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演變
十一屆三中全會建立了一個新的領導集體即第二代領導集體。第二代領導集體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逐步形成的。要全面了解第二代領導集體的形成及其演變，了解該集體的核心確立過程及成員組成情況，還必須以時間順序將其劃分為若干個時期。
醞釀準備期
（1977年7月—1978年11月）
1977年3月10—20日，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會上，陳雲、王震等提議要鄧小平重新參加中共中央的領導工作，要為天安門事件平反，他們的提議深得與會者的贊同，揭開了撥亂反正的序幕，也為鄧小平的復出作了宣傳準備。1977年7月16—21日，中共十屆三中全會召開。1977年8月12—18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這次會議為鄧小平推進其強調恢復和發揚毛澤東為中國共產黨樹立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等的主張，提供了組織保障。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會議召開。在閉幕會上，鄧小平做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這篇講話實際上是隨後召開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452頁。上述四次會議表明，鄧小平的地位與影響在不斷地上升和擴大，但他畢竟不是中共中央最高領導人，只有建議權而沒有最後決定權。同時，陳雲的作用也在不斷體現。不過，此期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還只處於醞釀準備期。
成型確立期
（1978年12月—1982年8月）
1978年12月18—22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增選陳云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1980年2月23—29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召開。1980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九次擴大會議，主題是討論、批准向十一屆六中全會提出的人事更動方案。1981年6月27—29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會議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職務的請求；選舉胡耀邦為中共中央主席；增選趙紫陽、華國鋒為副主席；鄧小平被選為中央軍委主席。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他們是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雲、華國鋒。上述四次會議表明，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成員越來越多，鄧小平、陳雲的分量也越來越重。隨著華國鋒要求辭去現任職務，隨著對他所犯錯誤的公開批評，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業已成型，並逐步確立。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陳雲作出了獨特貢獻，其他領導也作出了各自貢獻。
穩定標誌期
（1982年9月—1989年5月）
1982年9月1—11日，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鄧小平在開幕詞中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十二屆一中全會選舉胡耀邦、葉劍英、鄧小平、趙紫陽、李先念、陳云為中央政治局常委，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1985年9月18—23日，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召開。1986年9月28日，中共十二屆六中全會召開。1987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屆七中全會召開。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2日，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十二大標誌著第二代領導集體進入穩定期，在組織上產生了一個堅決執行三中全會路線的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它提出了全面開創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局面的綱領，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這表明，十二大“將是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來的一次最重要的會議”《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頁。。同時也表明，第二代領導集體治國理政的方略體系已經形成。鄧小平真正成為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
過渡結束期
（1989年6月—1992年2月）
1989年6月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選舉江澤民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形成了以他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隨著第三代領導集體的逐步建立，第二代領導集體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雖然，第三代領導集體已經建立，但在巨觀決策方面，鄧小平仍起著核心的指導作用，如“南巡談話”以及對談話的認識、學習和貫徹，就詮釋了鄧小平的核心指導作用。陳雲也起著重要的指導作用。
由此，我們看到第二代領導集體形成的歷史脈絡，看到鄧小平、陳雲對這個領導集體的形成所發揮的重要作用。我們還看到，從1977年到1992年，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組成人員是：鄧小平、陳雲、葉劍英、李先念。
如何看待第二代領導集體
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在黨的歷史上存在的時間雖然比較短，但它有自己明顯的特點：一是具有豐富的政治建設經驗和經濟建設思想，二是起著傳承第一代領導集體和開啟第三代領導集體的作用。第二代領導集體在1989年6月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建立後，仍然發揮了重要的決策、幫助與指導作用。
如何看待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
