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勞工軍團: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至少14.5萬名中國人組建的“華工軍 -百科知識中文網

歷史背景

914年6月28日，波士尼亞首府塞拉耶佛，一顆射向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的子彈，點燃了歐洲大陸早已一觸即發的戰爭導

火索。人類歷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

100年前的這場世界大戰，將六大洲的33個國家、15億人捲入戰火。這其中，包括了距離戰場萬里之遙的中國。

炮火紛飛的一戰戰場上，14萬中國勞工組成了一支特殊的“軍團”。他們不是提槍上陣的軍隊，卻以血肉之軀為協約國一方提供著戰爭支援。協約國取得了一戰的勝利，14萬華工是中國北洋政府列入戰勝國最充分的理由。

對積貧積弱的中國而言，戰勝國的滋味暌違已久，值得歡呼雀躍。而對14萬華工來說，那是血汗和生命換回的酬勞。

勝利的喜悅還沒有散去，巴黎和會就把中國澆了個透心涼，正當的權益要求被列強拒絕，華工們的犧牲和作用被無視，由此引發了劃時代的五四運動。

整整一個世紀過去，一戰華工成了湮沒在歐洲的一段歷史，留存下來的細節吉光片羽。一戰百年之際，打撈出這段歷史，還原那個遠去的華工軍團的面貌。

以工代兵

中立夢破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中國剛剛結束封建帝制三年，登上中華民國大總統之位的袁世凱，又在一步步地謀劃著名他的“皇帝夢”。這個時候，如何處理和歐洲列強的關係就更加微妙而複雜起來。

袁世凱政府的做法是“誰都不得罪”，8月6日，中國繼美國和一些歐洲小國之後宣布中立，準備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置身事外了。

中國卻根本沒有置身事外的條件。

一戰戰場遠在萬里之外的歐洲，看上去和中國不會有什麼聯繫。但這場戰爭是帝國主義兩大集團間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勢力範圍的戰爭，各主要交戰國都在中國占有租借地和勢力範圍，中國注定要被牽扯到一戰之中。

趁火打劫

和一戰沒有直接關係的日本跳出來趁火打劫。8月8日，日本艦隊出現在膠州灣的海面上，他們向德國宣戰，要攻打的卻是德國

在中國的租借地青島。

戰火馬上燒到家門口，中國該如何應對？袁世凱的幕僚中有人提出，既然無法在戰爭中脫身，索性就加入戰團，或許能減少侵害。梁士詒就是極力主張中國參戰的代表人物之一。

力主參戰

梁士詒是中華民國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先是投靠袁世凱，後又見信於皖系、奉系，一度控制北洋政府的交通、財政大權，

被稱為“二總統”，他還是袁世凱復辟帝制的主要推手，在歷史上多以負面角色出現。不過，在推動中國參加一戰、從而獲得戰勝國身份這件事上，梁士詒發揮了積極作用。

看到日本兵發青島，梁士詒向袁世凱建議：“趁今日本未動兵之前，密與英約……即日與德使磋商，剛柔兼施，一面派兵前往圍守青島，強彼交還，迅雷不及掩耳，使日本無所措手。青島若下，日本又以後何說進兵，此不特防日本之侵略，且以杜將來之後患也。”

搶在日本動手前收回青島，以絕日本之口，聽上去似乎很有謀略，但真要實施起來，恐怕只是想當然。且不說德國會不會甘心把青島交還中國，日本攻占青島的計畫已經箭在弦上，找個藉口實在是再容易不過的事情了。

舉棋不定

袁世凱沒有聽梁士詒的建議，“嚴守中立”，聽任日本從德國手中搶去了青島。沒能借一戰爆發之機收回青島，梁士詒等參戰派並不死心。他們反覆遊說袁世凱正式參戰，以戰取利。

一戰確實是中國爭取國際地位和國際權益的一次機會，但是在信奉“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的國際社會，弱國無外交是個赤裸裸、冷冰凍的現實。同樣與歐洲戰場相隔萬里，日本借一戰之機趁火打劫，撈足了油水，中國卻連最基本的合理要求都不能得。

