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中國經濟模式]](/img/e/676/nBnauM3XyQDN4ETN3YTN0ETN1UTM1QDN5MjM5ADMwAjMwUzL2UzLxg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中國模式[中國經濟模式]")
簡介
“中國模式” (或曰“中國道路”、“北京共識”等)，特指中國經濟模式。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總量在世界上的排位由第10位上升到2010年的第2位，農村貧困人口減少到不足3千萬，取得的成就引起全球的關注。“中國模式”、“北京共識”的說法在國際上流行。
中國模式是指在向市場經濟過渡過程中，市場經濟制度主要不是依靠從外部（西方）“引進的”政策和規則，而是根據自己國家的國情和改革進程中形成的政策、規則、路徑和方式，逐步實現國家的新制度安排。也可以指走中國特有的社會主義道路。如果從制度變遷的視角審讀“中國模式”的意義，它意味著中國開創了一條中國式的制度創新道路，這就是：“ 中國模式”在改革開放進程中逐漸形成的制度內生性，即中國轉型的“內生性制度安排”。中國模式豐富和發展了世界發展模式，也必將為人類文明不斷地走向繁榮與發展作出自己的貢獻。
淵源與發展
“中國模式”一詞開始越來越多地躍入人們的眼帘。最先提出這一用語的，仿佛是西方人，後來俄羅斯學者也使用了這個用語。西方人提出“中國模式”，給人的感覺，好像他們是印象式的。他們主要認為中國不同於世界近現代史上其他東西方大國，突然崛起，而且是和平崛起，並像發動機一樣帶動了亞洲
風采乃至世界的經濟，視其有不同於其他大國的突出特點，因而稱為“中國模式”。俄羅斯學者使用“中國模式”一語，就不同了；他們採用這種提法是從自己的體驗、認識中來的，是從他們與蘇聯模式的區別、對比中得出來的，因此，他們使用這個字眼和術語，尤其使人注目。對他們這種“內行人”、“過來人”使用“中國模式”這一提法，應當引起我們中國學界的重視。相比之下，倒是我們中國人、中國學者，使用“中國模式”十分謹慎，到目前為止，認可和使用“中國模式”者，還為數寥寥；倒是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仍屬於蘇聯模式者，大有人在，直到不久前還有同志發表文章認為，蘇聯模式和史達林體制的“內涵”、“內容”，就是鄧小平同志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這實際上是把“四項基本原則”混同於蘇聯模式，隨而也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和理論體系，即“中國模式”，與史達林體制和蘇聯模式混同了。
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過程，對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同蘇聯模式論和史達林體制的區別，可以毫不含糊地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蘇聯模式的突破，而且是全面的突破。
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它作為一個科學理論體系，既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理，又紮根於我國國情和時代賦予的鮮明中國特色。我們堅信，這一理論體系作為當代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將與我國國情更加密切結合，與時代發展同進步、與人民民眾共命運，日益煥發出更加強大的生命力、創造力和感召力。這實際上標誌著“中國社會主義模式”即“中國模式”的正式誕生。
產生背景和條件
胡錦濤改革開放以前，中國舊的經濟模式基本上是“史達林模式”，國營經濟處於絕對優勢地位，政府實行高度集中統一管理的計畫經濟體制，形成較先進的工業和城市與極為落後的農業和農村並存的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這種模式存在嚴重的缺陷，帶來的是消耗高、浪費大、質量差、效益低，形成的是短缺經濟，廣大人民民眾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應有的提高，加上“文革”的政治動亂，使中國經濟走到崩潰的邊緣。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78年“文革”結束、改革開放的主要政治障礙基本清除後，中國走上了探索新的經濟模式的道路。
值得指出的是，中國舊的經濟模式雖然問題很多、弊端突出，但也不是一無是處，一個重要的成就是，形成了比較完整的工業和國民經濟體系，打下了比較好的重工業基礎，為改革開放後輕工業和農業的快速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否則，以鄉鎮企業為主體的農村工業難以得到那么快的發展。
基本特徵
中國經濟模式是在改革“史達林模式”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中國模式”也可以說是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模式。從基本經濟制度上看，中國由過去追求“一大二公、三純四統”的單一公有制轉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形成了多種所有制並存交融的混合經濟；由過去分配方式單一、平均主義傾向嚴重的分配製度轉變為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公平與效率並重、既有差別而差別又不能過大、既鼓勵部分人先富又強調最終要達到共同富裕的分配製度。
從經濟體制上看
中國已經根本改變傳統的計畫經濟體制，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種體制不同於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體制，在主要以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上，更多地發揮市場、價格、競爭作用的同時，也特別注重合理地發揮政府巨觀調控和戰略指導的作用，沒有完全放棄必要的國家管理經濟的作用。
從經濟結構上看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結構根據國情和國際環境，在不斷的調整中趨向合理化。在輕工業快速發展、農業得到加強之後，重工業太重、輕工業太輕、農業落後的畸形產業結構已經改變，重點發展的是裝備製造業、高技術產業和服務業；工業化與城市化不協調、城市化嚴重滯後的局面已經改觀，在城市化加速發展的同時，並沒有出現部分拉美國家和印度等國那樣的過度城市化；正在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東北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中部崛起戰略，以縮小地區差距，實現地區平衡協調發展。
