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原文
三論講真話
我昨天讀完了諶容的中篇小說《真真假假》。我讀到其中某兩三段，一個人哈哈地笑了一陣子，這是近十幾年來少有的事。這是一篇嚴肅的作品。小說中反映了一次歷時三天的學習、批判會。可笑的地方就在人們的發言中：這次會上的發言和別人轉述的以前什麼會上的發言。
笑過之後，我又感到不好受，好像撞在什麼木頭上，傷了自己。是啊，我聯繫到自己的身上，聯繫到自己的經歷了。關於學習、批判會，我沒有做過調查研究，但是我也有三十多年的經驗。我說不出我頭幾年參加的會是什麼樣的內容，總不是表態，不是整人，也不是自己挨整吧。不過以後參加的許多大會小會中整人被整的事就在所難免了。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表態，說空話，說假話。起初聽別人說，後來自己跟著別人說，再後是自己同別人一起說。起初自己還懷疑這可能是假話、那可能是誤傳，這樣說可能不符合事實等等、等等。起初我聽見別人說假話，自己還不滿意，不肯發言表態。但是一個會接一個會地開下去，我終於感覺到必須甩掉“獨立思考”這個包袱，才能“輕裝前進”，因為我已經在不知不覺中給改造過來了。於是叫我表態就表態。先講空話，然後講假話，反正大家講一樣的話，反正可以照抄報紙，照抄檔案。開了幾十年的會，到今天我還是怕開會，我有一種感覺，有一種想法，從來不曾對人講過，在會議的中間，在會場裡，我總覺得時光帶著嘆息在門外跑過，我拉不住時光，卻只聽見那些沒完沒了的空話、假話，我心裡多煩。我只講自己的經歷，我浪費了多少有用的時間。不止我一個，當時同我在一起的有多少人啊！
“大家都在浪費時間”，這種說法可能有人不同意。這個人可能在會上誇誇其談、大開無軌電車，也可能照導的意思、看當時的風向發表言論。每次學習都能做到“要啥有啥”，取得預期的效果。大家都“受到深刻的教育，在認識上提高了一步”。有人說學習批判會是“無上的法寶”。而根據我的經驗、我的收穫卻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我只是在混時間。但是我學會了說空話，說假話。有時我也會為自己的假話紅臉，不過我不用為它擔心，因為我同時知道誰也不會相信這些假話。至於空話，大家都把它當做護身符，在日常生活里用它揩揩桌子、擦擦門窗。人們想，把屋子打掃乾淨，就不怕“運動”的大神進來檢查衛生。
大家對運動也有看法，不少的人吃夠了運動的苦頭。喜歡運動的人可能還有，但也不會太多。根據我的回憶，運動總是從學習與批判開始的。運動的規模越大，學習會上越是殺氣騰騰。所以我不但害怕運動，也害怕學習和批判（指的是批判別人）。和那樣的會比起來，小說里的會倒顯得輕鬆多了。
我還記得一九六五年第四季度我從河內回來，出國三個多月，對國內的某些情況已經有點生疏，不久給找去參加《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學習會，感到莫名其妙。為什麼姚文元一篇文章要大家長期學習呢？我每個星期六下午去文藝會堂學習一次，出席人多，有人搶先發言，輪不到我開口。過了兩三個星期，我就看出來，我們都在網裡，不過網相當大，我們在網中還有活動餘地，是不是要一網打盡，當時還不能肯定。自己有時也在打主意從網裡逃出去，但更多的時間裡我卻這樣地安慰自己：“聽天安命吧，即使是孫悟空，也逃不出如來佛的手掌心。”
回想起那些日子，那些學習會，我今天還感到不寒而慄。我明明覺得罩在我四周的網越收越小、越緊，一個星期比一個星期厲害。一方面想到即將來臨的災難，一方面又存著倖免的心思，外表裝得十分平靜，好像自己沒有問題，實際上內心空虛，甚至惶恐。背著人時我坐立不安，後悔不該寫出那么多的作品，惟恐連累家裡的人。我終於在會上主動地檢查了一九六二年在上海第二次文代會上的發言的錯誤。我還說我願意燒掉我的全部作品。這樣講過之後比較安心了，以為自己承認了錯誤，或者可以“過關”。誰知這次真是一網打盡，在劫難逃。姚文元掄起他所謂的“金棍子”打下來。我出席了亞非作家緊急會議，送走外賓後，參加作家協會的學習會，幾張大字報就定了我的罪，沒有什麼根據就抄了我的家。隨便什麼人都可以到我家裡來對我訓話。可笑的是我竟相信自己犯了滔天大罪，而且恭恭順順地當眾自報罪行；可笑的是我也認為人權是資產階級的東西，我們“牛鬼蛇神”沒有資格享受它。但當時度日如年，哪有笑的心思？在那段時間裡，我常常失眠，做怪夢，游地獄；在“牛棚”里走路不敢抬頭，整天忍氣吞聲，痛罵自己。