既然想參戰，首先要“站隊”。一戰本就無關正義與否，當時的中國和協約國、同盟國兩方列強都稱不上友好盟國，反倒是都有一本“血淚債”，選擇哪一方，實際上是“押寶”哪一方會取得勝利，以便在戰後能夠分享一杯勝利果實。從一戰的結果看，梁士詒等參戰派的預判相當準確：“察看歐洲戰爭情形，條約國（協約國）必操勝算，不如乘此際加入聯盟，一方面借英、俄、法之力以脫日本監視之厄，一方面緩和各方，得收從容布置之效。”

袁世凱也有所動，但探問了一下協約國主要國家的態度，馬上按下了參戰的念頭。日本的極力反對是自然而然的，協約國在遠東正有賴日本的協助，也不敢邀中國參戰而得罪日本。

中國參戰的想法被協約國拒絕了，但是他們並不拒絕中國提供私下裡的支援。英國公使朱爾典就找到了梁士詒。當時香港的英軍主力都被調回歐洲參戰，防守空虛，朱爾典請中國方面幫助補充槍械。

這是一個與協約國拉近關係的機會，梁士詒馬上安排人全力協助。不過，他很清楚，這樣細微之處的支援並不足以構成協約國的一員：“力勸項城（袁世凱）參戰，計已不行，即前者運械助英事，亦渺小，知非建奇功，將來於國際上恐難保持地位。”

加入戰隊

正在梁士詒苦於“投靠”協約國無門之時，1915年，協約國主要成員法國的駐華公使康悌主動找上門來，與北洋政府秘密談判中國勞工招募事宜。

招募華工赴歐參戰的構想正中梁士詒下懷，兩人一拍即合。

梁士詒認為：“中國財力兵備，不足以遣兵赴歐，如以工代兵，則中國可省海陸運輸餉械之巨額費用，而參戰工人反得列國所給工資，中國政府不費分文，可獲戰勝後之種種權利。”

1916年，正是歐洲戰場打得熱火朝天之時，一批批的中國勞工被輸送到法國，他們建工事，挖戰壕，修鐵路，架橋樑……以中國人特有的勤勞堅忍從事著艱苦的戰地後勤工作。中國以這種特殊的方式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而北洋政府正式對德國宣戰是在1917年8月，此前的兩年時間，中國的政局光怪陸離，先是袁世凱稱帝、護法運動，後有府院之爭、張勛復辟……不過，雜陳的政治亂象並沒有影響到以民間層面存在的“以工代兵”，赴歐華工一直沒有中斷。到中國宣布參戰之後，“以工代兵”獲得了國家層面的公開鼓勵，這也是中國參加一戰最主要的形式。

秘密招募

法國：補給後勤

法國向中國尋求勞動力的支援，實屬情勢所迫。

一戰爆發已經兩年，隨著大批先進武器的發明和投入戰場，這場戰爭的規模和慘烈程度史無前例。戰場近乎屠場，數次大戰役

被稱為“絞肉機”。僅在索姆河戰役中，交戰雙方就死傷了130萬人，其中英法兩國損失近80萬人。法國東北部是一戰主戰場，此時已近廢墟。

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長期承受這樣巨大的人員傷亡。法國的男性青壯年幾乎都被徵召入伍，送到前線，後方勞動力奇缺，工廠里大量的崗位不得不由婦女承擔。隨著戰事的擴大，法國國內人口連提供兵源都已經捉襟見肘，繁重而危險的戰爭後勤工作無以為繼。而戰爭進入膠著狀態後，後勤就會成為決定勝負的砝碼。

法國把尋找勞動力的目光投向了世界人口第一大國——中國。

法國駐華公使康悌同梁士詒幾經磋商之後，於1915年6月9日向法國政府報告，中法可以就使用華工問題達成協定。當年年底，法國退役少校陶履德被委任為國防部代表，組織招工團招募中國工人。

陶履德招工團的團員都是法國軍官及政府雇員，無一來自民間機構，他們招募華工是非常明確的政府行為。而中國北洋政府已經宣布中立，為避免得罪德國，不願以政府形式出面。

梁士詒便與法國駐華公使康悌商定，中方設立民間機構惠民公司，由商人代政府負責，承攬招募華工事宜，法國國防部代表陶履德來華身份是“農學技師”。

1916年5月14日，法方由康悌全權擔保，“農學技師”陶履德簽字，中方則由惠民公司經理梁汝成簽字，正式訂立招工契約。三個月後，第一批約一千名中國勞工到達法國馬賽港，法國當地報紙這樣描述：“這些華工是通過仔細挑選而招來法國。他們大部分來自中國的北方。他們比安南人更加能忍受我們國家的氣候。另外，醫療體檢報告結果認為絕大部分的華工身體健壯，這對我們國家繼續在那兒招工是一個好訊息。”言語之中對華工的到來充滿了期待。

