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語文學
但最後被波蘭眼科醫生柴門霍夫(1859～1917)於1887年以《第一書》的名字發表的"希望者"方案所代替。經過將近一個世紀的實踐，它現在已經被認為是唯一切實可行的國際公用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國際聯盟曾於1924年正式向所有的會員國提出把世界語當成"在國際交往中實用的國際輔助語，與民族語言同時並存"。1925年國際電信聯盟也承認它是一種正式語言。現在全世界無數的人在使用它，用它出版書刊和廣播。中國除了出版世界語書刊以外，每天還有對外世界語廣播。
世界語今天已成為一種活的語言，被廣大人群所套用和推廣。這還因為它具有柴門霍夫所謂的"內在思想"，即上述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他用一顆綠星作為世界語的標誌，即是基於這個理想。這個理想成為人們學習世界語的推動力，也是許多人用世界語從事文學創作的“靈感”的源泉。柴門霍夫在他的《第一書》中，除了公布世界語的方案外，還發表了他用世界語寫的兩首詩：《我的思想》和《啊，我的心》。這是世界語最初的文學創作。
柴門霍夫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也是一個詩人。他不僅寫詩,還寫了許多優美的散文。他在許多世界語國際會議上所作的演說也差不多都是別具一格的散文。他還用世界語翻譯了基督教聖經《舊約全書》和《新約全書》的一部分、狄更斯的《生命的鬥爭》、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果戈理的《欽差大臣》、莫里哀的名劇《喬治·當丹》、歌德的《伊菲格涅亞在陶里斯》、席勒的《強盜》、波蘭女作家艾·奧熱什科娃的長篇小說《馬爾達》、海涅的《巴哈拉赫的法學教師》和安徒生的童話全集。這些譯作現在都成了世界語文學中的古典名著，也為世界語文學創作打下了基礎。
早期的世界語文學
以詩作為最多。其中最著稱的詩人有波蘭的格拉博夫斯基(1857～1921)、柴門霍夫的兄弟費·柴門霍夫 (1868～1933)和萊·柴門霍夫(1875～1934)，俄國的德夫雅特寧(1862～1938)和科夫曼(1865～ 1940)等。費·柴門霍夫的詩集《人的痛苦》(1905)和萊·柴門霍夫的《我的七弦豎琴》(1909)都是語言雅潔、韻律清新的著名作品。格拉博夫斯基除翻譯(1918)波蘭詩人密茨凱維奇的長篇史詩《塔杜施先生》外，自己也寫了一些詩，收集在《人民的散文集》（1912）中。這個集子現在成了世界語文學中的一部古典著作。德夫雅特寧和科夫曼於1896年同時出版的詩集《不願意的殺害者》和敘事詩《伊夫塔的女兒》也都是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作品。此外，俄國詩人德斯金(1891～1967)於1912年出版的《詩集》，捷克詩人舒爾霍夫(1864～1919)於1911和1912年先後出版的詩集《由希望到失望》、《生命帶來了什麼》和《秋天的花》，都是用抒情而略帶憂傷的調子抒發他們對當時不合理的生活和社會的不安所引起的感觸，而在讀者的心中引起了共鳴。
這些詩人主要是來自斯拉夫國家，但並不是說世界語文學的發展只限於這個地區。在其他的國家著名的詩人有德國的漢克爾（1844～1929），她著有詩集《沙粒集》。英國有畢克內爾（1842～1918）、斯蒂勒（1865～1928）和布朗（1883～1919）。美國有女詩人多爾納(1853～1918)，義大利有女詩人榮克(1850～1929)，西班牙有英格拉達-奧爾斯,他們都發表了不少能經受得住時間考驗的詩篇。這些詩篇差不多都是以綠星為標誌的和以"內在思想"為基礎的充滿了激情的作品，風格清新，格律和音韻明朗，為廣大世界語者所傳誦。這些作品也直接推動了世界語的發展。
