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這個詞兒出現的時間是1945年日本投降以後，此前北京人壓根兒沒聽說過三青團.。最初出現的場所是北京﹙那時候叫北平﹚的學校，主要是中學。“注意點兒，×××是個三青子！” 這是學生們私下裡常掛在嘴邊互相提醒的話。最初創造這個詞兒的我想一定是北京籍的學生﹙當時北京的中學來自河北各縣的學生占大多數﹚，因為只有地道的北京話里才有這種構詞習慣。“子”在這裡讀成輕聲，用這種聲調指稱某一事物無所謂褒貶，指稱某一類人，則顯然含有輕蔑的味道。
來歷
“怎么著?耍三青子是不是？” 電視連續劇《五月槐花香》里的這句台詞，把已經沉下去半個多世紀的北京市井俚語“三青子”又攪回到水面上來了。這兩年，已不難聽到“三青子”這個詞兒——“這幫混蛋，都有點兒三青子勁兒” ，“你有理講理呀，少來這種三青子” ，“好的時候人模狗樣的，犯起渾來又成了三青子”……。
“三青子”究竟什麼意思？不僅外地人不大明白，就是六十歲以下北京土生土長的人恐怕也難以說清楚，人們只能從這個詞兒出現的語言環境作負面的推斷。有人說這個詞兒是指“性情乖張，蠻不講理” 、“流氓、無賴”等等，這樣理解大致上差不離兒。有人說是指那些“好說損話的人” ，則欠準確全面。至於說這是黑社會的黑話，則有點離譜了。要真正弄清它的含義和色彩，還得了解它的來歷。
嚴格地說，“三青子”算不上傳統的北京土話，它的歷史很短。小時候在北京，喜歡聽侯寶林、郭啟儒說相聲，沒聽見他們用過這個詞兒。老舍的作品夠京味兒了吧？裡邊哪兒有“三青子”？北京解放以後，這詞兒指代的對象消失了，原來好用這詞兒的市井小民們也就不大說了。
本來是產生於學生中間的這么一個詞兒，很快就傳到了社會上變成了罵人的市井俚語，各種各樣相關的兒歌民謠如“念書的不理三青子，上學的躲著二流子” 、“三青子，二愣子，榆木疙瘩板凳子”等等，也隨之在街頭巷尾廣泛流傳開了。這充分說明，三青團的形象在北京人心目中是何等醜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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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青團
證章組織及活動
組織
三青團在商南的地方組織活動，始於民國二十九年（1940)10月建立商南直屬區隊。
民國三十二年（1943)改直屬區隊為籌備員辦事處。
民國三十四年（1945)4月，三青團陝西省支團派梁維廈（陝西省丹鳳縣人）來商南建立三民主義青年團陝西支團商南分團部籌備處，梁任書記，下設佐理和總務。
民國三十五年（1946）春，在層峰鎮中心學校（南街國小）召開第一屆團員代表大會，選舉成立分團部幹事會，梁維廈、吳興華、劉靖民、劉榮軒、趙國傑為於事。
民國三十五年（1946) 12月梁維廈因濫用武力，強占商會會址被撤職，劉靖民於民國三十六年（1947)1月任代書記，同年5月又奉省團部命令任縣分團籌備處主任，另派郭孝先為書記。同年夏季，在南街國小召開第二屆團員代表大會，選舉劉靖民、吳興華、趙國傑、李從先、劉榮軒為幹事。民國三十六年（1947)9月，又將分團部籌備處改為分團部，由原籌備處主任劉靖民任幹事長。
分團部以下的基層組織是區隊和直屬分隊。每個區隊轄3個以上分隊。區隊設區隊長和區隊副各1人，分隊設分隊長和分隊副各1人。民國三十四年（1945）上半年在南街國小建立區隊（未設分隊），在縣立中學和女子學校建立分隊。同年下半年將縣中1個分隊擴建為2個區隊（6個分隊），連同南街國小共有3個區隊，1個直屬分隊。之後，在縣城又建立縣政府區隊和社會區隊，在富水、永青、青山、常樂和分團本部建立直屬分隊，並改南街國小區隊為直屬分隊。民國三十六年（1947）對團員進行了總甄核，將富水、永青、常樂、青山4個直屬分隊改為區隊，又在湘河鄉、金川鄉建立了區隊。至此，全縣共有區隊10個，分隊33個（其中直屬分隊3個），團員537人。
活動
為回響蔣介石在南昌創導的“新生活運動”，民國三十六年（1947）以三青團組織為主，成立了新生活運動籌備會，目的是革除污穢、萎靡、浪漫、懶惰的生活行為，洗滌不合理的生活習慣，恢復中國固有的道德“禮儀廉恥”。為擁護“戡亂救國”的總動員令，該會發起禁吸紙菸的節約運動和革除牌風的倡儀。同年2月19日舉行了紀念“新生活運動”19周年的大會，提出要切實歷行新生活運動的精神，樹立“昨死今生”的決心，達到建成新生活運動的目的。民國三十六年（1947)1月，由三青團組織發起，建立以縣長庸蓋凡為主任，以劉靖民和縣黨部書記長郭泮章為副主任的黨政工作團,配合國民黨第十五師兩次分赴白玉、常樂、湘河、青山、層峰等5鄉鎮清剿豫鄂陝邊區第三軍分區在商南的支隊，俘獲我軍幹部和戰士120餘人，馬6匹，槍枝15支，同時，又組織發起建立以唐蓋凡為主任、以劉靖民為副主任的黨政軍團參加的統一建設委員會，專辦“奸匪”自首自新事宜。並由三青團部股長寇少斌、田祥中分別任宣傳組長和感化組長0