英國：後來居上

相較之下，另一個華工的主要招募方英國，行動比法國要遲了一步，但效率要高得多。總計14萬名赴歐華工中，法國招募了4萬多名，英國招募達10萬名。

威海檔案館保存著國內最豐富的一戰華工史料，因為當年是英國租借地的威海衛正是最主要的華工赴歐起點。威海檔案館資料

顯示，梁士詒和法國方面商談“以工代兵”的時候，也曾找到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推銷此計畫。不過，這個構想被朱爾典稱為“天方夜譚”，拒絕了。

英國是列強在華強取不平等權利的開創者，也是最大受益者，他們非常清楚中國“以工代兵”的用意，不會接受中國與之平起平坐。在朱爾典發回英國外交部的報告中這樣寫道：在我看來，中國新一代政治家致力於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平等地位及在戰後擁有發言權。如果這一目標不能保證，他們是不會同意其同胞馳援歐洲戰場的。

不過，一戰的慘烈現實很快讓英國低下了傲慢的頭顱。英國本土雖然不是戰場，但作為最主要的參戰國之一，英國的人員損失一點兒不比法國少。當戰爭打到1916年夏季時，英國處境相當危險，尤其索姆河一戰，英軍傷亡40萬人，元氣大傷。

法國剛剛與中國簽訂了招工契約，英國就援例為之。

法國在中國招募勞工的範圍很大，招募點遍布河北、河南、山東、湖北、江蘇等省份。英國則把勞工招募地主要集中在了山東。英國人顯然比法國人更了解中國。

起初，英國準備把招工基地設在香港，但在比較了中國各地人口特點之後，改在了另一個租借地威海衛。以數十年對中國的侵略作為了解途徑，英國人認為，中國北方人特別是山東人，身強體壯，吃苦耐勞，便於管理，而且山東的氣候條件與歐洲類似，這裡的人更容易適應歐洲。

英國也依照法國招工契約的條款，與北洋政府簽訂了類似內容和條件的契約，算是一種平等的用工契約，中國勞工的待遇也與英法兩國工人平等——儘管這一點實際並未實現，但參加一戰的中國勞工與此前被稱為“豬仔”的出國勞工有了根本不同。

中國：名民實兵

梁士詒、蔡元培、李石曾等人都對這批華工寄予了厚望。構想讓這些華工在法國受教育，學技術，歸國後成為有用之人，以振興中國的實業。但英法招募華工是用來充當戰時廉價勞動力的，回國後的華工並未對中國社會產生什麼重大影響。

在英、法與中國方面簽訂的招工契約中，都杜絕了“參戰”之類的詞語出現，甚至還有駐華公使出具保證，“不使華工參加戰務”，但這只是雙方默契的表面文章。華工赴法後，多被派往兵工廠，製造運輸軍需物資，還有更多的華工在戰場上挖戰壕、修工事，從事著工兵的任務。

英、法剛開始大規模在華招募勞工，德、奧駐華公使就向北洋政府提出了強烈抗議，指責其不守中立，暗助協約國。北洋政府一概以“華工不參與戰務”作答。

廉價勞工

薪資誘人

1917年的春天，江蘇丹陽的青年農民朱桂生在街上看到一則廣告：“帶著至少5年的契約去法蘭西吧！你的年收入將達到2000法郎，回來時你將成為大富翁。”這樣充滿誘惑力的標語，很輕易地打動了一無所有的朱桂生，他很快去報名點報了名。

19世紀初葉的中國尚未普及白話文，這則廣告是數十年後朱桂生給後人講述的回憶，具體原文已不可考，大意應該不會有很大偏差。朱桂生沒有回來，他在一戰之後留在了法國，娶妻生子。當然，幾年辛勞而危險的戰地勞工生涯，也並沒有讓他成為“大富翁”。

