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信息
出版社: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第1版 (2010年5月1日)
正文語種: 簡體中文
開本: 16
ISBN: 9787509714584
條形碼: 9787509714584
尺寸: 23.6 x 16.2 x 1.8 cm
重量: 458 g
ASIN: B003SLF4WC
內容簡介
在中國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中國改革開放與東亞:中國新外交·中日關係·東亞合作》作者們圍繞“中國改革開放與東亞”這一主題，對中國發展經驗與中國新外交、中國改革開放與中日關係、東亞合作中的東北亞與東南亞、金融危機與東亞地區合作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觀點。1978年中國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實行睦鄰、安鄰、富鄰的和平外交政策；積極參與東亞一體化進程，與東亞各國開展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廣泛合作。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為東亞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繁榮都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目錄
中國改革開放與東亞（代序）
第一部分 中國發展經驗與中國新外交
中國改革國際比較及其特性
中國特色改革和發展的意義——成為一種新發展範式的可能性及其
對國際秩序的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對外戰略思想——意識形態基礎、根本綱領和當今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際戰略的發展及主要成就
中國新外交新在何處？
從“新安全觀”到“軟實力”：集體認同的形成還是分化？
新世紀中國民間外交研究：問題、理論和意義
逐漸走強的中國應形成大國思維
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的歷史演變：模式與過程
四川大地震與災害救援國際合作之展望
第二部分 中國改革開放與中日關係
中日關係發展三十年
中國的發展與中日關係
人民幣與日元：對手還是夥伴？——中國改革開放30年與中日關係的新課題
中日防務交流：進展及課題
中日經貿關係：從“民間促進”到“戰略互惠”
略論中日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係
步入全新階段的中國對日經濟外交：動因與態勢
改革開放政策是中日關係繼續發展的重要依託
第三部分 東亞合作中的東北亞與東南亞
日中韓三國間合作的障礙及其克服
日美同盟與中日關係
韓中青年反中、反韓情緒的原因及解決途徑
論中國東亞地區戰略的展開
中國參與區域經濟合作的制度形式選擇——基於APEC和CAFTA的比較分析
建構主義視角下審視東協的對外關係——以東協與中國、日本、印度關係為例
小馬拉大車？——對東協在東亞合作中地位作用的再認識
從知識社群到東亞共同體
中國改革開放與蒙中經貿關係
第四部分 金融危機與東亞地區合作
金融危機與東亞地區合作
東亞金融合作：政治影響與展望
美國金融危機對中日的衝擊
金融危機背景下中日節能環保合作的現狀與潛力
後記
序言
在我們慶祝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周年的喜慶時刻，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的“東亞合作論壇2008：改革開放與東亞”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這裡隆重舉行。首先，我謹代表中國人民大學全體師生，對光臨本次論壇的各位嘉賓和專家學者表示熱烈的歡迎！ 1978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重大決策，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30年來，中國共產黨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開闢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頑強奮進的壯麗詩篇，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大解放，人民生活水平總體達到小康，社會事業全面進步。 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實行睦鄰、安鄰、富鄰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國積極參與東亞一體化進程，與東亞各國開展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的廣泛合作。中國的負責任大國態度使東亞一體化事業在經濟合作和政治對話領域蒸蒸日上，中國的經濟飛速穩定發展尤其使東亞在經濟危機的衝擊下展現出了強大的抵抗力和生命力。中國的改革開放進程，對東亞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繁榮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在這樣的國內國際大背景下，本次論壇以“改革開放與東亞”為題可謂恰逢其時。
後記
“東亞合作論壇叢書”由中國人民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主持編寫，主要收錄由該研究中心主辦的“東亞合作論壇”與會者提交的文章。
中國人民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依託於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其宗旨是協調和組織學院以及學校的東亞問題研究；加強同國內外學者及相關研究飢構等的交流與合作；推進東亞地區政治、經濟、外交、軍事等領域的研究。經過多年的努力奮鬥，在業界同仁的關懷和支持下，目前東亞研究中心已發展成為在國內外具有一定影響的東亞問題研究機構。
東亞是當今世界最具發展活力和最引人注目的地區之一。伴隨東亞地區經濟的發展，特別是在經歷東亞金融危機之後，東亞各國的區域意識增強，東亞合作進程加快。求和平、求發展、求合作已經成為東亞地區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當然，東亞在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的同時，也面臨各種挑戰與難題。如何應對這些挑戰、破解這些難題，成為擺在東亞各國政府和各方有識之士面前的一項重要課題。有鑒於此，中國人民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經過認真研究，在國際關係學院領導的大力支持下，決定為國內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探討東亞和平、發展、合作問題搭建一個高層次、機制化的國際學術交流平台——“東亞合作論壇”。
文摘
有很大區別的。如果體系是開放的，心態是開放的，那么就有學習的可能，學習外來的經驗，從而導致創新；如果是單純的、關起門來改革，那么就只是技術上的改革，不可能有制度上的創新。
第三，我們的改革不是單一主體改革，而是多主體改革。
蘇聯的改革主要依賴的是中央政府的技術官僚，蘇聯中央政府牢牢掌握著國家的資源，因此，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講，蘇聯的改革，只有中央政府一個投資主體。反觀中國的改革就不一樣，中國的改革，至少有五個投資主體：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外資以及城市個體戶和廣大農民，這一點是中國改革最大的、最特別的和最有意義的一個特性。蘇聯的技術官僚是非常優秀的，尤其是史達林時代的技術官僚，他們可以媲美二戰後在日本國內崛起的技術官僚以及20世紀80年代新加坡的技術官僚。他們的歷史功績在於，在20世紀30年代，他們利用短短十幾年的時間，就使蘇聯完成了西方需要一百年才完成的工業化，從而為蘇聯戰勝法西斯德國奠定了物質基礎。老子曾經說過：“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史達林時代優秀技術官僚之“福”在赫魯雪夫改革時代就變成了“禍”。赫魯雪夫的改革完全依賴於中央技術官僚，從而導致蘇聯的改革就只有中央這個單一主體。而中國在鄧小平1978年啟動改革之時，則認為中央的幹部隊伍是無法依賴的。這主要是基於以下兩點考慮：一是中央的幹部隊伍專業知識不夠，無法適應開展現代化建設的需求；二是在鄧小平看來此時的中央幹部隊伍還不可靠，是“三種人”（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鄧小平曾說過：“最危險的是‘三種人’，“說他們最危險，是因為：一、他們堅持原來的幫派思想，有一套煽惑性和顛覆性的政治主張；二、他們有狡猾的政治手腕，不利時會偽裝自己，騙取信任，時機到來，又會煽風點火，製造新的動亂；三、他們轉移、散布和隱蔽在全國許多地方，秘密的派性聯繫還沒有完全消滅；四、他們比較年輕，也比較有文化。他們當中有些人早就揚言十年、二十年後見。總之，他們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勢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黨中解決，就會留下禍根，成為定時炸彈。”而當時中國國民經濟的形勢非常嚴峻，改革迫在眉睫，必須馬上啟動。在這兩重因素影響下，要改革只能放開，中央政府放權給地方政府，讓地方政府來處理改革事宜，此其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