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泄密
泄露機密的王進喜照片中國最著名“照片泄密案”，是由1964年《中國畫報》封面刊出的一張照片引起的。
在這張照片中，大慶油田的“鐵人”王進喜頭戴大狗皮帽，身穿厚棉襖，頂著鵝毛大雪，握著鑽機手柄眺望遠方，在他身後散布著星星點點的高大井架。
日本情報專家據此解開了中國當時最大的石油基地--大慶油田的秘密。
1、他們根據照片上王進喜的衣著判斷，只有在北緯46度至48度的區域內，冬季才有可能穿這樣的衣服，因此推斷大慶油田位於齊齊哈爾與哈爾濱之間。
2、通過照片中王進喜所握手柄的架式，推斷出油井的直徑；
3、從王進喜所站的鑽井與背後油田間的距離和井架密度，推斷出油田的大致儲量和產量。
有了如此多的準確情報，日本人迅速設計出適合大慶油田開採用的石油設備。當中國政府向世界各國徵求開採大慶油田的設備方案時，日本人一舉中標。慶幸的是，日本當時是出於經濟危機，根據情報分析結果，向我國高價推銷煉油設施，而不是用於軍事戰略意圖 。
深度分析
“照片泄密”之說代表了一種相當“主流”的觀點，但歷史遠比上述複雜。概言之，僅憑一張照片就解開了大慶油田的秘密，低估了從公開資源獲取情報的難度和專業性，同時將保密宣傳簡單化了。
歷史背景
新中國將松遼盆地作為重點油氣資源區域正式進行大規模勘探開發，始於1959年。當時，國內石油缺口達60%，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封鎖，“公車背著煤氣包在長安街上跑”。對於開發大慶油田的訊息，中國黨中央、國務院對國內外採取了嚴格保密的策略。
1964年後，中國國內基本實現石油供應自給。1964年1月25日，毛主席發出“工業學大慶”的號召。同月底，新華社記者帶著“北京的特別囑託”悄悄來到大慶。“那時大慶出於保密的需要，對外一直用秘密稱號‘農墾場’，仿佛關押勞改犯的地方。內部則叫‘松遼勘探局’。”
1964年2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傳達《石油工業部〈關於大慶石油會戰情況的報告〉的通知》，並在中發[64]78號檔案《中央關於傳達〈石油工業部關於大慶會戰情況的報告〉的通知》中，決定對外公開宣傳大慶油田。
1964年4月19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出新華社記者袁木、《人民日報》記者范榮康采寫的長篇通訊“大慶精神大慶人”。1964年4月20日，《人民日報》全文轉發，大慶油田的存在被公之於眾。
回過頭來看這張“泄密”照片及相關文字，問題不少：首先，那些“星星點點”的井架在哪裡？其次，關於這張照片的首次刊登時間，有1964年、1964年第一期封面、1966年第一期（下文有述）等多種說法，相互矛盾。
根據公開材料，1960年3月底，已經是全國“勞模”的王進喜率隊從甘肅玉門赴大慶參加石油“大會戰”，如果“泄密”一說成立，那么這張照片的拍攝不應早於這個時間。而日本人知道大慶油田的存在，始於中央決定對大慶進行宣傳之後的媒體報導，即1964年4月之後。然而筆者查閱《人民畫報》電子版，在1960—1966年間，王進喜的影像確曾出現過幾次，但都不是如圖所示的這一張。
拋開這些細節不論，所謂“一張照片揭開大慶油田秘密”的說法還必須回答下面的疑問：作為新中國成立後出版的第一本綜合性攝影畫報，《人民畫報》幾乎每期都要以圖片形式報導我國各行各業的建設情況以及取得的新成就，比這張“泄密”的王進喜照片更具情報價值的內容非常多，為什麼只有它被指為“泄密”呢 ？