同樣是1917年的春天，山東青島的崔志卿站在威海衛碼頭的勞工隊伍里，準備登船，遠遠地和碼頭外的妻兒揮手告別。

現在，崔志卿的孫子崔樹新都已年過古稀。數年前，愛好寫作的崔樹新準備寫一寫家人的故事，卻發現早已還原不出祖父在歐洲的這段經歷。

14萬華工絕大多數屬於最底層的勞動者，沒有什麼文化，英、法對他們的文化水平也沒什麼要求，需要的僅是大量身體強壯、能夠從事最原始的重體力勞動的“工蟻”。他們的一生平凡普通，默默無聞。14萬華工作為一戰中的一個特殊軍團，舉世共知，但他們當中的個體，卻仿佛歷史長河中一粒微塵，難以惹人注意。

很多華工，留在歷史中的記錄僅僅是招工契約上的一個名字，又有很多人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只在契約上按了一個手印。

契約的條文細緻而複雜，英、法各自的契約雖不盡相同，但條件基本一致。比如法國的契約有28個條款，明確規定了華工的傭工年限、工作時間、工資待遇及死傷疾病醫恤之費等等。華工們不一定都能讀懂契約條款，他們有著最樸素的理解：到法蘭西工作三到五年，包吃包住，每月能掙十多塊大洋。

對當時的中國普通民眾來說，十多塊大洋的月收入極具吸引力。按照當時的物價水平，一塊大洋能買30斤上等大米，將近10斤豬肉。而當時那些體力勞動者的月收入，能有三四塊大洋就已經很不錯了。

《大英威海衛政府招工局薪金表》將華工的薪金實際上分為兩部分，普通工人“在歐每日工價1佛朗（法郎，因華工主要在法國戰線工作，工資統一由法郎結算），在華每月10銀元。”在歐的“工價”直接給付華工本人，在華的部分則支付給華工家庭。按照當時的匯率，1銀元相當於5法郎。以每周工作六天計算，普通華工每個月的總收入大約15塊銀元。普通華工之上，還有小工頭、副工頭、工頭、正工頭等幾檔，最高的華工管理者，在歐每日工價能達到5法郎，在華每月60銀元。

崔樹新的父輩曾回憶過，他的祖父在歐洲做工時，家裡每個月能收到30塊大洋，在當時算是相當豐厚的收入，足以保證一家老小衣食無憂。那是因為崔志卿此前一直在青島的洋行里工作，外語熟練，他是作為翻譯被招工的，處於華工收入的第二檔——副翻譯兼正工頭。

貧苦的中國勞動者對這樣的工資待遇趨之若鶩，報名者眾多。他們並不知道，在英法兩國眼中，他們不過是極為廉價的勞動力——歐洲戰場上最底層的法國士兵，每天的薪金也有10法郎，相當於普通華工的三到四倍。

軍隊編制

英國在威海衛設立了招工局，一批批從山東和其他省份招募的中國勞工集中到這裡。在威海劉公島對岸的合慶南山上，英國建

青島，中國勞工營準備前往法國，他們將在法

起了一座可以容納千人的簡易勞工營。勞工們先要到這裡進行篩選和培訓。

篩選的標準非常簡單，身體好，沒有傳染病即可。培訓則是準軍事化管理和簡單的體能訓練，包括編隊、佇列行進等。雖然英、法和北洋政府對外都宣稱華工不涉及任何軍務，但華工內部卻實行了軍隊化的編制，契約中的“小工頭”、“副工頭”、“工頭”等職務，在這裡變成了班長、排長、連長，每個人管理的人數也和軍隊的班、排、連相同。更高的營長一般由工程司的外國人擔任，中國翻譯協助，相當於中方的營長。華工的領導層甚至擁有軍銜，當時擔任副翻譯的崔志卿回憶，他的職務是“上尉副通譯”。

編號管理

通過了篩選的華工，領到了統一發放的服裝、餐具和洗漱用品，此外，每個人還有一個“銅鐲子”，套在手腕上，直到三年或五年工期結束之後才能摘下。那是他們每個人的編號。每箇中國勞動者的名字，自此之後就變成了一組阿拉伯數字——這是一種近乎於監獄的管理方式。

1916年11月15日，來自山東榮成的畢緒忠拿到了華工第00001號登記單，成為一戰時期英國招募華工的第一人。1917年初朱桂生到達威海準備出發之時，他的編號已經到了27746。

