，《九僧詩集》流傳稍廣，目錄學家晁公武、陳振孫皆嘗著錄。《郡齋讀書志》卷二○記載道：《九僧詩集》一卷。右皇朝僧希晝、保暹、文兆、行肇、簡長、惟鳳、惠崇、宇昭、懷古也。陳充為序。凡一百十篇。……此本出李夷中家，其詩可稱者甚多。《直齋書錄解題》卷一五曰：
《九僧詩》一卷，……凡一百七首。景德元年直昭文館陳充序，目之曰“琢玉工”，以對姚合“射鵰手”。九人惟惠崇有別集。歐公《詩話》乃雲其集已亡，惟記惠崇一人，今不復知有“九僧”者，未知何也。此外《宋史》卷二○九《藝文志八》也著錄“陳充《九僧詩集》一卷”。
景德元年為公元1004年，據前所考，其時惠崇尚在世，其他八僧，蓋亦無恙。按陳充(944-1013)，字若虛，自號中庸子，益州成都（今四川成都）人。雍熙間進士甲科，累官至刑部郎中。大中祥符六年，以足疾出權西京留守御史台，鏇以本官分司，卒，年七十。充詞學典贍，性曠達，有集二十卷。《宋史》卷四四一有傳。陳充蓋與“九僧”有密切交往，今只存其鄉人惟鳳《寄昭文館陳學士》詩，所謂“陳學士”即陳充。詩曰：“秋深荒外客，獨上望京台。遠信未封去，新鴻又見來。地寒邊樹短，天靜瘴雲開。無限心相向，南宮臥錦才。”他的另一鄉人希晝有《寄壽春使君陳學士》，“陳學士”疑亦是陳充。
晁、陳二氏所錄之本，都有陳充序，說明編者相同，但後本比前者少詩三首，不知何故。而南宋間周huī@②所見，似別是一本。《清波雜誌》卷一一曰：
huī@③昔傳《九僧詩》，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城惟鳳、江東宇昭、峨眉懷古，並淮南惠崇其名也。《九僧詩》極不多有，景德五年直史館張亢所著序引，如崇“人游曲江少，草入未央深”之句皆不載，以是疑為節本。按《宋史·真宗紀二》，景德五年(1008)正月戊辰改元為大中祥符元年。所謂有“景德五年”張亢所作序引，蓋作於開年之初。張亢(994-1056)，字公壽，臨濮（今山東鄄城西南）人。天禧三年進士，累遷徐州總管，韓琦《安陽集》卷四七有墓志銘，《宋史》卷三二四有傳。陳充編集五年之後，張亢何以另作序引，所序之集與陳充本有何
上述《九僧詩集》已有兩本，而都只能是“九僧”詩的選本，因編集時“九僧”猶健在。“九僧”身後，蓋多有個人詩集傳世，並不如陳振孫《書錄解題》所說只惠崇一人有別集。前引《敬鄉錄》，保暹有《處囊訣》一卷，其書內容不詳，而《宋史》卷二○八《藝文志七》著錄有《僧保暹集》二卷。保暹猶有《天目集》盛行，釋智圓《贈詩僧保暹師》道：“……卓爾保暹師，生於宋天下。內明卜商道，外減騷人價。鑿彼淳粹源，清辭競流瀉。放意尚幽遠，立言忌妖蟲。旨哉《天目集》，四海爭傳寫。”（《閒居編》卷三九）至於惠崇集，南宋初人朱弁在其所著《風月堂詩話》中寫道：“宋子京（祁）以書托梵才大師編集其詩，則當有可傳者，而人或未之見，恐雖編集而未大行於世耳。”梵才編集，當在宋祁知壽州期間或稍後，時惠崇示寂已二十餘年。陳氏《解題》卷二○著錄“《惠崇詩》十卷”，然《宋志》又著錄“《僧惠崇詩》三卷”，不詳何本為梵才所編。其他人雖不見於著錄，恐也未必無集，《宋詩紀事》引簡長詩張景序、惟鳳詩王隨序，或有單行本。《通志》卷七○《藝文略八》著錄“《九僧選句圖》一卷”，當是摘錄“九僧”詩佳句，久佚，大約是從各集摘編。
南宋末年，杭州著名書商陳起編行《增廣聖宋高僧詩選》，其中“前集”即《九僧詩集》。清初，毛氏《汲古閣珍藏秘本書目》著錄“《九僧集》一本，影宋板精抄”。毛yǐ@④《九僧詩跋》稱該本“較之晁、陳二氏，皆多得詩二十餘首”（所得一百三十四首）。毛氏本今藏北京圖書館。毛氏影宋本收詩之所以比晁、陳所錄二本為多，蓋出於《增廣聖宋高僧詩選》，而並非由宋代單刻本摹寫。王士禎《帶經堂詩話》卷二○《禪林類》曰：