民國三十七年（1948)3月，省黨團統一委員會命令，實行黨團合併，縣黨團統一委員會亦召開會議，縣分團部向縣黨部清交了人員手續，縣三青團各級組織即自行撤銷。
背景
是什麼原因使得三青團受到北京廣大青年學生以至全社會的鄙夷？就其本身來說，現在分析起來，不外以下幾點：
一，政治上的反動，是廣大青年唾棄它的根本原因。
三青團是蔣介石在抗戰期間直接策劃成立的青年組織，雖然不直接由國民黨各級黨部領導，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但政治上是一碼事。蔣介石政權在日本投降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公開與日偽合流，勾結利用日寇和偽軍與人民為敵，反人民的本質暴露無遺。日本投降是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號，那天下午廣播了日本天皇的投降詔書，但北京並沒有出現一片歡騰的局面，街上冷冷清清，日本兵照常在巡邏，後來才知道他們是應蔣介石的請求“負責維持地方治安”。你想，世界上哪有讓已經戰敗投降、蹂躪了中國達八年之久的侵略軍繼續拿著槍桿子對付本國人民的道理？不久，街上貼出布告，落款的竟是大漢奸門致中。此人本是偽綏靖總署督辦、華北偽治安軍總頭目，此時成了蔣介石委派的先遣軍司令。中國是戰勝國，接受日軍投降理應是中國軍隊的事，八路軍正在逼近天津近郊，蔣介石卻請來美國海軍陸戰隊到天津登入受降。這一切都嚴重傷害了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人們看清了蔣介石高唱“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是假的，反共反人民才是真的，正是在反共這一點上，蔣敵偽合流有著共同的政治基礎。九月份學校開學了，學生們看到的是什麼？就拿我所在的那箇中學來說吧，上個學期講起話來還“友邦”不離口、連校歌都要請“友邦人士”來作的校長和訓育主任，還有一位體育教員，僅僅過了一個暑假，就都成了國民黨要員。校長是國民黨區分部委員，威風不減以往；訓育主任被委以重任去“摘桃子”，到離北京不遠的××縣當縣長，把命丟在了那裡；那個體育教員當上了三青團的區隊長，到處拉攏學生入伙。稍微有點血性和正義感的青年，誰願意和這些人為伍？大多冷眼對之。我們班是初三，六十多人，參加的不足十分之一。抗戰是勝利了，人們卻沒有勝利的喜悅，除了大街上原來靠左邊走改成靠右邊走，幾乎什麼都沒有變。隨著國民黨政權在接收過程中腐敗醜聞的不斷傳出，連社會上原先對國民黨存有幻想的人也開始清醒地認識到“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了。
二，文化意識上的保守頑固腐朽，導致廣大青年與之疏離。
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是一本全面闡述國民黨正統意識形態的小冊子，是蔣介石授意，由三十年代中期在國民黨中宣部幕後策劃下炮製《中國本位文化宣言》的十教授之一、抗戰期間曾經一度跟隨大漢奸汪精衛跑到南京的陶希聖執筆寫成的。三青團的指導思想就是這本書。記得九月份開學後一個來月，學校發給每個學生一本《中國之命運》，封面有一個藍色實心豎橢圓形，裡邊是蔣介石的像，旁邊寫著“蔣中正著”。在這本書里，蔣介石極力讚美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宗法社會制度，說什麼“中國固有的社會組織，在血統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有家族而保甲而鄉社。兩方面的系統都很分明，兩方面的訓練和教育，亦最為古來的賢哲所致力。由個人日常生活的箴規，推而至於家，則有家禮，有家訓；推而至於族，則有族譜，有族規。在保甲則有保約，在鄉社則有鄉約和社規。”“我們中國古來的倫理哲學，對於人類社會相系相維之道，有詳密精深的研究。社會的組織雖有不斷的演進，而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長幼之序……實為社會生活不變之常理。” “中國固有的人生哲學，經孔子的創導，孟子的闡揚，漢儒的訓釋，自成為崇高的體系，比之世界上任何派別的哲學實有過之而無不及……”。這一套散發著腐屍氣息的東西，學生們在日偽統治時期早已聽得厭煩了，日寇漢奸對青年進行奴化教育正是這樣反覆灌輸的。人們看清楚了，在文化意識上，蔣介石政權和北洋軍閥以及抗戰期間的南北漢奸群毫無區別，這正是蔣敵偽能夠合流的思想基礎。民族要獨立，人民要解放，是近代中國歷史發展的兩大基本主題，二者緊密聯繫，相互依存。中國社會要求現代化，中華民族要新生，誰站在維護中國固有的封建宗法社會制度以及與之相應的思想文化的立場上，誰就不可能得到社會特別是其中最具創造活力的青年人的廣泛認同和擁護。