從經濟成長方式上看
中國的經濟成長方式長期以來都是以粗放型為主，主要依靠高投入、高消耗發展經濟，這種情況已經開始改變，新模式強調要依靠技術進步、加強管理，以低投入、高產出、高效益的集約型增長方式為主。
從經濟發展戰略上看
中國已經成功實現戰略轉換，由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轉變成現代化戰略；由重速度、重數量、輕效益、輕質量的傾向轉變成以經濟效益為中心，注重效益、質量、合理實在的速度；由片面強調自力更生、閉關鎖國轉變成對外開放，掌握兩套本領，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可持續發展戰略。
內在規定
在最直接的意義上，所謂中國模式，應該就是對中國三十年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經驗的集中概括和總結，有著鮮明而獨特的內在規定性。
獨立自主
其一，自己的事情自己辦。鄧小平說，“獨立自主，不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都是我們的立足點”。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實行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充分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儘管外貿依存度較大，但不是外部依賴經濟，更談不上“依附型積累”，經濟成長主要依靠中國自身的城鎮化、工業化進程的推動，獨立自主的發展實質始終沒有變。其二，堅持把自己的事情辦好。最根本的一條，就是緊緊扭住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努力使經濟成長速度保持在較高水平。其三，在開放社會中認識自己、發展自己。中國模式的成功經驗表明：閉關自守、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一條自絕於人類文明大道的死路；盲目排外，任由民族主義情緒泛濫，根本上背離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不顧實際國情的區別，簡單複製別國模式，無疑是取亂之道；而堅持對外開放戰略，實現與世界的良性互動，是獲得對自身民族性格、歷史方位、發展戰略等主體特性的科學認識以及實現自身根本利益的必由之路。
改革創新
其一，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不懈怠，不折騰。1978年以來，沒有思想觀念、生產關係、管理體制、政府職能和領導方式等諸多方面的大變革，就不會有社會生產力的大解放和大發展。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化，社會生活中諸如收入分配差距拉大、部分民眾權益受到侵害、官員腐敗現象嚴重等一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凸現，但我們不能因此而懷疑甚至否定改革重走回頭路，更不能改弦易轍，而應在不斷增強改革決策科學性、改革舉措協調性的前提下，最終依靠改革的不斷深化加以解決。其二，因地制宜，鼓勵創新，不搞一刀切。正是在這種改革方略的指導下，各地在社會經濟發展、民主政治建設、文化體制改革等方面湧現出一系列帶有本地特色的“模式”和“經驗”，有力推進了各地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也顯示出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為實踐基礎的中國模式所具有的內在活力和強大生命力。其三，穩字當頭，循序漸進，不搞齊步走。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是三十年改革實踐的一條成功經驗。我國的改革進程，突破了中外教科書的各種理論範式，打破了西方改革家的線性規劃，也避免了諸如“休克療法”帶來的劇烈社會震盪，走出了一整套具有中國特色的具體發展道路。
實踐本位
其一，實踐第一，理論服務於社會實踐。在“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首要的基本問題上，不拘泥於經典作家的具體論述，而是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高度理解和把握社會主義本質，圍繞經濟
張維為:中國模式是&amp建設這箇中心工作，制定和推行各項戰略部署。在“什麼是共產黨、怎樣建設共產黨”這個基本問題上，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科學態度，客觀看待共產黨的時代任務、歷史方位、社會環境以及由此引起的階級結構的變化和特點，注重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在“什麼是馬克思主義，怎樣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問題上，堅持以歷史、具體和實踐的眼光看待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一系列觀點和論述，克服僵化思維和形上學觀念的影響，注重在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過程中開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和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新境界。其二，堅持讓實踐說話，不搞無謂的爭論。從改革開放之初一直到今天，可以說來自左右兩個方面有關改革實踐及其理論的爭論就始終沒有中斷過，但這些爭論在根本上都沒有構成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大局的干擾，主要原因在於我們從一開始就明確了一條基本方針，既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不搞無謂的爭論。其三，“摸著石頭過河”，著力推進實踐基礎上的體制、制度和理論創新。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前無古人的嶄新事業，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鑑，前人也沒有具體論述，一切只能在實踐中探索。有人說“摸論”是典型的經驗主義，與科學理性是背離的，這種論調的錯誤在於，它只是從字面上理解這句話，把中國當初的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看成一個沒有任何歷史繼承和理論來源的邏輯原點。實際上，中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不僅沒有丟棄老祖宗，反而是始終注意堅持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與中國的實際國情和時代特徵相結合，以實踐創新推進理論創新。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這一自覺歷史過程的理論結晶。