領導集體的核心問題，可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是擔任中共中央最高領導職務，一是雖然沒有擔任中共中央最高領導職務，但在決策中起主要作用。第二代領導集體形成之前，在中國共產黨的發展歷程中，有過幾次這種現象：第一次是向忠發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在黨中央起決策作用的是李立三；第二次是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期間，王明實際上起主要決策作用；第三次是張聞天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期間，特別是從1938年起，毛澤東實際上起主要決策作用。
從理論上講，領導集體的核心應當是既擔任中共中央最高領導職務，又在實際工作中起主要決策作用。也就是說，起主要決策作用的實際上就是領導集體的核心。然而，實際情況則往往比理論框定要複雜得多。李立三、王明和毛澤東，當時都沒有在中共中央擔任最高領導職務，但都起過主要決策作用。此類情形，在第二代領導集體中也存在。第二代領導集體形成之後，胡耀邦和趙紫陽雖然都分別擔任過中共中央最高領導職務，但這期間起主要決策作用的則是鄧小平。由此可見，在黨內，擔任最高領導職務的不一定是核心，起核心作用的也不一定是擔任最高領導職務的。需要進一步說明的是，雖然核心不一定都要擔任中共中央最高領導職務，但必須是擔任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中的職務，即一定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89年11月6日，鄧小平在同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國家主席金日成舉行會談時說：“這十年我們黨把我放到了特殊的崗位，我不當黨中央總書記，也不當國家主席，但實際上我是黨和國家領導集體的核心，這在國際上也是公認的。”這說明，在第二代領導集體中，核心並不一定處於實際工作第一線，也不一定擔任黨的最高領導職務。
成員界定
如何界定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成員，要全面了解第二代領導集體的形成及其演變，就必須了解其組成情況，而界定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成員，則應以鄧小平對中共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成員的界定標準為依據。1989年5月31日，鄧小平在同兩位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時指出：“從毛劉周朱開始，中國共產黨才真正形成了一個穩定的成熟的領導集體。以前的領導都是很不穩定，也很不成熟的。從陳獨秀起，一直到遵義會議，沒有一屆是真正成熟的。在這中間有一段時間，說是要強調工人階級領導，就勉強拉工人來當領導。我們黨的歷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領導，是從毛劉周朱這一代開始。” 6月16 日，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又談到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問題。他說：“在歷史上，遵義會議以前，我們的黨沒有形成過一個成熟的黨中央。從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到王明，都沒有形成過有能力的中央。我們黨的領導集體，是從遵義會議開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劉周朱和任弼時同志，弼時同志去世後，又加了陳雲同志。到了黨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劉周朱陳鄧六個人組成的常委會，後來又加了一個林彪。這個領導集體一直到‘文化大革命’。”
按照鄧小平的說法，第一代領導集體實際上指的是七大選出的中央書記處書記和八大選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外加一個林彪），即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陳雲、鄧小平、林彪。這也就是說，成為第一代領導集體成員的標準必定是擔任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中的職務，這個標準，也適用於第二代領導集體。那么，哪些人是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成員呢？1989年11月6日，鄧小平在同金日成舉行會談時說：“從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始產生了第二代領導集體，包括我在內，還有陳雲同志、李先念同志，還有葉帥（即葉劍英——作者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5頁。 1984年12月24日，陳雲在同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阿爾希波夫舉行會談時說：“我們現在實行三個梯隊的辦法。葉劍英同志、鄧小平同志、李先念同志和我，以及其他70歲以上的老同志是第一梯隊，擺脫日常工作，一邊休息，一邊考慮些大事。”《陳雲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1頁。 可見，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和陳雲是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成員，但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成員，除了他們之外還應當有別人。
如何評價
1989年11月6日，鄧小平同金日成舉行會談，談到了第一代領導集體。同時，也談到了第二代領導集體，他說：“這也是一個有力量的領導集體。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領導下，我們黨和國家做了很多事情。許多事情基本上是做得好的，但也有失誤，甚至是重要的失誤。兩個總書記失職，不是重要的失誤嗎？這些失誤糾正起來比較順利，但也需要總結經驗。” 在這裡，鄧小平既肯定了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成績，也指出了其不足。
與第一代領導集體相比，第二代領導集體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存在的時間雖然較短，但也作出了歷史性貢獻，比如：實現了黨和國家工作的戰略轉移，完成了撥亂反正的歷史重任，開創了現代化建設的嶄新局面，幫助建立了第三代領導集體，正確評價了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創立了鄧小平理論。1989年6 月，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建立後，鄧小平、陳雲又在許多重要方面給予幫助和指導，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順利地向前發展。
綜上所述，中共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經過一年多的醞釀準備，成型確立於十一屆三中全會及其之後，穩定標誌於十二大，過渡結束於1992年鄧小平南巡談話之際，其核心為鄧小平，成員有陳雲、葉劍英、李先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