三，其成員素質之低下，行為之卑劣，為一切正派學生所不齒。
參加三青團的都是些什麼人呢？除了一些投機鑽營之徒，就是民謠里所說的那些頭腦簡單，知識貧乏，不善於思考，容易被國民黨的宣傳所蠱惑的“榆木疙瘩”“二愣子”。他們的本事就是打人、罵人、搗亂、告密，別的什麼都不會。和這些人講道理是講不通的，因為他們缺乏理性，腦袋裡除了“蔣主席萬歲”和“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以外，一片空白。在國民黨統治北京的三年時間裡，他們充當特務打手參與製造了一系列暴行，如中山公園音樂堂事件、師範學院“四九血案”等等。他們仗恃有國民黨當局作靠山，在學校里飛揚跋扈，老師同學都不放在眼裡。名義上是學生，卻早已把學習拋到了九霄雲外。北京解放後，根據懲治反革命條例，三青團區隊副以上的骨幹屬於反革命分子，一般成員只要沒有重大罪行則作為一般歷史問題處理，交待清楚就算了。在他們的檢查交待里，幾乎都寫了之所以誤入歧途，是因為狹隘民族主義和正統思想嚴重。
四，三青團受到鄙棄、孤立，還跟北京當時的大環境有關。
在抗日戰爭時期，日軍能鞏固占領的也只有老北京城﹙今二環以內﹚和近郊區﹙大致六環以內﹚。往西，門頭溝、房山絕大部分是平西抗日根據地；往北，懷柔、延慶以及昌平一部分屬於平北抗日更據地；往東，平谷、密雲屬於冀東抗日根據地；往南，一過大興縣城就是冀中十分區了。儘管日偽嚴密封鎖訊息，也阻止不住八路軍英勇抗敵的事跡在市民中廣為流傳。日本投降後，1945年9月在中共晉察冀中央局領導下建立了以城工部長劉仁為書記的中共北平市委，下屬學生、工人、平民、鐵路、文化五個工作委員會，派了大批有豐富地下鬥爭經驗的幹部進城。北平市委撤銷後，這五個工作委員會直接由城工部領導。日本剛投降，蔣介石無力發動全面內戰，不得不與中共進行和談。1946年1月北平軍調部成立，地點在協和醫院，以葉劍英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就在那裡辦公。大門口有三名士兵站崗，一名八路軍戰士，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和一個國民黨憲兵，學生和市民紛紛前往觀賞八路軍的英姿和風采。1946年1月，國、共、美三方通過談判就停戰問題達成協定，協定準許中共代表團在國民黨統治的北平創辦《解放》報並建立新華社北平分社。《解放》﹙先為三日刊，後為二日刊﹚從二月創刊到五月下旬被查封，發行了三個多月，產生了極大的政治影響。在這期間，《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論聯合政府》等單行本進入了書攤，《晉察冀日報》和地下黨利用合法身份辦的報刊如《魯迅晚報》等也在社會上廣為流傳。這一切都是通過鬥爭逼得蔣介石不得不作出的短暫讓步，但這短短的三個多月對北京青年的覺醒卻有重要意義。易於接受新事物的青年學生爭相傳閱這些書刊，就好比長期悶在空氣污濁的屋子裡，窗子突然打開，一股強大的清新的春風撲面而來。人們拿這些和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對照，兩套截然不同的話語系統清晰地呈現在眼前。究竟誰代表著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應該跟誰走？許多學生在認真地思考著、抉擇著。同一時期，地下黨還分批組織學生到已經解放了的張家口參觀訪問，受到晉察冀黨政軍負責同志的親切接見，使他們親眼看到了另一個中國。1946年下半年西南聯大﹙北大、清華、南開﹚和燕京、中法等大學從昆明、成都遷回北平、天津。這些學校的學生剛剛經歷了“一二·一”運動的戰鬥洗禮，其中在中共南方局領導下的中共黨員和外圍組織的成員有著較豐富的在蔣管區從事學運的經驗。南北進步力量會合後，反蔣學生運動出現了新的局面，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久，超過了“一二·九”運動，形成了兩種中國之命運大決戰中的“第二條戰線”。到了1948年解放前夕，北京12所大專院校和50多所中學都已建立了中共的總支或支部。在一個當時只有二百萬人口的城市，黨員人數已達三千，黨的外圍秘密組織成員已發展到五千。由於進步力量在鬥爭中迅速發展壯大，在廣大青年中完全控制了話語權，三青團也就越來越孤立。在國民黨統治北平的三年里，他們只在1946年2月搞了一次反蘇反共遊行，此後就再也掀不起什麼風浪，其成員在許多學校里成了過街老鼠，連身份都不敢公開了。
1947年底，蔣介石發現三青團已經沒有多大用處，索性來了個黨團合併，把三青團取消了。三青團消失了，但是它給北京方言打上的一小塊兒印記——“三青子”卻存活了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