在小說方面,上述的一些詩人也寫出了不少作品,其中短篇小說和散文較多，代表性的篇章有一部分收集在柴門霍夫編的《基本文選》(1930)一書中。1902年出版的《世界語散文集》也是從歐洲許多國家出版的世界語刊物中選輯的小說、童話、隨筆和雜文等作品。這部散文集代表著許多國家不同流派、風格和藝術水平相當高的作家，特別是象波蘭瓦斯涅夫斯基(1859～1897)所寫的小說《在磚廠里》和法國布瓦拉克所寫的兒童文學作品《失而復得》(1905)這樣的作品。瑞士普里瓦特寫的一些自傳性的散文和法國的瓦林納(1854～1908)的長篇小說《普列龍戈城堡》（1907）和《是他嗎？》(1908)，無論從內容或技巧方面，都能與當時民族國家的文學媲美。這些作品開始有較廣的讀者群，也有出版社願意出世界語的作品。這就為世界語文學的發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質基礎，也為新作家的出現創造了條件。更多有才華的作家相繼出現。其中波蘭的卡貝(1872～1959)寫了大量文體優美的散文，俄國的伊·格·西爾雅耶夫 (1887～1933) 用“不幸的人伊凡”的筆名發表了幾部短篇小說集──《七個故事》(1906)、《吉卜賽女人》、《走過著了迷的地方》(1913)和《強烈的印象》（1914）等，不僅表現出了他們的寫作才能，也反映出他們觀察和描繪現實的能力和深度。世界語文學也逐漸從綠色的理想主義面向現實生活。
發展歷史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世界語活動曾一度中止，這卻促使沉浸在和平主義氣氛中的世界語詩人和作家深思。戰爭結束後，一個新的局面便出現了。這個新的局面從匈牙利開始。一個專業性的國際文學刊物《文學世界》在布達佩斯出版，詩人和文體家卡洛采 (1891～?)與詩人、小說家尤利奧·巴基(1891～1967)的作品開始在這個刊物上與讀者見面。在他們的創作實踐中，為了表達複雜的情感和場景的描寫，他們從歐洲文學中引進了一些新的表現方法，發展出一種新鮮、活潑和細緻的文體，豐富了世界語文學語言的表現能力，把它提高到與具有悠久傳統的民族文學的同等水平。《文學世界》隨後發展成為一個世界語文學出版社。
這種特色在詩歌創作上表現得特別明顯的有卡洛采的詩集《世界與心》(1921)、《拉緊的琴弦》（1931）、《詩的肖像》(1931)和《孤獨》（1939）以及尤利奧·巴基的詩集《生活的周圍》（1925）和《流浪漢之歌》(1933)等，都具有濃厚的抒情素質。卡洛采作出了自我分析，對生活和人的境遇提出了一系列在他認為是無法解答的問題，因而他的詩也染上了一層薄薄的抑鬱色彩。尤利奧·巴基則是一個浪漫主義者，他追求綠星所代表的那種無衝突的和平世界理想被戰爭所破滅，因而他的詩歌調子起伏不平，在高昂中出現了低沉。他們的作品都打上了時代的烙印。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世界語新的詩人輩出。兩部重要的詩集《十二個詩人》(1938)和《九個詩人》(1938)推薦出一批詩壇新秀。《十二個詩人》包括愛沙尼亞女詩人德列津(1896～ )和亞當松(1891～1967)、英國的普賴斯－海伍德（1910～1967）、奧地利的霍沃爾卡(1911～1966)和邵胡伯(1896～ )、立陶宛的庫爾岑斯(1910～1958)、法國的毛羅(1905～1971)、西班牙的努涅斯-杜武斯（1899～）、美國的斯蒂爾曼(1907～ ) 、英國的紐厄爾(1902～1968)、匈牙利的西拉基（1895～1967）和塔爾孔尼（1902～ ）等人的作品。《九個詩人》收集了蘇聯的蘇特科沃伊和法爾孔布里格、立陶宛的葉夫謝耶娃和朱里蒂斯、中國的徐聲越、德國的萬澤洛(1877～1959)和斯特龍普菲爾、波蘭的謝羅謝夫斯基和法國女詩人包丹-瓦特雷等人的作品。這些作品也都具有風格清新、低回吟唱的共同特點。它們有的歌頌愛情，有的憧憬未來生活，有的哀嘆人的命運，但在字裡行間都不免隱隱流露出第一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災難和1929年世界經濟恐慌所造成的普遍蕭條以及這些在他們的心靈上所起的消極影響。
《文學世界》出版以後，接著陸續出版了以主要發表世界語文學創作的刊物《尼斯文學評論》、《國際文化》、《世界文化》、《南方的星》、《匈牙利生活》和《北方的三稜鏡》等。同時出現了另一種詩人，他們以不同的創作方法來描述生活和抒發他們的情懷。如匈牙利的巴朗雅伊(1902～1961)就是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觀察世界，並且要求以革命的手段把這個世界改變得更公平。他的詩主要收集在《預言家》(1934)、《在流放中》(1938)和《流亡和收容所》(1962)等詩集中。還有蘇聯的米哈爾斯基(1897～1937)，他創辦了一個文學刊物《自由的激流》。他的詩集《序幕》(1929)、《火的治療》、《愛情和嘆息之歌》(1934)和 5,000行的長詩《人的再鍛鍊》(1935)等，都是以階級鬥爭為題材的。此外還有蘇聯的霍赫洛夫（1891～1953）和涅克拉索夫(1900～ )以及保加利亞的格里戈羅夫(1903～ )和德國礦工出身的布爾格(1881～1970)等，都是為無產階級利益而寫作的詩人。