日本“竊密”
關於大慶油田“泄密”，另一種說法更有說服力，因為它對公開情報蒐集活動的描述更接近真實、顯得更“專業”：
《大慶精神大慶人》一文及相關報導，刻意避開了油田的位置、規模和加工能力，但是精明的日本情報人員通過各種細節推斷出了大慶油田的基本信息，以及下一步可能需要的設備等，最終從中國獲得了大筆訂單。
“在1966年第1期的《中國畫報》上，日本情治單位看到了鐵人王進喜站在鑽井機旁的那張著名照片”。他們根據王進喜的衣著判斷，只有在北緯46度和48度的區域內，冬季才有可能穿這樣的衣服。因而，大慶油田有可能在冬季為零下三十度的中國齊齊哈爾和哈爾濱之間的東北北部地區。
之後，來中國的日本人發現，從東北開過來的油罐車上有很厚的一層土，從土的顏色和測量火車每百公里的降塵量中得出了“大慶油田在北滿”的結論。
1966年10月，日本情治單位又對《人民中國》雜誌上發表的鐵人王進喜的事跡進行了詳細分析，其中有一句“最早鑽井是在北安附近開始的”，並從“人拉肩扛”鑽井設備的說明中判斷，井場離火車站不會太遠。在對王進喜的報導中還有這樣一段話：“王進喜一到馬家窯子，看到一片荒野說：好大的油海，我們要把中國石油落後的帽子拋到太平洋去！”“馬家窯子”、這窯子、那窯子是東北地區特有的對地名的稱呼，日本人更加確信大慶油田在東北。日本情治單位從偽滿舊地圖上查到：馬家窯子是位於黑龍江海倫縣東南的一個村子，在北安鐵路上一個小車站東邊10公里處。經過對大量信息的定量和定性分析，日本情治單位終於得出了大慶油田的準確位置。
為了弄清大慶油田的規模，日本情治單位對王進喜的事跡作了進一步的分析，報導說，王進喜是1959年在北京參加國慶以後志願去大慶的，由此斷定，大慶油田在1959年以前就開鑽了。對油田的規模，日本情治單位認為：“馬家窯子是大慶油田的北端，即北起海倫的慶安，西南穿過哈爾濱與齊齊哈爾之間的安達附近，包括公主嶺西南的大噴，南北四百公里的範圍內。”估計從東北北部到松遼油田統稱“大慶”。這一分析與實際情況基本吻合。
為了弄清大慶油田的加工能力，日本情治單位從1966年《中國畫報》第一期的照片（下圖）上看到大慶油田煉油廠的反應塔，從反應塔的扶手欄桿（一般為1米多）與塔的相對比例推斷，該反應塔的直徑大約為5米，從而推斷出大慶煉油廠的年加工原油能力為100萬噸。而在當年大慶“已有820口油井出油”，年產原油360萬噸，估計到1971年可增加到1200萬噸。
通過對大慶油田的位置、規模和加工能力的分析，日本決策機構推斷：中國在近幾年的時間裡必然會感到煉油設備不足，日本的輕油裂解設備賣給中國是完全可能的，中國所要買的設備規模和數量要滿足每天煉油1萬噸的能力。果不其然，沒過多久，石油工業部就開始在全世界範圍內購買日產一萬噸的煉油設備，日本的煉油設備以其有現貨、價格低、符合中國實際生產能力而一舉中標。
嚴格來說，大慶油田“泄密”一說有其合理性，但指責日本人竊密明顯證據不足——竊密和通過蒐集公開資料獲取有價值信息是兩碼事；防止新聞報導泄密無疑是正當的，但要阻止別人從公開資料中獲取有價值信息，是一個“無法完成的任務”，除非你拿出美國人當年搞曼哈頓工程和印度核試驗躲衛星的那種勁頭，施行系統工程和全面控制，並杜絕任何形式的宣傳活動。這一點，在信息網路和數據掘金技術流行的時代，尤其如此，因為在當前的條件下，你更難阻止別人獲得充分的間接信息並在此基礎上做出具有相當準確性的判斷。
必須承認，在所謂大慶油田“泄密”事件中，日本人進行了一次極為成功的競爭性情報蒐集活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