威海衛是最主要的華工輸出港口，但絕不僅限於此，天津、青島乃至上海，都有大批的華工踏上了遠赴歐洲的航程。

危機四伏

最初，勞工乘坐的輪船都經太平洋取道蘇伊士運河，然後穿越地中海到達法國，但這條路線上危機四伏。德國對協約國發動了無限制潛艇戰，任何協約國的輪船都可能成為攻擊的目標。1917年2月，運送華工的法國輪船Athos號就遭到了德軍潛艇的伏擊，被一發魚雷擊中，船上的540名中國勞工不幸遇難。

隨後，為了保證安全，華工運送路線改為繞道非洲好望角，或者橫渡太平洋抵達加拿大，再從陸地橫穿加拿大，越過大西洋到達法國。儘管躲過了德國潛艇的威脅，但這兩條路線都大幅增加了行程，一般要走三個月以上。

在運送華工的輪船上，英、法兩國並沒有兌現契約中規定的飲食和住宿條件，所有的華工都被關在狹窄、封閉的船艙內，船艙毫不透氣，濕熱無比。漫長的行程加上惡劣的航行條件，很多華工都得了航海病，在缺乏醫療救治的情況下死去，屍體被直接丟到海里。究竟有多少華工葬身大海，永遠無法考證。

優秀背後

從後方到前線

當崔志卿、朱桂生們到達法國馬賽港時，他們在海上漂浮了三個月的心終於落了地，但這並不是幸福生活的開始，他們甚至來不及舒展疲憊不堪的身體，就立刻被送到了前線，在傲慢的歐洲白人眼裡，他們只是一群健壯的廉價“工蟻”而已。

先後到達歐洲的14萬多華工，其中有9.6萬人被分配給英軍，3.7萬人由法國支配，另外還有1萬餘人則在美國赴歐遠征軍中服役。

按照最初約定，華工的工作是以工代兵，並不參戰，但事實上華工的工作無不與戰爭相關。在工作安排上，法招華工多被安排

到軍工企業，受僱於法國的華工由法國軍事當局負責。從布雷斯特到馬賽，從里昂到敦刻爾克，不管是在國有兵工廠中還是在冶金、化工、建築行業的私營企業中，都有華工的身影。編號“27746”的朱桂生就被送到拉羅謝爾附近從事戰地服務，他最初在麵粉廠工作，後來被安排運送糧食彈藥。

在1917年8月中國向德國宣戰以後，法國把中國勞工推向了最前線。他們雖不直接參與戰鬥，但要負責運送傷員，在戰爭的間隙去戰場上搬運屍體。有的華工還向前線運送彈藥，另一些人就留在了戰壕中修繕掩體，維護機槍陣地。

而英招華工則幾乎全部被投放到前線，挖掘戰壕、修築工事、野戰救護、掘埋屍體、清掃地雷、築路架橋、解運糧草、裝卸給養……但凡戰爭所需，幾乎無處不往、無所不為。另一些則替代了被派往法國的英國碼頭工人和運輸工人，這樣就使得英國工人能夠回到英國從事他們的職業。但無論是在前線還是後方，華工從事的都是最艱苦、最繁重的工作。

華工張邦永後來寫過《華工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片斷回憶》，文中講述：有些地方與敵人戰壕相距不過50碼。我們站在敵人戰壕前挖戰壕，戰壕挖好後，英兵才進來，所以我們實際是在最前線。這也是與威海衛時所訂契約中“不作戰”的話，是不相符的。

優秀士兵

在歐洲戰場上，華工們超強的適應能力和吃苦耐勞的精神給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威海檔案館曾幾次赴歐收集一戰華工史料，一份1918年的英國陸軍部報告：“中國勞工是所有外國勞工中最優秀的……大多數勞工都能熟練地工作或者說能很快掌握工作技能，而且他們一直都在鐵路、兵工廠和坦克車間高效率地工作。”法國軍隊總司令福煦也曾在給法國總理的信中寫道：“（華工）是非常好的勞工，他們可以成為最好的士兵，在炮彈的狂射之下他們能保持很好的姿態，毫不退縮。”

不公正待遇

然而，華工的付出和回報是不成比例的，特別是在沒有一個強大國家作為後盾的時代，他們只能是任人宰割的角色。比如原本契約中承諾的“包吃包住”，其實是要在華工的薪金中扣除的，於是，一伙食費要扣、置裝費要扣、醫療費要扣，收入最低、人數最多的普通華工，甚至有將近一半的薪金拿不到手中。1919年的英國議會會議備忘錄也不得不承認：“華工比其他有色種族的勞工擔當了更大的風險，但是他們甚至連幾塊小小的軍功章也未能得到。”