《宋高僧詩》前後二集，錢唐陳起宗之編，多近體五言。予按：前集即《六一詩話》所謂《九僧詩》也。所稱“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希晝句也；“馬放降來地，雕盤戰後雲”，宇昭句也，今具載集中。清以降藏書家如黃丕烈、丁丙、繆荃孫、李盛鐸、傅增湘等人所藏《九僧詩集》，皆從毛氏本輾轉傳錄。
以上所考，是《九僧詩》的編集及流傳。我們可以回到最初的話題，即將籍貫差異很大的九位僧人聯繫在一起而稱“九僧”，是因為陳充所編的《九僧詩集》。上已言及，宋代猶有所謂《九僧選句圖》，不詳何人所編。在文學史上，以詩歌總集相號召而成為流派的，例子很多。又據唐、宋人習慣，作“句圖”以為法門，也是為了標榜宗派。九人都是和尚，不僅同時，而且關係密切，相互酬唱——但這些也許並不很重要，更重要的是他們的詩歌創作有著共同的風格，確乎是當時一個有影響的流派。
“九僧”的詩歌創作
“九僧”之所以得名，《九僧詩集》之所以流傳，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他們的創作本身。“九僧”的詩歌創作成就，歐陽修曾給予很高評價，他在題作《九僧詩》的雜記中寫道：近世有《九僧詩》，極有好句，然今人家多不傳。如“馬放降來地，雕盤戰後雲”，“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今之文士未能有此句也。司馬光的評價似乎稍低，《溫公續詩話》，謂《九僧詩》中，“其美者，亦止於世人所稱數聯耳”。然而後來黃庭堅又推尊“九僧”，《後山詩話》曰：“黃魯直謂白樂天雲‘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台’，不如杜子美雲‘落花遊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也；孟浩然雲‘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不如‘九僧’雲‘雲中下蔡邑，林際“九僧”中，尤以希晝、惠崇成就為大。《臨漢隱居詩話》曰：“（歐舊）永叔《詩話》載：本朝詩僧九人，時號《九僧詩》。其間惠崇尤多佳句，有百句圖刊石於長安，甚有可喜者。”《玉壺清話》卷五載張師正嘗口占二詩送別文瑩，中有“淮甸詩豪宋惠崇”之句。又《宋朝事實類苑》卷三六引《楊文公談苑·近世釋子詩》亦曰：“公常言，近世釋子多工詩，而楚僧惠崇、蜀僧希晝為傑出”（下舉二人佳句，此略）。
關於“九僧”的詩歌創作，有這樣一個故事。《六一詩話》載：“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為詞章，俊逸之士也。因會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鳥之類，於是諸僧皆閣筆。”晁公武對許洞的做法頗不以為然，《郡齋讀書志》卷二○著錄《九僧詩集》時，寫道：“許洞之約，雖足以困諸僧，然論詩者政不當爾。蓋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楚辭》亦寓意於飈鳳雲霓。……若使諸公與許洞分題，亦須閣筆，矧其下者哉。”清初賀裳著《載酒園詩話》，在“詩魔”一節中更為“九僧”大抱不平：“余意除卻十四字（按指許洞所禁之十四字），縱復成詩，亦不能佳，猶皰人去五味，樂人去絲竹也。直用此策困之耳，狙獪伎倆，何關風雅！按‘九僧’皆宗賈島、姚合，賈詩非借景不妍；要不特賈，即謝tiǎo@⑤、王維，不免受困。”