以人為本
其一，尊重人民首創精神。改革開放以來，幾乎每一項關乎全局、影響深遠的體制、機制和制度創新，都得益於人民民眾的首創之功。其二，讓改革發展的成果惠及全體人民。發展依靠誰、為了誰，是一個決定發展性質及其方向的重大原則問題。對這個問題，鄧小平關於社會主義本質的著名論斷已經做出了初步回答。黨的十六大以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的提出與貫徹，不是對以往發展路線的否定，也不是什麼所謂的糾偏，根本目的在於通過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確保廣大人民民眾得益於改革、受惠於改革，從而成為深化改革、促進發展的強大力量。其三，切實保障人民民眾的各項權益。“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一定意義上是從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起步的，而當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沒有民主，也沒有社會主義”、“精神貧乏也不是社會主義”等就很自然地成為新時期新階段人們對“什麼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問題的追問。對這些問題的回答，構成為新形勢下黨和政府為切實維護、實現、發展人民民眾各項基本權益而推行的一系列改革發展舉措。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們把新時期的奮鬥目標完整地表述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則是對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根本目標的進一步明確，同時也深刻揭示了中國模式蘊含的基本價值遵循。
和而不同
其一，多元一體，相得益彰。我國有五十六個民族，但在以民族區域自治為基礎的黨的新時期民族政策指引下，形成了多元一體、和諧發展的良好格局；“一國兩制”的政治智慧，成功解決了香港、澳門的回歸和治理問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則為新時期文化藝術的繁榮發展提供了科學指南；而對內構建和諧社會，對外建設和諧世界，更是這一哲學思想在國家社會建設和對外戰略方面的生動體現。其二，求同存異，凝聚共識。改革開放以來，針對多次不同的觀點爭鳴，我們注意區分學術與政治、思想認識與是非原則問題，注重在多元中尋求主導，於多樣中尋求共識，極大地凝聚了社會各界關於改革發展的共識，最大限度地匯集了各方智慧，團結了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共同致力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其三，和平發展，互利共贏。崇尚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重要取向。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歷來奉行和平共處、合作交流、互利共贏的對外戰略。落後的中國走向繁榮富強，時代條件已經不允許再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老路，強盛的中國儘管是“大塊頭”，但不當頭、不爭霸的根本立場決定了它帶給世界的不是挑戰，而是機遇。
經驗
成功
基本經驗中國現行的模式雖然還在發展、完善中，但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積累了不少有價值的成功經驗。開發中國家的首要任務是發展經濟，持續有效的發展又需要完善的制度保證、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如果制度極不合理、政治上動盪不定，就談不上發展。
“中國模式”的一個重要的成功經驗，就是正確處理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係。中國的經驗是：發展是目的，是硬道理，是第一要務；改革是手段，是動力；穩定是前提，是必備條件，三者相互依存，互為條件；改革和穩定為發展服務，發展能夠促進改革和穩定，改革必須帶來發展，使儘可能多的人受益。
“中國模式”沒有走極端、搞單一化，而是實行多元化、多樣化、混合化。既否定了單一公有化，又沒有搞全盤私有化，從而能夠發揮多種所有制的優勢和作用；既改變了方式單一的平均主義傾向嚴重的分配製度，擴大收入差距，鼓勵部分人先富，又強調縮小過大的收入差距，防止貧富高低懸殊、兩極分化，最終要達到共同富裕，公平效率並重，更有利於發展和穩定；既改變了傳統的計畫經濟體制，又沒有一切市場化、完全自由放任化，注重發揮了政府巨觀管理的作用，更有利於糾正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特別是致力於公共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建設，為中國經濟發展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在實行對外開放的同時，並沒有放棄對本國企業、產業、經濟的必要的合理的保護；既充分利用國外的資本、資源、先進技術和管理方法，又減少對外國的依賴，促進本國企業和產業的發展，維護本國的經濟安全。中國的模式轉換也沒有採取激進式的“休克療法”，而是漸進式的“摸著石頭過河”，先易後難，先試驗後推廣，重點突破與整體推進相結合，“雙軌”過渡，積極穩妥，循序漸進，這樣阻力更小，成本更低，至少到目前為止的實踐證明是更成功的方式。
不足和完善
