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高連奎，中國知名經濟學家，“平衡經濟學原理”及“低生存成本型社會”提出者，《出版商務周報》“中國年度風雲圖書”獎得主。現擔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世界經濟項目主管，上海交通大學海外教育學院專家顧問，中國專家學者協會理事，同時是新加坡《聯合早報》、香港《信報》、香港《經濟日報》、《中國經濟周刊》、《證券日報》、新浪網、搜狐網、鳳凰網等幾十家媒體專欄作家或長期撰稿人。已經出版著作：《中國大形勢》、《中國犬趨勢4：中國經濟未來十年》《世界如此危機》《中國大時局2014》等。目錄
序言當下中國十大偏見
第一章
工資
各階層工資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
限定最低工資標準可縮小各階層工資高差距？
提高最低工資標準能改變貧富差距？
中國勞動報酬占GDP比重不斷下降的原因
中國工資的歷史與現狀
經濟學中的八種工資決定理論
第二章
住房
是貨幣推高了房價，還是房價推高了貨幣？
中國房地產泡沫不大？
推高中國房價的五大“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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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評論
高連奎先生對於危機、對於世界、對於人類、 對於中國的思考自成一體、寓意深刻。——經濟學家 程實
高連奎先生是難得的觀察視野極為寬廣的學者之一，他的作品數據翔實、邏輯嚴密，更難能可貴的是他融合了政治、歷史和社會學等諸多領域的跨學科研究。
——經濟學家 倪金節
在人們普遍浮於物質追求、甚至相當一部分學者亦為名利所擾之當下，高連奎能夠固守 良知、獨立治學，不僅難能可貴，更代表了中國傳統“士”之風骨。
——財經評論家 楊國英
試讀部分章節
限定最低工資標準可縮小各階層工資高差距？一個企業用於工資的總成本是固定的，如果管理層拿走的越多，基層員工得到的就必然越少，這也是管理層與基層員工收入高差距的由來。
那管理層的收入是不是就是合理的呢？管理人員的收入水平為何與基層人員拉得那么大呢？這要從現代公司的管理結構說起。
在已開發國家，工資水平最高的是這樣一類公司，這類公司基本上屬於純公眾公司，可以看做是“無主”公司：股份非常分散，單一股東的股權占比非常少，對公司沒有任何影響力。在這類公司裡面，基本上是經理人說了算，經理人便利用自己的職權，為自己制訂奇高的薪資方案，而且即使經營不善也不必為之負責。
這類公司的出現主要是家族傳承的原因，任何公司在早期都是有大股東的。但是企業經過幾代的傳承，到後來，創始家族在企業中占比越來越少，企業基本上就變成了公眾公司，其實就是任由經理人宰割的公司。
這類公司帶壞了其他的上市公司，而上市公司又帶壞了非上市的公司，美國公司又帶壞了中國公司。因為人才是流動的，只要有一類公司給高管開出高薪，其他公司的高管就會向此看齊，結果高管高薪成了世界各國普遍面臨的問題，而高管的高薪必然也會導致中層管理人員以及基層管理人員的高薪。
大家不要小看公司企業內部的貧富差距，企業內部貧富差距過大，也會影響企業的成長。根據筆者的觀察，企業內部的貧富差距往往會造成三大結果：
首先是基層人員消極怠工。企業的大部分事情幾乎都由基層人員來完成，基層人員要面對客戶、面對市場、面對產品生產，他們是直接創造產值的。但如果這些人得到的收入與他們的付出不匹配，他們就會感覺“不值”，結果就是消極怠工。服務人員不認真接待客戶，導致客戶抱怨，甚至流失客戶；生產人員不認真生產，導致次品很多，不合格品率大幅提高，等等。這些都會導致企業競爭力的下降。那些真正做大做強的企業都是真正“以人為本”的企業，是以“員工”為本的企業，中國的宗慶後、董明珠等知名企業家也信奉這樣的原則。
