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我們作為中國人是否就一定了解這片大地？我們經歷了三十年是否就天然熟識這段歲月？改革開放三十年無疑是人類歷史上不可複製的偉大成就，它源於痛苦的現實和反思.起於大刀闊斧的革新，承自市場經濟的再認識。迎來持續增長繁榮的中國奇蹟。為此，《第一財經日報》刊發系列報導，從親歷改革的眾多省部級幹部到走在學術前沿的知名學者，他們對歷史細節和事實的回憶、對當下和未來中國發展道路的思索，匯集成了國人共同經歷的歲月，也造就了這部交織著現實與歷史跌宕旋律的書稿。
2009年危機四伏，站在歷史的節點，制勝中國未來經濟，我們需要新事實與新視角。
圖書目錄
序言 聽，歷史的回聲
原中共安徽省委書記黃璜回憶安徽無為縣農村改革
從“借地度荒”到包產到戶
原國家計委副主任楊波回憶改革開放前夕的一次重要出訪
1978年西行記
原四川省計委副主任劉兆豐，原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長林凌回憶擴
大企業自主權試點改革與首鋼承包
“一塊石子入池塘”
原四川省經濟學會副會長袁文平回憶學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概念萌發
讓價值規律改變“棉花站崗，紅薯睡覺”的土壤
原農業部鄉鎮企業局副局長張毅回憶鄉鎮企業改革
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的前前後後
原江蘇省鄉鎮企業管理局局長鄒國忠談蘇南鄉鎮企業
再解蘇南建議成立中小企業總局
原深圳市政協主席周溪舞回憶深圳特區設定之初的經濟體制改革
從打破“鐵飯碗”到取消糧票
原福建省省長、原國家商業部部長鬍平
改革開放的回憶
原商業部副部長張世堯回憶改革開放初期的商業體制改革
流通體制改革如何落子
原國家物資部副部長陸敘生
價格雙軌制“蹺蹺板”：中國企業首次集體感受市場魅力
原深圳市市長鄭良玉回憶深土¨l證券市場建立前後
證券市場，從考驗中走來
原中國人民銀行計畫資金司副司長鍾起瑞
我所親歷的貨幣信貸體制改革和三次通貨膨脹
原財政部部長、原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項懷誠
回顧中國財政改革15年
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邵秉仁
壟斷行業市場化改革不能延緩
原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秦池江
市場、政策“兩手抓”農村金融迎最好發展機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原央行非銀司司長夏斌
信託業大整頓“整”出的金融強國改革發展邏輯
原上海市副市長莊曉天、原上海計委副主任裴靜之的資本市場回憶錄
上交所成立始末與法人股B股的由來
原農業部政策法規司司長郭書田
把擴大內需的重點放在農村
原招商局常務副董事長．總經理江波細數蛇口改革開放成功經驗
大膽改革，大膽用人，大膽創新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湯敏
亞洲區域經濟合作之路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巨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魏加寧
巨觀調控30年警惕“超短期化”
中共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
“中國奇蹟”謎底是行政體制改革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李向陽
不能因過去30年好環境而低估全球經濟周期調整
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
我傾向用“自主制度創新”而不是“轉軌”描述改革30年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部長隆國強
戰略性行業不能被外資控制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盧鋒
30年農業改革實質化解糧食安全困擾
文摘
代表團這次出訪，從5月2日開始到6月6日結束，歷時一個多月，在西歐五國訪問了25個主要城市，共參觀了80多個工廠、礦山、港口、農場、大學和科研單位，看到了五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社會各方面的變化，也看到了我們在工農業生產、交通運輸、教育科學技術以及企業管理等方面與它們的差距。
聯邦德國1977年褐煤產量為12300萬噸，職工只有20000人。聯邦德國萊茵一威斯特伐利亞電力公司所屬的一個露天煤礦，年產褐煤5000萬噸，職工只有2000人，其中礦山生產工人只有900人，且40%是維修人員。最大的一台輪斗式挖掘機，只要5個人操作，一天產量就達40萬噸。而我國當時露天煤礦的生產水平，年產5000萬噸煤大約需要16萬名工人，相差80倍。
瑞士伯爾尼公司的一個低水頭水力發電站，裝機容量為2.5萬千瓦，職工只有12人。我國江西省江口水電站，當時裝機2.6萬千瓦，職工卻有298人，高出20多倍。
高速公路在五國至整個西歐，已經形成一個網路。就我個人來講，出訪以前雖然知道高速公路這個新名詞，但高級到什麼程度、車速可以達到多快，則不清楚。當時從全國來看，山東省的公路建設是搞得比較好的，但出去一看，我感覺差距太大了。當時我國連一公里高速公路都沒有。它們的高速公路有30米寬的路面，每個方向兩三道行車線，車速為80～100公里。五國高速公路總長度占公路總數的比例並不高，但運量卻非常大。聯邦德國高速公路占總公路長度不到2%，卻負擔著全國三分之一的公路貨運量。看了以後，感覺很新鮮，值得我們學習借鑑。
西歐幾個國家內河不長，但開發利用得很好。如萊茵河在聯邦德國境內不過幾百公里，有的地方水深只有兩米多，但他們採取多種措施開發利用，年貨運量占當時聯邦德國貨運量的20%以上。聯邦德國總統府就在萊茵河邊，謝爾總統接見我們代表團時說，我們的萊茵河很“勤奮”。谷牧副總理當即說，我們的長江比萊茵河長，但運量小得多，不是我們的長江不“勤奮”，是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