對於中國勞工而言，繁重危險的工作和微薄的工資都可以忍受，難以忍受的是來自英法軍隊不公正的對待和歧視。

在協約國軍方的眼裡，華工是他們僱傭的苦力，沒有什麼尊嚴可言，軍方所推崇的華工管理方式是：要凶要狠，不要吝惜暴力。

威海檔案館董峰：法國人天性自由散漫，對華工的管理也相對寬鬆一些，但是也很有限，只是允許華工穿平民服裝、進入咖啡

館和酒吧等。這些在英軍的管理中是被絕對禁止的，理由是“防止華工逃跑”，法國些許的寬鬆還招致了英國的抗議，認為“加大了英軍管理華工的難度”。

英軍甚至禁止華工使用英國人的廁所。1917年，華工第13營的一名華工因為內急觸犯了這項規定，遭到了英軍的殘酷毆打。這一下觸怒了中國勞工。以山東人為主的華工中有不少會幾手拳腳的“練家子”，他們衝上去與英軍打成一團。這次衝突被英軍用槍炮平息，華工的死傷情況沒有記錄，留下的結果只是英軍認為“13”這個數字不吉利，遂把13營拆散，另編成第64營。

儘管遭受了各種不公正的待遇，但華工們仍然保持著勤勞樸實的本分，與協約國軍隊並肩作戰。身處前線的華工們，不可避免地被裹挾入戰陣。在1917年法國皮卡第的一場戰鬥中，德軍沖入了英法陣地，修繕戰壕的華工們不得不用鐵鍬、鎬頭與德軍展開搏鬥。當援軍趕到時，大部分華工已經戰死。

血色浪漫

戰地玫瑰

一戰的血腥和慘烈是空前的，戰場上數以百萬計的生命變成了炮灰。在一線搏殺的軍隊都是由各主要參戰國的青壯年男性構成，傷亡人數讓人震驚。根據法國政府的統計，一戰之中，年齡在15至30歲的法國男子，每3個人便有1個死於戰火。即便把法國男子年齡段的上限提高到49歲，死亡率也高達13.3%。對當時只有4000萬人口的法國來說，這樣的損失極為可怕，整個國家的主要勞動力人口大幅降低，男女比例嚴重失調。

也正是出於這樣的現實，英法不得不從萬里之外的中國緊急僱傭了14萬青壯年男性勞工。如果一戰在1918年底沒有結束，這個數字還將繼續增長。英法兩國提出的招工計畫超過了20萬人，而北洋政府在戰後則直接宣稱派出了20萬華工參戰。

在男性奇缺的法國，東方男子與西方女性的愛情意外生長，算得上14萬華工在歐洲戰場上遭遇的惟一一抹浪漫。

1918年7月的一天，一位法國姑娘跑進華工服務中心，急切地懇請工作人員按照中國傳統習慣為她保媒，她要嫁給華工中的一個“楊先生”。

溫情紅娘

中國著名歷史學家蔣廷黻，那時正在巴黎的基督教青年會華工服務中心擔任幹事。他本來在美國留學，一戰爆發後自願到法國參加戰地服務，與為數眾多的華工們相遇歐洲。蔣廷黻先後在里昂和勒克列索的兵工廠組織華工服務社，教授中國工人法文和中文，替他們寫家信，寄錢回家。蔣廷黻接待了這個主動上門“提親”的法國姑娘，他並不看好這樣的跨國婚姻，就提醒她說，中法兩國生活習慣很不一樣，結婚後肯定有非常多的不方便，而且華工在契約到期後是要回中國的。

可那個法國姑娘非常堅決，表示自己願意跟著“楊”到中國定居生活。她還說，如果失去這次機會，她可能就沒有機會結婚了。即便嫁人，也可能嫁給一個法國人中莫名其妙的傢伙，掙一點錢就喝酒，喝醉了回家打老婆。她和“楊”已經接觸了一年多了，從沒發現他喝酒，而且他身上有很多法國男人不具備的優點。