其次，在企業中，經理級別的基層管理人員，往往與基層員工工資水平差距並不大，而總監級別的高層管理人員，其薪資水平則與基層員工差距極大，這些人的工資是與經理人看齊的。但總監級別的高層管理人員的付出遠沒有這么多，這些人不用像基層人員那樣直接參與勞動，也不用像職業經理人那樣考慮業績與戰略問題，這些人的工資是高於其勞動成果的，因此這一層級的人往往為保住自己的職位和工資不敢做任何嘗試。
第三，頂層管理人員，即職業經理人、總經理級別的人，這些人的特點是過度冒險，但往往效果不佳。因為這些人如果是內部提拔的還比較好，而如果是外部空降的，這些人一般都有極大的業績壓力，其快速提升公司業績的唯一辦法就是做出改變，而很多改變其實類似於賭博，因此這些人往往最具冒險精神，但這些冒險卻往往毀掉了企業。
其實在世界範圍內，高管高薪的問題，也早就被注意到了，美國企業高管的收入水平平均為普通員工的344倍。在柯林頓執政時期也出台過限薪的法案，但精明的金融界高層總能鑽到政策的漏洞，最終導致了經理人持股的頻繁出現。因為薪資雖然被限制住了，但是向經理人贈送股權則沒有限制，這導致了經理人持股的大量出現。而金融危機之後，德國、英國等國家也出台了限制高管薪資的方案，但大多是針對那些接受政府救助的企業，成效並不大。
那是不是就對高管薪資沒有辦法了呢？其實，根本上不是要限定最高工資，而是要制訂最低工資法。因為企業利潤用於工資的總量是固定的，只要提高基層員工的工資，那高管的工資就自然會降下來了。
而在經濟學界一直存在著反對制訂最低工資法的聲音，比如有學者認為，這會增加企業的成本。這種說法其實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一個國家的國民工資水平總體上是由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的，具體說是由整個社會的平均勞動生產率決定的，任何一個國家對最低工資的限制都是比平均工資低很多的，根本就不可能高於由勞動生產率水平決定的社會平均工資水平。最低工資的出台其作用只能是縮小貧富差距，而非提高整體水平，只要對 最低工資限制不超過社會平均工資，那對整個社會的整體工資水平就不會有任何影響。
美國即使沒有最低工資，其最低工資也不可能跟中國一樣；中國即使沒有最低工資，中國人的工資水平也不可能跟越南、高棉一樣。最低工資限制對一個國家的工資總水平是沒有影響的。我們即使取消了最低工資限制，也保護不了多少企業家。
而由於企業利潤用於工資的比重是一定的，國家提高了最低工資水平，企業自然就會將用於高管工資的一部分拿出來用於基層員工工資，這是目前可行的唯一辦法。當然，最低工資也不是隨意制訂的，而是按平均工資的一定比例制訂，比如社會平均工資為5000元，那最低工資可以制訂為3500元，這樣就可以避免薪資差距的拉大。
而從經濟學的角度看，企業的總體用工成本取決於平均工資，而不是最低工資。當然最低工資可能會對極少的一部分企業有影響，但是這些企業本身就是被淘汰的對象。中國工資水平基本上是五年就會翻一番，這個大趨勢，誰也阻擋不了。
有人擔心，限制最低工資會導致失業現象。這更是危言聳聽，因為這只會對一小部分以最低工資吸納就業人員的企業有影響，這部分企業的用工數量本身就非常有限，不會對整個社會造成影響。整個社會的就業率靠的是經濟的發展，而非工資限制。降低失業率還必須從提高經濟發展水平上入手，也就是不斷地將中國經濟的總量做大。在西方國家每年只有經濟成長預測，而沒有經濟成長目標，所以他們很難解決就業問題。而中國正好相反，中國政府從來不預測經濟成長率，而只是制訂經濟目標，然後想辦法完成經濟成長目標。根據失業率匡算出一個能夠解決失業問題的經濟成長目標，然後全社會圍繞這個目標奮鬥，失業問題自然就解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