中國現行的模式，雖然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還不成熟、不完善。其不足之處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創新動力不足，技術進步不快；資源短缺，環境污染，壓力加大；貿易摩擦不斷、出口受阻、國際競爭激烈、外貿條件惡化、外貿順差過大、外貿依存度太高；工業、城市、東部地區發展快，農業、農村、中西部發展滯後，“三農”問題嚴重，城鄉、地區發展差距擴大；收入差距擴大，發展成果分享不均；公共品供給不足，看病難、買房難、上學難、就業難，生產安全和社會治安問題比較嚴重；農民、農民工、下崗職工等弱勢群體問題比較突出；民主、法制不健全，誠信缺失、道德失范明顯，政府有些不該管的事仍然還在管，有些該管的事又沒有管好，腐敗現象也比較嚴重。
正是針對這些問題和不足，中國提出一系列新的理念、提出樹立和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以充實和完善現行的經濟模式。
政治智慧
中國經過30年的改革，已經形成了一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和道路，或說中國模式，這個模式在政治方面，就是社會主義的民主政治，這個模式就是十七大報告講的，“三者有機統一，四大民主框架”——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層民眾自治制度，不斷推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
在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總體處於低潮，西方固有政治模式也遭遇諸多問題的形勢下，中國的快速崛起以及中國政治模式釋放勃勃生機，成為幾十年來世界政治發展進程中最引人矚目的現象之一。縱觀當代世界各國的運行狀況，中國政治發展所處的環境最為複雜，需要克服的困難最多，實際成效最為明顯，蘊含的政治智慧也最為豐富。特別是通過確定原則性、全面性、均衡性相統一的政治原則、政治方法，科學把握整個政治發展運行軌跡的舉措，成為具有本質意義的“大智慧”。當前，國際國內形勢正發生深刻的變化，中國承擔的使命將更加繁重，學深用活中國政治發展中的政治智慧，有利於廣大黨員幹部進一步堅定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信念，深入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根本規律，不斷提高執政水平與駕馭複雜局面的能力，從容應對新世紀新階段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發展中隨時出現的各種矛盾和問題。
從應對中國變革難題到回答世界政治發展難題的“大智慧”
智慧通常指辨析、判斷、處理問題的能力。中國政治發展中的政治智慧特指改革開放以來，黨領導全國人民不斷探索，在逐步形成中國政治模式過程中辨析、判斷、處理政治問題的突出能力。這種突出能力不僅有效處理、逐步解決了中國變革過程中諸多重大難題，而且逐步回答了當今世界政治發展中形成困惑的一些重大難題。
在科學處理中國經濟社會變革的複雜關係中展示政治智慧。發端於1970年代末期的改革開放，是一個不斷應對複雜局面，克服多重矛盾的過程：黨既要堅決糾正領導人在政治、經濟等重大領域的種種失誤，又不能因為路線、方針、政策的調整而造成思想、政治、組織上的混亂；既要向西方打開國門，引進各種
江澤民經濟要素，又要堅決避免意識形態以至政治制度受到嚴重衝擊；既要發揮市場經濟的主導作用，又要避免思想、利益、組織形式多樣化而造成社會的失序；既要改革執政黨“包辦代替”、中央政府“一竿子到底”的政權運行方式，又要在權力下放後避免社會整體調控能力大大減弱；既要激發有條件的區域、人群、領域的創造活力，又要避免相互之間差距過於明顯而蓄積難以調和的矛盾……在中國這樣一個擁有十幾億人口、經濟社會發展高度不平衡的國家，要處理好這些重大關係，無疑是世界級難題。但是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不僅經濟總量從世界第12位躍升到世界前列，全社會長期積累的矛盾不斷緩解，而且始終堅持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原則，執政黨與國家的凝聚力在新的層面不斷增強。這一切沒有執政黨高超的政治智慧是難以實現的。
在解答世界政治難題過程中展示政治智慧。中國高速發展、政治模式不斷完善的過程，也是不少國家從否定、懷疑中國政治發展道路到不得不認真看待，以致於客觀評價中國政治模式的過程。這種轉變不僅僅是因為中國的快速發展改變了世界經濟的格局，也包括中國的政治模式從一些重要的方面科學處理了涉及民主與法制的重要關係，解答了西方已開發國家長期以來都相當困惑的問題。例如：作為中國根本組織原則的民主集中制，經過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建設，既能夠通過固定的程式聽取各方意見，融合各方智慧，又能夠把意見、智慧集中為統一意志，依靠嚴密的組織體系來貫徹實施。作為基本政治制度的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經過不斷完善，即使執政黨受到有效監督，又能體現不同群體的意願與利益，避免純粹競爭性政黨許多時候的無謂紛爭。在民主形式上，將投票式民主與協商式民主有效結合，顯示了民主的多樣性，既體現民眾的真實意願，又能夠有效減少單純運用選舉式民主對少數人利益的影響。在政權運行體制上，執政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各級人大、政府、政協及法院、檢察院各司其職，既合乎政黨理論的一般原則，又能夠減少建立在制衡基礎上的國家權力機關與相應體系運行時可能產生的過度損耗。在社會整合模式方面，執政黨團結各個政黨、民族、宗教、階層以及海內外人士形成統一戰線，既尋求一致性，又尊重差異性，有利於形成合力，較好完成共同的目標。在多民族共處共促方面，通過少數民族自主自治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相結合，既體現各民族之間真正意義上的實質平等，又順應現代社會各民族不斷融合的發展趨勢。在矛盾糾紛處理方面，實行司法審判與人民信訪、人民調解有機結合，既體現司法機關的尊嚴，又有利於化解矛盾……眾所周知，西方社會的政治模式與人類社會的近代化、現代化進程相伴而生、相伴發展，創造了人類社會的諸多政治文明成果，但依然暴露了許多不足甚至嚴重缺陷。中國的政治模式在不斷解決自身問題的同時，經過有效的探索，為國際社會現有模式某些難以解決的問題，提供了許多具有說服力的答案。
從根本著眼運行著手廣泛運用的“大智慧”
當改革開放的步子邁開時，由於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遵循，中國的許多具體舉措是“摸著石頭過河”。但是涉及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一些根本性問題時，黨的幾代領導人始終展示出一種“大智慧”：無論
胡錦濤經濟社會如何運行，都要堅持明確、穩固而科學的政治原則與根本方法。這種“大智慧”博大精深，概括起來，具有鮮明的原則性、全面性、均衡性。