這是蔣廷黻曾經回憶的一段軼聞，“楊”的全稱叫什麼，現在已經找不到了，這段跨國愛情的結果也不得而知。不過，愛上華工的法國姑娘遠遠不止一個。

在當時的法國，青壯年男性大多被徵召入伍，勞動力奇缺，以致很多女性不得不進入工廠，頂替男子的崗位。像司機、建築工、搬運工這些重體力職業，也出現了大量的女性工人。在華工相對集中的機械廠、坦克廠這樣的軍工企業里，女工人數更多。她們隨時都能與華工接觸。

絕大多數華工在中國只是底層勞動者，但他們應募時經過了嚴格篩選，年齡在18到40歲之間，不但身強力壯，而且吃苦耐勞，再加上出色的學習和適應能力，華工很快成了工廠中的“第一流工人”。他們深受法國工廠和軍隊的歡迎，不論在後方的港口、車站、倉庫，還是戰地，只要看到起重機，幾乎都是由華人操作，法國海軍還聲明，外國勞工只需要中國工人。不少法國女性也對華工產生了特殊的好感，她們發現，華工會把每月工資中的大部分節省下來，按時寄回家，餘下的生活費也不會像法國男人那樣去酒吧或咖啡館裡揮霍。中國人身上的質樸、堅毅和自製的東方生活方式，頗受法國女子青睞。

越來越多的法國女子希望嫁給中國工人。這一現象，一度成為中法兩國政府高度關注的焦點。

政府態度

1917年5月，一份來自勒阿弗爾的治安報告指出：當地部分法國人開始對華工極不友好，甚至聚眾抗議當地華工。他們抱怨說：“如果法軍繼續傷亡的話，法國就沒有男人了。因此，我們繼續打仗還有什麼意義？最終結果只會使中國人、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娶走我們的妻子和女兒，並且遲早瓜分我們在前線為之獻身的法國領土。”

法國內務總長鮑慕司甚至在媒體上發布通告說：“華工多數是家境貧寒的苦力……我們法國的婦女，為什麼不嫁給那些凱鏇的法國士兵，而偏偏打算與黃皮膚的苦力聯姻呢？希望廣大法國女子迅速覺醒。”

依照當時的法國法律：本國女子若嫁與外國男性，則自動失去法國國籍。因而，法國政府沒有給一對法國女子和華工辦理結婚手續。這時，來法國準備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之一、素有“民國第一外交家”之稱的顧維鈞發表了聲明：中國政府可以代負相關責任。

江蘇籍的華工張長松和他的法國妻子露易絲，就是在中國駐法大使館完成了結婚登記手續。

張長松到法國後，先是做了8個月的碼頭工人，然後被派到戰場上搬運屍體，後來因為身體素質出眾，被一個軍工廠招做鍛工。張長松心靈手巧，頭腦聰明，而且很快學會了一些法語，成了軍工廠華工的一個核心人物。一次，他出面幫一位華工討要漏算了的薪水，工廠的會計敷衍了事，不想理會。張長松一怒之下，揪著會計的領子去找總經理討說法，吵鬧聲引來了眾多圍觀者。這個高大、仗義、勇敢甚至有些莽撞的中國人，贏得了一位法國女工的芳心。她就是露易絲。

中國大使館給兩人頒發的結婚證書，並不能作為張長松繼續留在法國的憑證，好在他很快得到了新的工作契約。1925年，法國的法律條文做出了修改，接受了法國女性和外國人的婚姻。已經育有一兒兩女的張長松夫婦，在巴黎市政廳辦理了第二次結婚手續。而在信奉天主教的妻子的要求下，第二年兩個人又在一座天主教堂舉行了第三次結婚儀式。

張長松與露易絲的結婚歷程可謂一波三折，但終得正果。張長松也由此獲得了法國國籍，從此定居在那裡。

編號“27746”的朱桂生，也娶了一位名叫巴蒂斯特的法國姑娘，定居法國。2002年3月5日，朱桂生與世長辭，享年106歲，是最後一位辭世的一戰華工。

據戰後統計，大約有3000名華工因與法國婦女結婚，或者得到了新的僱傭契約而留在了法國，成為中法關係史上第一批移居法國的中國人。

勞工神聖

抹殺貢獻

1918年11月11日，德國投降，4年零3個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宣告結束。

中國北洋政府在1917年8月與德國斷交宣戰，公開加入了協約國一方，此時也終於成了戰勝國的一員。值得一提的是，北洋政府向德國宣戰與華工有著直接關係。1917年2月，德國潛艇擊沉了運送華工的法國輪船Athos號，540名中國勞工葬身大海。這成了北洋政府公開對德宣戰的直接肇因。

