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的變遷

在這大約百年期間,日本人的中國觀基本沒有出現太大的變化,因而可以不用細分具體階段。 這一時期日本人中國觀的最大“表象”是出現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論著。 該時期的前半段(明治、大正)是近代日本人中國觀原型形成的最重要的時期,應該特別予以重視。

內容介紹

(一)概說
關於日本人中國觀的歷史變遷問題,學術界已經有過不少研究。十幾年前,筆者也曾從歷史學的角度,就此問題進行過初步考察(參見拙著《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的變遷》,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本文主要在前著以及晚近各種研究的基礎上,就歷史上日本人中國觀的演變過程、各個時期的特點等加以梳理介紹。
在“概說”中,首先介紹考察這一問題的若干方法及視角,其次就歷史上日本人中國觀的分期問題略述管見。
1.方法與視角
其一,“日本人中國觀的歷史變遷”是一個涉及國際關係學、跨文化傳播學、歷史學等諸多學科的綜合課題。本文主要從史學的角度,依據各個時期的史籍等文獻記載,勾勒日本各個歷史時期有關中國的各種“表象”以及形成“表象”的政治、經濟、文化等背景,力圖揭示每個時期的總體特徵。
其二,歷史上日本人對於中國的認識是多層面的,既有官方,又有民間的認識。每個層面的中國觀既相互關聯,又各有差異。但限於史料以及篇幅的制約,本文只選取每個時期占據主流層面的中國觀,就其總體傾向加以介紹。與此問題相關,流傳至今的文獻史料大都是代表了官方的意向。因而,所謂每個時期占據主流層面的中國觀,實際上也只能是當時的官方或半官方的認識,這一點在近代以前的各個時期尤其明顯。
其三,在考察歷史上日本人中國觀時,嘗試引入近年來在國際關係學等領域裡被廣泛運用的諸如“他者(Others)認識”以及“鏡像(reflectedimage)”等視角及方法。
2.分期及其各個時期的主要特徵
關於歷史上日本人中國觀的分期問題,迄今為止似乎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通常只是以十九世紀中期為界,分為近代以前和近代以後兩大時期。在筆者看來,可以劃分為三個大的時期,即:
(1)第一時期:3世紀(彌生時代)—— 19世紀中期(江戶時代末期);
(2)第二時期:19世紀中期(幕末、明治初期)—— 1945年(二戰結束);
(3)第三時期:1945年 —— 現在。
每個時期又可分為若干個階段。現將各個時期的階段劃分及其主要特徵分述如下:
(1)第一時期:3世紀(彌生時代)—— 19世紀中期(江戶時代末期)
這一時期的總的特徵表現為,隨著公元二、三世紀前後漢字傳入日本列島,日本漸次被納入中國文化圈之內,接受了以律令制為首的中國政治制度、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中國思想倫理觀念、以及以漢譯佛典為載體的中國佛教等中國文化。在這一時期大部分時間裡,日本都處在中國文明的輻射之下,在深受中國文化巨大影響的同時,也不時地感受到身處先進大邦之側的壓力。這一時期日本人的主流中國觀可以用“敬畏”、“憧憬”、“尊崇”、“親近”等詞來加以概括。具體而言,第一時期又可以劃分為以下五個階段:
(A)3世紀前半至5世紀(彌生時代至古墳時代)
(B)7世紀至10世紀(飛鳥、奈良時代至平安時代前期)
(C)11世紀初至12世紀末(平安時代中後期至鎌倉時代前期)
(D)13世紀至15世紀後期(鎌倉時代中期至室町時代)
(E)15世紀末至19世紀中期(戰國時代至江戶時代末期)
在上述五個階段中,(A)(B)兩個階段的狀況比較接近。在此期間,日本成為漢字文化圈的一員,通過不斷遣使,謀求中國王朝的承認,並開始大規模攝取中國文化。這兩個階段的日本人中國觀的“表象” 集中體現於“邪馬台國” 的對魏遣使、“倭五王” 的對南朝遣使、飛鳥、奈良時代至平安時代的遣隋使、遣唐使等官方使團的派遣方面。
在(C)(D)(E)三個階段中,(C)階段的兩國關係的變化(由官方到民間),(D)階段的元軍遠征日本,都給當時日本人的中國觀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到(E)階段則出現了豐臣秀吉出兵朝鮮。這三個階段可以說是前近代日本人對中國認識及其中國觀發生漸變的時期。儘管如此,從鎌倉時代到江戶時代,日本朝野繼續對中國文化予以高度的關注。禪宗為首的新佛教、宋學、中國書籍、書畫等中國文化以更大的規模,在更廣泛的層面上流入日本,直接促成了當時主流中國觀的形成。
(2)第二時期:19世紀中期(幕末、明治初期)—— 1945年(二戰結束)
這一時期的總的特徵表現為,在二百多年的鎖國之後,江戶幕府派遣的藩士踏上中國大陸,目睹了清末中國的腐敗,現實與理想中的“中國像”形成強烈的反差,以此為契機引起日本人中國觀發生巨大變化,轉向“失望”、“蔑視”。其後,在日本“脫亞入歐”,以西方文明的價值體系來觀察中國的背景下,加之甲午戰爭的結局,使這種中國觀成為這一時期日本人對華認識的主流。但與此同時,日本人內心深處的慕華情結依然存在,其中國觀遂呈現出二元特徵。
在第二時期,日本經歷了明治、大正、以及昭和時代前期。在這大約百年期間,日本人的中國觀基本沒有出現太大的變化,因而可以不用細分具體階段。這一時期日本人中國觀的最大“表象”是出現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論著。該時期的前半段(明治、大正)是近代日本人中國觀原型形成的最重要的時期,應該特別予以重視。
(3)第三時期:1945年 —— 現在
第三時期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日本人的中國觀。與戰前相比,戰後日本的中國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更加多元化。鑒於本文主旨在於介紹歷史上日本人中國觀的變遷問題,加之有關當代日本人中國觀的問題,已經有不少文章有過介紹,在本文中不擬詳述。

作者介紹

石曉軍,日本姬路獨協大學教授。1984年陝西師範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畢業後留校任教,1990年赴日本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1997年獲文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為中日文化交流史、古代中國對外關係史。已發表及出版的學術論著散見於海內外各地,有關中日交流史方面的專著主要有:《中日兩國相互認識的變遷》(台灣商務印書館,台北,1992年)、《從《點石齋畫報》所見到的明治日本》(東方書店,東京,2004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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