我國古典詩歌，有《詩經》賦、比、興的傳統，《楚辭》則多以香草美人寄託懷抱。許洞所禁十四字，全是自然景觀或動植物名，作詩起興抒情、借物寓懷時難免用之，禁用固然有些絕對；但許洞也正是抓住了“九僧”詩工於寫景的共同特徵，這特徵又正是陳充將“九僧”聯繫在一起，或者說是“九僧”之所以成為一個詩派的主要內在因素。方回評文兆《宿西山精舍》詩時說：“所謂景朕，人人著意。”在評惟鳳《與行肇師宿廬山棲賢寺》詩時又說：“所選每首必有一聯工，又多在景聯，晚唐之定例也。盛唐則不然，大手筆又皆不然。”方氏的意思是說，注重景聯，是“九僧”從晚唐小家繼承來的共性。《瀛奎律髓》卷四七載希晝《書惠崇師房》詩，許印芳評曰：“‘九僧’者……，其詩專工寫景，又專工磨鍊中四句，於起結不大留意，純是晚唐習徑。”我們今天已無法看到“九僧”詩的全貌，但除《九僧詩集》外，尚能讀到大量摘句，而所摘“佳句”幾乎都是景聯。前已言及，《楊文公談苑》曾記載惠崇、希晝的佳句，見《宋朝事實類苑》引；《談苑》又載有惠崇的自撰《句圖》一百聯，見《青箱雜記》卷九引。宋代大作家如歐陽修等，都曾撮舉過“九僧”的名句。《詩藪》外編卷五根據《瀛奎律髓》所選“九僧”詩，較全面地摘錄了“九僧”的佳句。限於篇幅，我們這裡不能抄錄各家摘句，讀者不難找到這些材料。方回評懷古《寺居寄簡長》詩時說：“人見‘九僧’詩或易之，不知其幾鍛鍊、幾敲推乃成，一句一聯不可忽也。”前引陳充序所謂“琢玉工”，蓋正是指他們嘔心瀝血、不遺餘力的錘鍊工夫。平心而論，
“九僧”的佳句特別是景聯確乎來之匪易，可說是一生心血的結晶。他們對景物描摹的孜孜追求雖有偏頗，但其作品不失為詩歌百花園中的叢叢奇葩，不必因許洞設禁事而否定。
“九僧”著力寫景，是由他們客觀生活條件和藝術趣味決定的。他們是僧人，儘管喜與公卿官僚往來，但終究是站在社會政治大潮之外，接觸最多的乃是山水風光，大自然有他們取之不盡的詩材，而將其錘鍊成詩句，則是他們的創造功夫。正如清葉矯然《龍性堂詩話初集》所說：“沙門稱詩者，率工今體，大概不外江山、月露、草木、蟲鳥及禪偈語錄字句而已。宋‘九僧’詩最知名，伎倆亦不過此。當時有立禁體困之者，諸僧遂擱筆不成一字。”事實確乎如此，其長在此，短也在此。許印芳評希晝《書惠崇師房》，以為紀昀稱“九僧”詩少變化“切中其病”，“讀其詩者，鍊句之工猶可取法；至其先煉腹聯，後裝頭尾之惡習，不可效尤也。”
“九僧”著力寫景，也是他們習佛的結果。我們不知道“九僧”屬於佛教的何宗何派，但從他們詩篇中那含蓄空靈、清幽淡遠的意境，處處體現出詩人靜謐的觀照，不難領會其中濃濃的禪意。他們很可能都屬禪宗。長於寫景和苦吟琢句，正是晚唐以來禪詩的傳統。
如果再從專工寫景深入一步探討，便不難發現“九僧”詩的第二個共同點，那就是詩歌題材都較狹窄，思想內容也較貧弱。工於寫景，並不影響詩人取材的廣泛多樣和內涵的豐富深刻；但遍讀現存“九僧”詩，除了題詠風景名勝，便是贈人，而贈人也多連帶寫景，這類詩占了絕大多數。《宋詩紀事》卷九一引張景《簡長詩序》曰：“上人之詩，始發於寂寞，漸近於沖和，盡出於清奇，卒歸於雅靜。”又引王隨《惟鳳詩序》曰：“持正大師一章一聯，皆出乎清新，發乎俊逸，賦象可以披圖畫，騰英可以潤金石。”張、王的視角，也在清奇、雅靜及一章一聯的清新俊美。《湘山野錄》卷中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寇萊公一日延詩僧惠崇於池亭，探鬮分題，丞相得“池上柳”，“青”字韻；崇得“池上鷺”，“明”字韻。崇默繞池徑，馳心於杳冥以搜之，自午及晡，忽以二指點空微笑曰：“已得之，已得之。此篇功在‘明’字，凡五押之俱不倒，方今得之。”丞相曰：“試請口舉。”崇曰：“照水千尋迥，棲煙一點明。”公笑曰：“吾之柳，功在‘青’字，已四押之，終未愜，不若且罷。”崇詩全篇曰：“雨絕方塘溢，遲徊不復驚。曝翎沙日暖，引步島風清。”及斷句云：“主人池上鳳，見爾憶蓬瀛。”“馳心於杳冥以搜之”，方得一首半聯，純乎晚唐苦吟派習氣，而脫離生活，有句無篇，乃必然之勢。不妨再舉希晝《寄壽春使君陳學士》為例：