原則性。改革開放以來，黨始終堅持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原則，即在政治方向上，始終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政治發展舉措上，始終堅持民主與法制建設這一主要內容；在政治效果方面，始終堅持以實踐作為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全面性。在中國政治模式形成、完善的過程中，黨總是用系統、全面、整體的思維分析判斷、謀篇布局，把現代社會涉及政治發展的重要領域作為有機整體。正像處理現代化建設的重大關係時，總是注意“改革、發展、穩定”相互協調一樣，在推進政治發展時，也不是簡單地突出一個方面，而是始終把政治效果、經濟效果、社會效果統籌考慮。最為典型的是關於黨的基本路線、方針以及重要策略的確定。在民主與法制建設方面，既強調堅持黨的領導，又強調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的統一。在科學發展觀方面，既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又強調以人為本與全面協調可持續的要求，以及統籌兼顧的方法……這種全面性，是服從原則性的全面性，不是不分輕重的面面俱到。
均衡性。改革必須突破常規，不斷創新，但無論如何著力，都要具有穩定的結構與框架。在中國政治模式形成、完善的過程中，黨一方面始終注意與時俱進，激發全社會的生機與活力；另一方面又始終保持政治結構的均衡性，保持黨對全國現代化大局的絕對領導權與調控力。同時，黨又越來越注意通過制度化、規範化、程式化，將一系列先進的理念加以具體化與穩固化，保持政治運行的均衡性。政治結構與政治運行的均衡性相互補充與促進。
在原則性、全面性、均衡性當中，原則性是根本，全面性是表現，均衡性是結果，也是一種保障。三者構成有機整體，形成既符合中國國情，又充分體現人類發展規律，充分展示科學性、先導性、實效性的“大智慧”。
中國政治發展體現的“大智慧”，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快速崛起的重要原因，是人類社會政治發展的重要成果。集原則性、全面性、均衡性為一體的科學思維理念，反映出黨對經濟全球化、信息一體化時代人類重要發展規律的把握。這些理念不僅適用政治領域，而且適用現代社會的各個領域。進入新世紀新階段，中國需要在全面融入世界的過程中，堅持與發展中國政治模式，既不斷解決自身面臨的各種問題，又為世界政治文明建設不斷作出新的貢獻。因此，全體黨員尤其是各級領導幹部需要深刻領悟與充分汲取中國政治發展中的政治智慧，始終強化根本性的政治理念，深化原則性、全面性、均衡性相統一的政治思維，不斷提升自身的綜合素養，以自身的實踐進一步強化中國政治模式的綜合運行效果。
經濟模式
從經濟模式來看，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模式。這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
深入學習科學發展觀如果來分層次的理解，根據資本事實，可以把它概括為四個層面：
第一、從所有制角度來看，我們是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同時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這是經濟模式的第一層面。
第二、從分配角度來看，我們是實行市場經濟條件下，以市場型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這樣一個分配模式。
第三、從資源配置或者說經濟調節模式來看，是實行市場調節為基礎、國家調節為主導這樣一種雙重調節模式。簡單來說，就是國家主導型的市場經濟模式，即國家調節為主導、市場調節為基礎。著名經濟學家劉國光同志寫的《總結30周年的一個經濟改革的經驗》一文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08年第六期上，這篇文章高度地總結了這個模式以及今後的發展趨勢。
第四、從統籌國內外，也就是從對外開放這個角度來講，就是要建立一種中國自力更生為主導、同時又是全方位開放的模式，可以簡稱自立主導型全方位開放模式。
社會變革
30年中國社會結構變革的獨特路徑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革，而且呈現出獨特的發展路徑。
以階層結構的變革為例。30年前，中國社會階層結構具有如下一些重要的特徵：第一，階層化的趨勢。改革開放前的中國社會，結構化或者階層化的趨勢開始越來越顯著，“新階級”、中產階級、再分配者、直接生產者、單位分層等等概念都是對這種階層化現狀和趨勢的反映。第二，國家權力起決定性的作用。由於消滅了生產資料私人占有制度，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消滅了市場制度，國家、特別是中央政府高度控制了幾乎所有重要的社會資源和機會，並在整個社會中進行分配，這種等級或階層結構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於市場經濟社會中的階層結構。第三，社會不平等程度較小。
毫無疑問，“市場化”是人們最常用來描繪中國30年來的變革的一個中心概念，即：所謂轉型社會或轉型的過程，其核心是從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計畫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市場化轉型所具有的社會結構意義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其一，新的社會資源和結構的形成。正如“市場轉型”理論所強調的，在一個經歷著市場取向轉型的社會中，新的經濟整合機制的引入，不僅構成了新階層產生的社會基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礎，而且導致社會分層新機制的出現。例如，私營企業家階層的崛起，中間階層或“白領”階層的形成。一般認為，現代化的社會結構，是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形狀，但目前我國社會還是金字塔型，與橄欖型結構的形成還有相當距離。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其二，不平等疊加。在向市場體制轉型的初期，市場機制具有一定程度的平等化效應。但是，隨著市場機制逐漸成為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分配的主要機制後，市場化過程所帶來的社會不平等也逐漸成為主要的不平等機制。更為重要的是，由於轉型社會混合體制的特徵，兩種體制中所含有的不平等機制在當前中國社會中被疊加在一起，造成了巨大的社會分化。