詩人尤利奧·巴基也創作小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他曾被俘,流放到西伯利亞。生活的實踐使他的綠星理想主義熱情有所冷卻，他對社會也取一種批判和諷刺的態度。他的長篇小說《在血的土地上》(1933)、《犧牲者》(1925)和《萬歲》(1930)最能代表他的思想。這些作品都已有中文譯本。他的1931年出版的具有浪漫主義氣息的《秋天裡的春天》也由巴金譯成中文。他還寫了很多短篇小說和劇本。匈牙利另一詩人西拉基所寫的小說，都取材於日常生活。他的小說集《穿過童話的海洋》(1931)、《偉大的冒險》（1945）和《南北之間》(1950)，語言簡潔明快，具有獨特風格。波蘭的福爾格(1903～ )的長篇小說《一躍數千年》(1924)和《托特先生買了一千顆眼睛》(1931)屬於科學幻想小說的範疇，但著重於心理的分析和刻畫，反映現實生活在人們內心所引起的反應。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大多數西方世界語作家對在現實生活激流中翻滾的人們也表示同情，但找不出出路。在法國有施瓦茨，他的代表作有中篇小說《安妮和蒙馬特》(1930)；在瑞典有恩格霍爾姆(1899～1960)，他以他的長篇小說《大地上的人們》(1931)、《在激流中的孩子》(1934)和《生活在呼喚》（1945）而著稱。羅馬尼亞的莫拉里烏，愛沙尼亞的亞當松，丹麥的尤斯特森(1875～1950),德國的榮格,西班牙的聖米連-阿隆索,波蘭的科恩費爾德，捷克的布萊尼克，塞爾維亞的齊萬諾維奇(1900～1938)，英國的博特曼(1892～ )，美國的佩森(1842～1932)等，都以他們的世界語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豐富了世界語文學的內容。
在這一時期，另一種反映社會生活的小說同時並存。德國的巴特爾梅斯（1901～ ）在1938年出版的小說《撫養院》中，揭露了資產階級教育給青年人帶來的毒害，歌頌了年輕革命者為了改變現實而進行的革命鬥爭。蘇聯的瓦蘭金(1902～ )於1933年出版的小說《地下鐵》中，描繪了當時柏林工人的組織和活動。奧地利的韋因亨斯特於1934年發表的長篇小說《塔街四號》，為無產階級生活的困苦和災難而提出了強烈的抗議。
旅居日本然後來中國的蘇聯盲詩人愛羅先珂也寫了不少具有進步意義、充滿了詩情的散文和故事，如《為了跌下的塔》(1923)、《枯葉雜記》(1923)和《愛羅先珂小說集》（1970）等。中國的馬耳（即葉君健，1914～ ）於1937年發表了他的短篇小說集《被遺忘的人們》，這部作品以高度同情的態度為那些掙扎在社會底層的貧苦人發出了呼聲。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和平主義為基點的世界語運動基本停止，世界語文學的創作和出版活動也就處於"冬眠"狀態。但新的創作力量正在成長。戰後的經濟恢復略有起色以後，世界語文學的創作和出版活動便立即呈現出一種新的面貌。新的出版社相繼出現,出版工作又重新活躍起來。位於大西洋加那利群島上的新興出版社"拉拉古納"，於1952年出版了一部世界語詩集《四人集》，這標誌著世界語運動新時期的開始。這部詩集收入英國詩人奧爾德 (1924～ )、丁伍迪(1904～ ) 、弗蘭西斯(1924～ )和羅塞蒂(1909～ )的作品。英國是捲入戰爭而唯一沒有淪為戰場的國家，國內的世界語活動沒有中斷。
奧爾德是一個具有社會良心的無神論者，他的代表作《幼年的族類》(1958)探討了宇宙的歷史和人的命運，譴責了戰爭和不義，嚮往一種真正的“新的人道主義”，但他對這種新的人道主義還沒有明確的概念。丁伍迪是抒情詩人，他的詩集《夢中的城堡》(1952)表現出他對這個時代所感到的精神痛苦，只有向宗教尋求解脫。弗蘭西斯是具有批判精神的詩人，但他對生活的結論卻充滿了悲觀，他的敘事長詩《宇宙》（1952）描繪了世界的出生、成長和人間的生活以及世界回復到混沌的故事。羅塞蒂是一個生活的冷靜旁觀者，他分析了人類的境遇，抱一種諷刺的態度，但卻提不出解決人類的境遇的積極答案。他們代表一代人的思想和探索。此外，還有英國女詩人博爾頓 (1924～ )、冰島的拉格納爾松(1930～ ) 、南非的埃·柯克(1930～ )、丹麥的托爾森(1915～ )、巴西的卡維斯(1929～ )和馬托斯(1931～ )、比利時的皮龍 (1931～ )、 法國的迪克-戈尼納茲和洛比以及西班牙的奧亞薩瓦爾-奧魯埃塔(1913～ )等，他們都寫出了大量富有生命力的詩篇。其中柯克的幾部詩集，如《我舌上的火》(1967)、《詩和小品》(1970)和《五種要素》(1970)，都是具有氣派的世界語作品。他企圖正確地闡釋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但他的結論卻是：還是上帝終久掌握了人的命運。