三處波濤郡，連年輟謝公。春齋山藥遍，夜舶海書通。樓潤星河露，川寒鼓角風。誰當刊惠政，一一古賢同。寄贈一地方長官，著力於中間兩“景聯”，春齋夜舶，山藥河露，幾乎搜盡了景物，但到“惠政”，卻只是輕輕帶過，顯得空泛。在“九僧”的題詠詩中，偶爾也可見到一些稍有社會內容的作品，如希晝《草》（或題懷古）：
漠漠更離離，閒吟笑復悲。六朝爭戰處，千載寂寥時。陣闊圍空壘，叢疏露斷碑。不堪殘照外，牧笛隔煙炊。雖然調子過於悲涼，在詠史懷古中，倒也寄寓了興亡之嘆。就是這類詩，在“九僧”中也極為難得。釋智圓《贈詩僧保暹師》，評其所作《天目集》道：“……旨哉《天目集》，四海爭傳寫。上以裨王化，下以正人倫。驅邪俾歸正，驅澆使還淳。天未喪斯文，清風千古振。”
清人余蕭客《校影宋本九僧詩跋》又曰：“‘九僧’詩人有唐中葉錢、劉、韋、柳之室，而浸淫輞川、襄陽之間，其視白蓮、杼山，有過無不及。”見仁見智，或失準確。許印芳評希晝《書惠崇師房》時，從寫景的藝術方法，認定九僧“純是晚唐習徑，而根柢淺薄，門戶狹小，未能追逐溫、李、馬、杜諸家，只近姚合一派，卻無瑣碎之習，故不失雅則。虛谷（方回）謂學賈、周固非，曉嵐（紀昀）謂是‘十子’餘響，亦過情之舉。……此等詩病皆起於晚唐小家，而‘九僧’承之。”如果再加上“九僧”詩的取材及思想內容狹窄和貧乏，我們認為許印芳的意見是比較準確的。“九僧”的詩作，與晚唐小家極為相近，因此以他們為代表的詩歌流派，只能是“晚唐體”。唯其如此，故九僧詩不免存在“晚唐體”的共同缺陷，正如《筱園詩話》卷一所評：“九僧、四靈，以長沙（賈島）、武功（姚合）為法，有句無章，不惟寒儉，亦且瑣僻卑狹。”當然，對於詩僧，我們不必苛求，但從“詩人”或文學史的角度審視，這又不能不極大地限制了他們的成就，而決定了“九僧”不可能成為詩歌大家。
“九僧”的功夫在寫景，而且是在極狹窄的題材中覓句，缺少變化，像是小擺設，難免大同小異。於是化用前人成句，或在“景”上故做些小小曲折，意重境fù@⑥，成為“九僧”詩的第三個共同點。
《湘山野錄》卷中載：“宋九釋詩惟惠崇詩絕出，嘗有‘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之句傳誦都下，籍籍喧著。余緇遂寂寥無聞，因忌之，乃厚誣其盜。閩僧文兆以詩嘲之，曰：‘河分崗勢司空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又《溫公續詩話》：“惠崇詩有‘劍靜龍歸匣，旗閒虎繞竿’。其尤自負者，有‘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時人或有譏其犯古者，嘲之……。進士潘閬嘗謔之曰：‘崇師，爾當憂獄事，吾去夜夢爾拜我，爾豈當歸俗邪？’惠崇曰：‘此乃秀才憂獄事爾。惠崇，沙門也，惠崇拜，沙門倒也，秀才得毋詣沙門島邪？’”這兩則故事，當時是有名的藝林笑談。按“河分”兩句，見惠崇《訪楊雲卿淮上別墅》，“河分”句用司空曙語，“春入”句出劉長卿詩。《瀛奎律髓》方回評，以為“三、四雖取前人二句合成此聯，為人所詆，然善詩者能合二人之句為一聯，亦可也，但不可全盜二句一聯者耳”。