十年中間情況有一些變化，我的生活狀況也有變化。一反一復，時松時緊。但學習、批判會卻是不會少的。還有所謂“游斗”，好些人享受過這種特殊待遇，我也是其中之一。當時只要得到我們單位的同意，別的單位都可以把我帶去開會批鬥。我起初很害怕給揪到新的單位去、頸項下面掛著牌子接受批判，我不願意在生人面前出洋相。但是開了一次會，我聽見的全是空話和假話，我的膽子自然而然地大了起來，我明白連講話的人也不相信他們自己的話，何況聽眾？以後我也就不害怕了。用開會的形式推廣空話、假話，不可能把什麼人搞臭，只是擴大空話、假話的市場，鼓勵人們互相欺騙。好像有個西方的什麼宣傳家說過：假話講了多少次就成了真話。根據我國古代的傳說，“曾參殺人”，聽見第三個人來報信，連他母親也相信了謠言。有人隨意編造謊言，流傳出去，後來傳到自己耳邊，他居然信以為真。
我不想多提十年的浩劫，但是在那段黑暗的時期中我們染上了不少的壞習慣，“不講真話”就是其中之一。在當時誰敢說這是“壞習慣”？！人們理直氣壯地打著“維護真理”的招牌販賣謊言。我經常有這樣的感覺：在街上，在單位里，在會場內，人們全戴著假面具，我也一樣。
到“四人幫”下台以後，我實在憋不住了，在《隨想》中我大喊：
“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我喊過了，我寫過了兩篇論“說真話”的文章。朋友們都鼓勵我“說真話”。只有在這之後我才看出來：說真話並不容易，不說假話更加困難。我常常為此感到苦惱。有位朋友是有名的雜文家，他來信說：
對於自己過去信以為真的假話，我是不願認賬的，我勸你也不必為此折磨自己。至於有些違心之論，自己寫時也很難過……我在回想，只怪我自己當時沒有勇氣，應當自劾。……今後誰能保證自己不再寫這類文章呢？……我卻不敢開支票。
我沒有得到同意就引用他信里的話，應當請求原諒。但是我要說像他那樣坦率地解剖自己，很值得我學習。我也一樣，“當時沒有勇氣”，是不是今後就會有勇氣呢？他坦白地說：“不敢開支票。”難道我就開得出支票嗎？難道說了這樣的老實話，就可以不折磨自己嗎？我辦不到，我想他也辦不到。
任何事情都有始有終。混也好，拖也好，挨也好，總有結束的時候；說空話也好，說假話也好，也總有收場的一天。那么就由自己做起吧。折磨就是折磨嘛，對自己要求嚴格點，總不會有害處。我想起了吳天湘的一幅手跡。吳天湘是諶容小說中某個外國文學研究室的主任、一個改正的右派，他是惟一的在會上講真話的人。他在發言的前夕，在一張宣紙上為自己寫下兩句座右銘：
願聽逆耳之言，
不作違心之論。
這是極普通的老話。拿它們作為我們奮鬥的目標，會不會要求過高呢？我相信那位寫雜文的老友會回答我：“不高，不高。”
《真真假假》是《人到中年》作者的另一部好作品。她有說真話的勇氣。在小說中我看到好些熟人，也看到了我自己。讀完小說，我不能不掩卷深思。但是我思考的不是作品，不是文學，而是生活。我在想我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我想來想去，總離不開上面那兩句座右銘。
難道我就開得出支票？我真想和雜文家打一次賭。
作者簡介
巴金（1904年－2005年），原名李堯棠，字芾甘。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國留學。1928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說《死亡》。1928年冬回國。1934年在北京任《文學季刊》編委，同年秋赴日本。1935年回國，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總編輯，出版“文化生活叢刊”、“文學小叢刊”。1936年與靳以創辦《文學月刊》。抗日戰爭期間完成長篇小說《家》《春》《秋》，中篇小說《憩園》《第四病室》。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平明出版社總編輯。1946年創作長篇小說《寒夜》。1982年獲“但丁國際獎”。1983年獲法國榮譽勳章；1985年被美國文學藝術研究院授予國外名譽院士稱號。2005年10月逝世。主要著作收入《巴金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