其三，市場化機製取代再分配機制。改革開放30年來最大的變化是市場機制或者經濟因素也成為了社會分層的主要機制，至少成為了與政治因素比肩的重要因素。可以看到，隨著市場化的發展，除了經濟因素的影響力上升外，家庭背景的影響力也有顯著上升，教育作為現代社會的一般要素，在改革前後都保持著顯著的影響。
文化模式
中國特色的文化發展模式經過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在改革開放初期的80年代，中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文化轉變為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文化，當時中國文化面臨著這么幾個問題：一個是如何解構文化大革命中的“四人幫”文化，二是面對西方文化的衝擊，中國傳統文化能不能現代化？什麼是現代化？這在當時有很大的爭論。
第二個階段是90年代，隨著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國際社會從冷戰向後冷戰轉變，
和諧世界中國文化如何來適應這種轉變。我們在90年代提出這樣兩個問題：一是如何吸收外來文化，二是如何批判西方文化中心論。當然我們也不搞中國文化中心論。90年代是文化冷靜消化的階段，實際上就是中國文化怎么在吸收外來文化的基礎上整合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化，這種中國特色的文化也就是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魄的文化。 第三個階段是21世紀初，中國文化主要是弘揚中華文化，建設共有精神家園。中國在硬實力走向世界的時候，軟實力並沒有跟上去，所以引起西方很多誤解，製造了多種“中國威脅論”。所以我們在硬實力走向世界的時候，軟實力也必須走向世界，中國文化必須走向世界。只有了解中國文化，才能了解中國現實的所作所為，理解中國現實政策思想。我們自覺提出中國文化要有中國風格和中國氣魄，這是中國文化的一次自覺。這個時候我們提出來“和諧世界”、“建設和諧社會”、“以人為本”、“以和為貴”等這樣一些思想，來宣傳中國文化的特色就是“和平、發展、合作”，表現出中國文化“和”的內涵。
發展方向
四個堅定不移指明“中國模式”發展方向
胡錦濤總書記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黨校的重要講話，是一篇極為重要的馬克思主義綱領性文獻。講話的一條主線，就是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胡錦濤講話
判斷一個國家的發展是否成功，很重要的一條標準就是看它是否經過長期探索闖出了也就是找到了一條與本國國情和時代特徵相適應、行之有效的發展道路。這已是當今國際社會的共識。我國是在經過長期艱辛探索，付出巨大代價的基礎上，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才成功地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中國自從走上這條道路以後，29年來中華大地發生巨變，社會主義事業欣欣向榮。國際社會很多有識之士，稱讚和看好“中國模式”和發展道路。21世紀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求我們繼續在這條道路上走下去，決不動搖。胡錦濤同志在講話中所提出的“四個堅定不移”，為我們指明了方向。
堅定不移地堅持 解放思想
鄧小平在新的歷史時期，堅持和發展了毛澤東的哲學思想，在實事求是前面加上“解放思想”四個字，作
胡錦濤講話為黨的思想路線的完整表述。鄧小平所以特彆強調解放思想，是因為當代中國和當代世界都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而人們的認識往往落後於實踐，處於僵化半僵化狀態，跟不上變化了的客觀形勢。而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擺脫這種狀態，實現主觀認識和客觀實際相一致，達到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確立，為全面糾正“左”的錯誤，正確總結社會主義歷史經驗，重新探索和開拓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在新時期我們黨的辭彙中有兩個最能啟發人們解放思想，一個是“中國特色”，一個是“初級階段”。但是，無論是“中國特色”還是“初級階段”，又都是以社會主義為基礎和出發點。胡錦濤在講話中所以特彆強調解放思想，是因為進入新世紀新階段，我國發展面臨的機遇和面對的挑戰都是前所未有的；改革進入深水區，遇到的都是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特別是我國經過29年跨越式的大發展，在取得歷史性偉大成就的同時，存在的矛盾和問題也是最多的，西方國家幾百年中分階段出現的矛盾和問題，在我國幾乎同時一次性地出現了。在這種情況下，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形成新思路，拿出新辦法，去解決這些新問題。胡錦濤同志指出，解放思想，是黨的思想路線的本質要求，是我們應對前進道路上各種新情況新問題、不斷開創事業新局面的一大法寶，必須堅定不移地加以堅持。
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中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實行改革開放。中國的改革是全面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具體制度的改革即體制改革，其實質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中國的改革不是本來意義上的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政治革命，但是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引起社會生活各方面的深刻變化、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上看，它的作用和意義不亞於革命，就其引起社會變革的廣度和深度來說，是一次新的偉大革命，其實質和目標，就是通過改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與改革同時進行的是對外開放，它是我國長期不變的基本國策。對外開放的實質和目的是大膽吸收人類文明的一切成果，特別是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拿來為我所用，發展自己，以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資本主義是人類歷史上極富活力和彈性的社會，它在幾百年中所創造的文明成果遠遠超過了以往世紀的總和，經濟文化落後的國家如果不借鑑它，就難以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中國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舊貌換新顏，是世界改革史上最成功的範例。當前，無論從面對更為深度地融入經濟全球化而不斷經受世界經濟浪潮的衝擊，還是應對國內利益格局的重新調整，都要求進一步深化改革，擴大對外開放，而不能停滯不前，更不能走回頭路。胡錦濤同志說，改革開放，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不斷創新充滿活力的體制機制的必然要求，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動力，必須堅定不移地加以推進。