《帶經堂詩話》卷二○《禪林類》曰：“大抵‘九僧’詩規模大曆十子，稍窘邊幅，若‘河分崗勢斷，春入燒痕青’，自是佳句；而輕薄子有司空曙、劉長卿之嘲，非篤論也。”平心而論，變化前人成句入詩，未嘗不可，在古人詩集中並不鮮見，文兆的嘲諷，恐更多的是出於私怨。問題不僅僅只這聯詩，而是在其他“佳句”中，我們也時時可以看到古人名句的影子。如前述《詩藪》所舉惠崇佳句，有“古戍生煙直，平沙落日遲”一聯，我們便不難想到王維《使至塞上》詩中的“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
以上三點，構成了“九僧”詩的共同特色，也是他們能成為一個較有影響的詩歌流派的基本條件。
意義及影響
“九僧”詩在北宋得到歐陽修等大家的讚揚，以及總集《九僧詩集》在兩宋的傳播，為“九僧”詩風賦予了文學史意義，對宋代詩歌的發展進程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九僧”是宋初人，他們學詩、讀詩，固然多是晚唐人集，所作詩為“晚唐體”，乃自然之勢。事實上，宋初無論元白體、晚唐體，以及稍後楊億、劉筠的“西崑體”，都是遵循中、晚唐的路子，“宋詩”自己的面貌，這時還沒有形成。所以方回在《瀛奎律髓》中一再說，“景德、祥符間詩人有晚唐之風”，“宋詩之有唐味者，皆在真廟以前三朝”（卷一○評曹汝弼詩）。有宋開國七八十年間，這是詩壇的總體風貌。
如果我們再分析一下這三種詩體的作者成份，不難發現，“白體”作者一般是中上層官僚文人，可以王禹@⑦為代表，他們積極參預政治，在平易的詩風中，賦予較廣闊的社會內容，頗能繼承反映現實生活的中唐新樂府精神，甚至不自覺地與杜甫的詩心相通。因此王禹@⑦說：“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賦春居雜興詩二首……喜而作詩聊以自賀》，《小畜集》卷九）然而“白體”詩的流弊也是很明顯的，陳詞濫調，一覽無遺，讀者厭之。《六一詩話》引梅堯臣的話，批評此類詩道：“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曰：‘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說者雲患肝腎風。又有詠詩者云：‘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詩之好句難得耳，而說者雲此是人家失卻貓兒詩，人皆以為笑也。”“晚唐體”則一般為中下層文人乃至隱逸、處士、釋子作詩的共同門徑，這類詩人數量相當大，寇準早年在巴東時的作品，宋初著名的隱逸詩人林逋、魏野的作品，都是“晚唐體”。所以“九僧”的出現並受到重視，不是偶然的，它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代表了一大群詩人。他們以清苦工密的吟唱，對抗“元白體”末流的平庸淺俗，在當時無疑有一定的革新意義。“西崑體”作者多是台閣文人，學問淵博，官位清華，因而講究文章的“富貴氣”，鄙薄杜甫為“村夫子”。他們以綺麗的詩風，不僅企圖繼續矯正“白體”的淺俗，同時也意在對抗“晚唐體”的山林蔬sǔn@⑧氣。總之，宋初三種詩體或詩歌流派的遞相出現，分別代表了不同階層的審美趣味，既各有其產生的客觀社會原因，又各有其存在及發展的理由。
到仁宗朝，蘇舜欽、梅堯臣、歐陽修等推動了詩文革新運動，詩歌面貌發生了重大變化，“白體”、“晚唐體”、“昆體”都相繼退出了詩壇，能代表有宋一代面貌的“宋詩”誕生了。但是宋代詩歌的發展走過了漫長而曲折的路，所謂退出詩壇，其實並未絕跡，在有著強大勢力和巨大影響力的詩派（比如“江西詩派”）之外，入晚唐門徑的也不乏其人。