宣戰之後，當時執政的段祺瑞政府曾表示，願意派出50萬中國軍隊赴歐洲對同盟國作戰。這純粹是做做姿態而已，以當時中國的國力和紛亂的政局，派出大軍遠征歐洲無異於痴人說夢。英法等國自然心知肚明，並沒有接受段祺瑞的提議，派軍一事不了了之。

中國參與一戰的只有14萬中國勞工。

一戰勝利的訊息傳到中國，北大校長蔡元培發表演說，高呼：“勞工神聖！勞工萬歲！”英國殖民大臣特别致電威海衛租借地行政長官駱克哈特，表示向威海人民祝賀，並感謝華工軍團對戰爭所做出的貢獻。

但是，時局的發展很快把中國這個戰勝國的美夢擊碎。在1919年1月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並沒有獲得戰勝國應得的尊重和權利。

中國代表團是帶著舉國上下的熱切期望進入巴黎和會的。這個國家已經太久沒有品嘗過戰勝國的滋味了，滿以為這次勝利，能夠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在國際上揚眉吐氣一把。中國代表團提出廢棄勢力範圍、撤退外國軍隊等七項條件，後來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條”，以及要求收回大戰時被日本乘機奪去的德國在山東的權利等要求。但這些要求卻被列強否決。巴黎和會的訊息傳至國內，爆發了改變日後中國命運的“五四運動”。

勞工抗議

1919年6月27日，《凡爾賽條約》正式簽字的前一天，留在巴黎的華工和中國留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一個奇特的包裹郵寄到了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陸徵祥手中，他打開一看，發現裡面竟然是一把手槍和一張字條，字條上寫著：苟簽名承諾日本之要求，請即以此槍自裁，否則吾輩必置爾於死地！寄出手槍與字條的，正是當時尚在法國的中國勞工——山東省萊蕪縣牛泉鎮上裕村村農民，編號97237的畢粹德。

中國代表團最終沒有出席最後一天的巴黎和會，拒絕在《凡爾賽條約》上籤字。但列強們置若罔聞，中國在他們眼中只是“一個地理名詞”，一盤等待重新分割的肉。德國戰敗了，交出青島和在華特權，日本是戰勝國的一員，將這些盡收囊中。

14萬華工兩年多的血汗和犧牲，並沒有換來應得的公正。

遣送回國

一戰結束之後，華工對英、法兩國沒有什麼使用價值了，開始被陸續遣送回國。到1921年最後一批華工登船，總共有11萬多名華工回到了祖國。

關於華工在一戰中的傷亡數字，直到現在也沒有一個定論，英法對華工的死亡並不在意，從沒有認真統計。一戰結束後，法國政府統計留法華工大約為3000餘人，數年後又把這個數字擴大到了1萬餘人。即便照此判斷，犧牲或者病亡在歐洲的華工也在萬人左右。死難華工中有名有姓者只有1874名，埋葬在法國、比利時的69個公墓中。

終獲承認

從1925年開始，旅法華工總會數次呈文法國政府，要求為法國捐軀的華工建立特別墓地、豎立華工紀念碑、撫恤死難者家屬、

撥款華人子弟教育等，但均未獲得回音。直到1988年，在紀念一戰勝利70周年的日子裡，法國政府終於公布有關華工的文獻，塵封數十年的華工為法國捐軀的歷史方重見天日。

在巴黎華工聚居地的街口建築物牆上，法國政府鑲嵌上了紀念華工的銅牌，上面用中文和法文刻著：“公元1916-1918年，14萬華工曾在法國參與聯軍抗戰工作，有近萬人為此獻出了寶貴生命。”

在法國索姆省一個名叫博朗古的小村莊，埋葬著14位“獻出了寶貴生命”的華工。他們的墓碑是1920年同鄉回國前所立，上面刻著“永垂不朽”、“勇往直前”、“鞠躬盡瘁”、

“雖死猶生”的中文字樣。有的墓碑上刻有名字，有的則只是一串數字——墓主人當華工時的編號。

他們的墓碑朝向東方，他們永遠回不去的祖國的方向

中國勞工軍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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