堅定不移地推動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和諧
這是黨中央在新世紀新階段所提出的重大戰略思想和戰略決策。發展是硬道理，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也是中國現在和將來很長一個時期的主旋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已經取得重大成果。但是，發展有一個從低級到高級的過程，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應及時轉入科學發展軌道。黨的十六大以後，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是對黨的三代領導集體關於發展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理論的核心內容和最新成果，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指導思想。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實質是又好又快的發展。堅持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我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才能轉向科學發展軌道，開拓科學發展的新局面。科學發展需要社會和諧，社會和諧才能促進科學發展，二者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以胡錦濤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所以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絕不是領導人一時心血來潮的主觀臆想，而是實踐提出的迫切要求。我國進入新世紀新階段以後，經濟社會發展出現了階段性特徵，一方面實現了跨越式發展，另一方面出現了許多新問題。與平民百姓生活有關的教育、住房、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社會事業發展落後，不能滿足人民的要求，需要加強社會建設；經濟社會之間、城鄉之間、區域之間發展很不平衡，要求改變這種局面，實現和諧發展；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分子以及後來出現的新的社會階層，相互之間的利益矛盾日益突出，需要採取正確的方法化解矛盾，實現人與社會的和諧；人口、資源、環境的壓力越來越大，粗放式的經濟成長方式，導致資源能源緊缺，一些地區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嚴重，要求關注人與自然的和諧。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黨為實現社會和諧所做的努力，又為我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供了現實可能性。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立足現實，面向長遠，為實現國家和社會的長治久安，黨中央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這個大戰略。胡錦濤同志說，科學發展，社會和諧，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要求，是實現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的內在需要，必須堅定不移地加以落實。
堅定不移地為建設全面小康社會而奮鬥
“小康”一詞極富中國色彩，它來源於中國民間和傳統文化中的儒家思想，在民眾中具有廣泛影響。鄧小平將其古為今用，並賦予它以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含義。經過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努力，到2000年已實現了總體小康，在此基礎上，黨的十六大進一步提出，我們要在20世紀頭20年，集中力量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會，使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再奮鬥30年，到世紀中葉基本上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胡錦濤同志指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我們黨和國家到2020年的奮鬥目標，是全國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必須堅定不移地為之奮鬥。
綜上所述，解放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思想先導，改革開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強大動力，科學發展和社會和諧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科學途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目標指引。這“四個堅定不移”相互聯繫，相互促進，缺一不可，統一於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構成新世紀新階段堅定不移地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重要標誌和行動指南。只要沿著這“四個堅定不移”所指明的方向前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會越走越堅實、越走越寬廣。