另外，這些國家的農業現代化水平也相當高，機械化程度高，科學技術套用多，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我們到丹麥，那裡農業勞動力只占全國總勞動力的6%～7%，但生產的糧食、牛奶和豬肉可以滿足三個丹麥的需要。
七個多小時的高層匯報
這幾個國家的現代化基本是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這十幾年內實現的。我們到聯邦德國訪問的時候，從大使館借了幾部紀錄片看，可以說，他們戰後初期面臨的困難比我國解放初期還多：不少城市被毀掉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到處是廢墟，很多老百姓沒地方住；城市沒吃的，不少人趕著馬車、牛車到鄉村找吃的；耕地沒有拖拉機，有的是用牛拉犁。聯邦德國的快速恢復和現代化當然有美國馬歇爾計畫援助的作用，但主要還是靠自己實現的。丹麥由一個農業國變成經濟發達的工業國，基本上是在1957～1970年這14年中實現的。這一階段丹麥的工業生產總值平均年增長12%，工業品出口額增加近5倍。1956年，丹麥的出口商品中農產品占65%，1970年工業品反占64%。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隨著五國經濟恢復和發展，隨著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各國企業急速兼併，資本更加集中，生產更加社會化。瑞士朋友向我們介紹說，20世紀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該國工業企業數量減少了一半多，工業生產值的80%掌握在100家企業手中。戰後工業投資很大，主要用於更新老設備和購買國外先進設備。我們參觀的丹麥大東公司（寶隆洋行）在55個國家設有205個分公司，這種跨國公司很多在第三世界國家設廠，利用廉價的勞動力和原料生產初級產品。還有它們對科學技術的高度重視，讓我們感觸很深，例如瑞士一家公司出售的遠洋船用柴油機專利，就占全世界這方面專利的近一半。
在代表團回國途中，大家就開始熱烈討論起考察報告該如何撰寫了。回到北京，在谷牧同志的親自主持下，經過全體團員的認真討論，反覆研究，撰寫了一份考察報告，向中央詳細報告了訪問情況，總結了值得我們學習借鑑的經驗，提出了改進我們的經濟工作、科技工作和對外工作的建議，供中央參考。以後的實踐表明，這些具體建議大都被中央採納了。
我回來後就在山東省幹部大會上詳細介紹了自己的見聞和思考。據我了解，6月30日下午3點半，中共中央政治局聽取了谷牧同志的匯報，匯報一直進行到晚上11點多。據記載，谷牧同志當時主要談了三點。
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歐已開發國家的經濟確有很大發展，尤其是科學技術日新月異，電子技術廣泛套用，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和這些國家相比，我國大大落後了，形勢咄咄逼人。這些國家的經濟運行機制、政府對經濟的調控和對社會矛盾的處理，有很多方面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鑑。二是這些國家大都對華友好，由於資金過剩，技術要找市場，商品要找銷路，所以都非常重視與中國發展經濟貿易往來。只要我們做好工作，許多似乎難辦的事情都可以辦成。三是在發展對外經濟交往中，有許多國際上通行的辦法，如補償貿易、合作生產、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等，我們可以研究採用，以加速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匯報後，到會的中央領導同志展開了熱烈討論。
不久後，鄧小平同志又找谷牧談話，強調引進的事要做，要抓緊時間。
根據中央政治局和小平同志的指示，7月上旬，國務院召開加速現代化建設務虛會，谷牧同志又詳細介紹了考察情況。這個會開到9月9日，會上大家認真總結了新中國近30年的經驗教訓，研究國外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特別是如何加強技術引進和擴大外貿出口以便更靈活利用外資等問題，提出了很多寶貴建議。這次會議為當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實行改革開放，作了重要準備。
谷牧副總理後來兼任國務院新成立的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主任、國家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主任，一直分管按照鄧小平同志意見新設立的經濟特區工作，恐怕也有上述的因素。
序言
是否我們作為中國人就一定了解這片大地？是否我們經歷了30年就天然熟識這段歲月？即便我們生活於當下，但當下、以往和未來究竟對個體生命和這個國家意味著什麼，我們又能把握幾成？
太多的不解在心頭盤旋，而我們能做的只有不斷地叩問——對話歷史、深觸當下、叩問時代——現在，您手中的這本書就是我們又一次出發，又一份努力。
改革開放30年無疑帶來了人類歷史上不可複製的偉大成就，它源於痛苦的現實和反思，起於大刀闊斧地革新，承自市場經濟的再認識，迎來持續增長繁榮的中國奇蹟。
不過，說是奇蹟，其實無非也是無數國人用心血、行為灌溉出的一棵大樹，如同那首動人的英文小詩：橡果，橡果，不要在意你現在的渺小；有一天，你也是一棵大橡樹。面對奇蹟，回首過去，我們發現更多的是真實和常識，是內化於每箇中國人體內和歷史中的那種生生不息的東西。
自2007年底，當我們討論如何面對2008年時，我們也開始思索如何面對改革開放30年紀念。無數的人們、紛繁的故事、龐大的歷史，還有那么多的各類媒體，如何立足自己腳下的土壤，找到大地之聲呢？如何通過發現真實和細節，舒展看似緊張的人與歷史間的矛盾呢？
我們需要新視角、新事實。
親歷者和慧智者是我們的兩個槓桿。前者主要集中於30年間雖耳熟但未必詳識的省部級領導幹部，他們多從基層走來，歷經計畫經濟與30年變遷，向上可達中央和最高領導組織的會議，向下可到一村一廠，正是能打通上下現實的關節點；而後者更多是以彼得·格魯克所言的“旁觀者”身份出現於這段歷史中的，雖然不乏政策建言乃至臨時參與，但更多的時候是調研四方、目通八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