到南宋後期，在詩人們一片“學唐”的口號聲中，一反“江西體”，詩壇再次發生了重大變化，“晚唐體”居然成了主流。“永嘉四靈”之一的趙師秀嘗選編賈島、姚合詩為《二妙集》，又選錢起等七十六家詩為《眾妙集》。在“江湖詩派”中起關鍵作用、專為江湖詩人刊集的陳起，則編行《聖宋高僧詩選》，全部收入《九僧詩》。江湖詩人李@⑨又編行《唐僧弘秀集》十卷，序稱“詩教湮微，取以為淄流砥柱”。他們如此熱衷於晚唐詩及晚唐、宋初僧詩，是有目的的。儘管他們口頭上不提以晚唐或《九僧詩集》為準的，沒有、也不會公然打出“九僧”的旗號，但實際上是以晚唐、“九僧”詩作為效法的楷模。也就是說，他們所學的“唐體”，其實是晚唐體，是晚唐詩風中追求清境的一派，或者是宋初的所謂“晚唐餘韻”。正如方回在《送羅壽可詩序》（《桐江續集》卷三二）中所指出的：“嘉定而降，稍厭‘江西’，‘永嘉四靈’復為‘九僧’舊體唐詩。”
晚唐以降，儒、釋、道“三教”日益融合，詩僧也日益也俗化，他們詩歌創作的審美趣味，仿佛是披袈裟的士大夫。南宋後期，朝廷政治腐敗，國勢衰微，仕途險惡，不少文人感到沒有出路，於是行吟江湖，以佳篇名句博求達官的清賞，形成所謂“江湖詩派”。在創作上，“江湖派”詩人不滿“江西體”，於是sù@⑩流而上，與宋初“九僧”發生共鳴。因此可以說，包括“四靈”在內的“江湖詩人”的生活方式與藝術情趣，仿佛是不披袈裟的雲遊僧。這就是他們與兩三百年前的“九僧”乃至晚唐詩僧“心有靈犀一點通”的深層原因。許印芳在評《瀛奎律髓》所收希晝《書惠崇師房》時，以為“此等詩病皆起於晚唐小家，而‘九僧’承之，‘四靈’又承之”。又馮班評論道：“自希晝至懷古，所謂‘九僧’也，亦勝‘四靈’。‘西崑’之流弊使人厭讀麗詞。‘江西’以粗勁反之，流弊至不成文章矣。‘四靈’以清苦唐詩，一洗黃、陳之惡氣味、獰面目。”因此宋末詩人學晚唐、“九僧”，有革除“江西詩派”流弊的客觀功效，其積極意義不可抹殺，不能簡單地斥為復古或倒退。
“四靈”及“江湖詩派”的出現，有其複雜的社會原因，詩歌史上也有他們的地位。但企圖在“詩教湮微”之時，用“晚唐體”或“九僧詩”作詩壇“砥柱”，以矯“江西”之失，則是不甚高明靈便的藥方，所以他們的實際成就不僅遠不及“江西詩派”的代表作家，而且也不及“九僧”，最多只能與“九僧”並駕。上引馮班評論希晝《書惠崇師房》詩，曾繼續寫道：“然（四靈詩）間架太狹，學問太淺，更不如黃（庭堅）、陳（師道）有力也。”
有宋三百年間，詩歌創作的道路，像是繞了一個大大的圓圈，最後似乎又回到了原來的位置，雖說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重複，具有某種革新意義，但也表明詩人們找不到更好的出路。接著是趙宋亡國，文運與國運俱敝。到明代，詩人們在“詩必盛唐”的口號下紛爭不已，其成就則連晚唐名家也難以企及，我國古典詩學的鼎盛時期，實際上已成為歷史的陳跡了。
“九僧詩”或者“晚唐體”，既是唐音餘響，也是輝煌的唐詩時代的迴光返照。
字型檔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戈下加戈右加刂
@②原字火右加軍繁體
@③原字火右加軍
@④原字戶下加衣
@⑤原字月右加兆
@⑥原字衤右加復
@⑦原字亻右加爪頭下加冉
@⑧原字竹頭下加旬
@⑨原字龍下加異去巳
@⑩原字氵右加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