影響
中國的改革是積極穩步向前推進的，可以說是世界改革史中最成功的，30年的改革開放，使中國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舊貌換新顏，其成就已超過了工業革命時期的英國，19世紀的美國。
中國改革成功的主要原因有七條：以解放思想為先導，經濟體制的根本變革，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相結合，選擇適合中國國情的改革路子、以計畫經濟為主、市場調整為輔—— 計畫和市場相結合——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漸進改革策略，保持改革、發展、穩定的良性循環，重視經驗總結和理論指導，堅持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30年的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並影響世界。
這三十多年來，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歷史性成就。一是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改革開放30年，中國經濟平均以9.75%的速度快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由1978年的3600億元人民幣上升到 2011年的47萬億元人民幣，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已超過七國集團的加拿大、義大利、俄羅斯、法國、德國、日本；中國的人均GDP也由1978年不足100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4000美元以上，人民生活總體上實現了由溫飽到小康。在這個基礎上，民主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黨的建設全面向前推進，綜合國力上了一個大台階，國際地位和影響不斷提高和擴大。早在上世紀90年代，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就曾預見到中國通過改革開放必將崛起。他在《1999年：不戰而勝》一書中說：“我們時代的奇蹟之一是中國在慘遭20世紀各種最可怕的天災人禍之後，在21世紀必將成為一個頭等強國。”又說：“如果中國繼續走鄧小平的道路，我們孫輩的世界會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將是世界超級大國”。美國華盛頓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前院長、著名中國問題專家何漢理2006年說：“二戰後崛起的大國包括蘇聯和日本，但是這兩個國家都是‘單一強國’。蘇聯是軍事強國，而日本只是在經濟上稱雄。但中國不僅僅是在軍事和經濟領域突飛猛進，而且在國際舞台上的‘軟實力’也大大增強。”“中國以一種過去許多年來我們從未見過的方式崛起為一個全方位的大國 ”。
專家論點
中國模式之所以受到廣大開發中國家的格外關注，重要原因之一，便是所謂的“東亞模式”和“拉美模式” 的失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它拓寬了民族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豐富了人類對社會發展規律和道路的認識，促進了全球化時代人類文明的多樣性發展。 ——俞可平
中國模式挽救了世界社會主義。羅斯福的新政，挽救了美國，也挽救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蘇東劇變，社會主義遭致前所未有的“大挫折”，而中國通過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出現“新局面”。 ——趙曜
腐敗是一種嚴峻的政治挑戰，主要源於執政黨，又是對執政黨的挑戰。腐敗是政治挑戰，挑戰構成政治壓力，政治壓力又轉化為我們黨自身改革、自身廉政的內在政治動力，從而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廉政建設模式。
——胡鞍鋼
中國實際上已經形成了自己較為獨特的政治模式。從中國近30年改革發展的實踐來看，雖然30年的經濟持續增長、社會協調發展，國家和平崛起有多種因素，但可以肯定地講，與中國這種特有的政治模式是分不開的。
——汪玉凱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扎紮實實地推進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進程。這應成為新階段中國現代化的新內涵，也是中國發展模式的五大支點。 ——常修澤
改革要觸動傳統的觀念，不是容易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有一個“逼”的力量。在中國，只要認真做，你總會摸到石頭，終會走出一條路來。 ——周其仁
改革開放引起諸多變革，但中國宗教和諧的基因不會變，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不會變。我們對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紮根於深厚的“和”文化傳統之中。 ——葉小文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30年，中國共產黨已經把過去實行的蘇聯模式社會主義轉變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當前我們正在經歷的國際金融危機的考驗，這是巨大的考驗。對這些問題、挑戰和考驗，我們的信心不是盲目的，而是有根據的。 ——李君如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無論是中國本身還是西方，人們對所謂的"中國模式"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中國人對"中國模式"的興趣在於中國較之西方更有效地抵禦了金融危機。在更高一個層面，一些人也由此推論出，中國模式優越於西方模式。實際上， 無論是民間還是官方，一些人也開始給西方上課。西方人對中國模式的興趣與其說是他們了解中國，倒不如說是他們對西方模式的失望。
——鄭永年 （鄭永年 著： 中國模式及其未來 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