20世紀60年代，義大利出現了世界語文藝團體“巡邏”，它出了一個機關刊物《文學市集》。這個刊物發表了大量世界語詩歌和散文。作者包括知名的喬·西爾費、尼·羅西和皮索尼。他們以表現技巧和文字優美見稱。從30年代末期到50年代中期，世界語運動在蘇聯受到一些波折，運動基本上陷於停頓。後來東歐也受到影響。但到60年代，創作活動又復甦了。蘇聯的古謝夫和烏克蘭的亞·洛格文發表了許多重要的詩篇和散文，特別是後者於1964年發表的詩集《在生活的道路上》，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保加利亞的穆爾金和格奧爾吉耶夫、捷克的盧卡什和蓬普爾等詩人也都寫出了各具特色、反映生活和鬥爭的作品。這些作品的基調顯然與其他國家的一些詩人的作品不同。中國的蘇阿芒也屬於這個行列，他在歐洲許多世界語刊物上發表的詩作反映出了在一個動盪不安的世界中人們所經受的生活波折。
由於國際世界語運動逐漸得到全面的恢復，範圍不斷擴大。新的小說作家登上文壇。挪威的約·納·羅斯巴赫(1921～ )於1951、1957、1968和1970年連續發表了 4部短篇小說集《閒話》、《人和河》、《奇異的仙丹》和《唱片》，它們在藝術手法上頗有創新和獨特之處。波蘭女作家尤·皮奧羅的短篇小說集《來自土地和以太》(1964)和馬拉斯描寫一群黑奴造反的故事《黑皮膚的斯巴達克》（1955），都是世界語文學中的名篇。匈牙利沙特瑪里（1899～）以諷刺當代社會為主題的長篇小說《在加佐利尼奧的旅行》（1959）、丹麥埃厄魯普的具有科學幻想意味的長篇小說《多爾納博士》(1945)、瑞典倫德克維斯特的推理小說《死神的市集》(1962)、義大利女作家加布里埃利以世界語者的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梳子》(1962)和南斯拉夫特魯迪奇的長篇小說《鄉下客棧》(1955)等作品，反映的生活面寬，故事性強，具有一定的消遣性，為一般讀者所喜愛。
現在，還沒有專門上演世界語劇本的劇院。世界語劇本創作以獨幕劇為主，它們主要演出的場所是在每年開國際世界語大會的會場上。但有些作品已經獲得了持久的生命。如德國施密特(1867～1943)以古典史詩形式寫的悲劇《古斯塔夫·瓦薩》(1910)、尤利奧·巴基寫的富有抒情意味的《蘋果樹下之夢》(1956)、奧爾德的《鳥兒似乎在建築》(1960)和博爾頓收集在《國境線上的婦女》(1959)集子中的一些獨幕劇，都各具特色。
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就在《共產黨宣言》中說：“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世界語文學的讀者是國際性的，作者也是國際性的，它也許就是“世界文學”的萌芽。但它並不排斥民族文學，而是與民族文學起相輔相成的作用。民族文學中的經典作品，如希臘悲劇、莎士比亞的劇本、但丁的《神曲》、歌德的詩、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魯迅的小說，都有世界語譯本，豐富了世界語文學的寶藏。許多民族文學,也通過世界語這個橋樑被轉譯為其他的民族文字,以豐富其他民族的文學。過去在我國許多翻譯的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如保加利亞伐佐夫的小說和匈牙利裴多菲的詩，就是通過世界語轉譯過來的。
中國的世界語者翻譯和出版了不少中國文學作品，介紹給世界人民。其中《魯迅小說集》和《中國作品選集》，收集了魯迅的全部小說和中國近代短篇小說代表作品。此外，還選譯了民間文學作品《不怕鬼的故事》和許多給孩子看的“小人書”。早在“五四”時期，魯迅和胡愈之就和蘇聯的盲詩人愛羅先珂通過世界語在一起從事中蘇文化交流工作。抗戰時期，葉君健翻譯了一部抗戰短篇小說集《新任務》，向世界人民介紹中國的戰時文學和中國人民為自由獨立而鬥爭的情況。通過世界語活動，日本國際主義者長谷川照子(即綠川英子)來到中國,同中國人民並肩戰鬥,反對日本的軍國主義者的侵華戰爭。她的世界語散文集《在戰鬥的中國》(1945)、《暴風中的細雨》(1941)和《心直的人》(1938～1945)都是在中國寫成和出版的，這些散文也都成為世界語文學中的名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