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 念
要說貧困，光看收入是不成了，合理方式應該是看必需品支出和收入的比較。由於物價等因素的變化具體表現為：物價上漲使衣食支出總量明顯偏低；住行等基本生活開支不斷增長；醫療教育支出增加且占比例越來越高；低保家庭實際支出呈現透支，家庭抗風險能力不斷降低。
“上海式貧困”
上海市民政局原副局長沈振新退休後依然在為“窮人”忙活，為扶貧工作“崖”改“坡”著書立說。
沈振新提出一個“光圈理論”。“當我們聚焦‘低保’人群時，為了突出了解‘低保主體’，我們會把攝像機的光圈放得很大，景深就會變得很小，於是‘低保’主體的周邊被虛化，這樣就可能忽視‘低保線’邊緣地帶的人員。”
當被虛化的邊緣實在化之後，窮人的隊伍擴大了。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7年調查數據，如果以收入作為貧困指標，全國城市貧困人口為1470萬人，但如換成以人均支出為指標，則貧困人口總數增至3710萬人。
對上海，沈振新認為物價等因素造就了大批新城市貧民，形成了“上海式貧困”。具體表現為：物價上漲使衣、食支出總量明顯偏低；住、行等基本生活開支不斷增長；醫療、教育支出增加且占比例越來越高；低保家庭實際支出呈現透支，家庭抗風險能力不斷降低。
實際生活中這部分支出缺口，主要通過家庭歷年微薄結餘、親友饋贈借貸或社會互助等途徑予以彌補。此類家庭常常陷入“吃藥擠占吃飯”或“交了學費難買米”的窘境。一個敏感的事實是，窮人增多，似乎是給地方政績抹黑。沈振新說：“只要不是像鴕鳥一樣把腦袋埋進沙子，那么你就一定能發現我們周圍的貧困問題仍相當嚴重。”
“上海政府主動尋找窮人並予以扶助，是得民心之舉。”華東師範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克霆說。上海低收入人群的規模有多大，至今還沒有一個確切數據。沈振新測算的數據是，月收入低於500元，高於“低保線”以上的，大約150萬人。曹扶生估算上海的相對貧困人口在200萬人左右。
“支出型貧困”
上海市政府辦公廳副局級巡視員曹扶生在長寧區調查了6個分別患有癌症、尿毒症、精神病的案例，發現這些有重病成員的家庭醫療負擔都很重，最高每月達5445元，尤其是沒有醫保的家庭，同一病種的醫療負擔數倍於有醫保的家庭。
“目前享受低保資格主要以人均收入是否低於低保標準來確定，實際上還有相當數量的低保邊緣家庭甚至是中低收入家庭，其人均收入超過低保標準，但受大額醫療、教育、住房等硬支出擠壓，實際生活水平低於低保水平。”曹扶生說。“支出型貧困”這個詞應運而生，最早提出者是上海市民政局。
上海市民政局局長馬伊里公開表示，今年，上海將形成支出型貧困群體的發現、監控和預警機制。只核收入不核支出的貧困定義將成過去式。窮不窮是相對的，之前劃定一條收入線來核貧的做法有硬傷。
上海市民政局原副局長沈振新將其比喻為“懸崖效應”。低保和低收入人員之間救助政策出現了斷層——“懸崖”，用低保線作為一刀切的標準，使得許多有實際困難的家庭只能望崖興嘆；應將“懸崖”修成“斜坡”，有一個漸變和緩衝，逐步使救助措施呈斜坡式特徵。
扶貧進化論
上海市政府辦公廳副局級巡視員曹扶生製作了一張上海窮人地圖。地圖上的陰影顯示，上海中心城區貧困人口分布密度分三個等級：閘北、盧灣兩個區的城市貧困人口密度最高；其次是黃浦、楊浦區；其他區相對較低。
楊浦區窮人的絕對數占到了全市的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針對支出型貧困家庭的救助問題，上海市民政局自2008年起先後在楊浦、閘北、長寧等區進行試點。
針對各區不同情況，允許自行制定操作方法。“市局的說法是，規定動作到位，自選動作自由發揮，我們區在流程上可說跨前一步。”鄭軍表示。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市局下放自選動作權力，因為支出型核貧工作更為複雜。
“一戶家庭、一個故事、一套方案、一縷陽光”是“社區市民綜合幫扶”計畫的行動指南。在楊浦區的支出型貧困救助試點中，街道成為具體操作者。每個申請救助的貧困家庭需由街道出具證明。憑證明，可在楊浦區內八個區級醫院享受50%的住院押金減免。同時，區民政局與衛生部門商定嚴格控制自費藥的費用，儘可能採用醫保目錄內藥品。
街道出具證明後，還要派人前往看望病人，並有工作人員陪家屬一起去醫院“埋單”。據楊浦區民政局社會科科長鄭軍介紹，每個街道為此配備了一兩名人員專職負責這項醫療救助新舉措的執行。在長寧區，調研後符合支出型貧困扶助的個人及家庭，會收到居委會發放的告知書和醫療卡，憑藉醫療卡結算醫療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