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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長速度進入換擋期
增長速度進入換擋期，是由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
改革開放30多年來年均近10%的持續高增長，把中國經濟帶到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隨著國民經濟總量等基數增大，支撐經濟發展的人力資源、自然資源以及制度安排和經濟政策等要素正在發生變化，從勞動力、資本、技術進步等生產要素結構分析，從一、二、三次產業結構分析，都可看到，我國經濟成長速度下降是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現象，是一個發生在實體經濟層面上的自然過程。這些內在影響，再加上國際金融危機的外來影響，我國經濟增速新世紀以來呈現逐級放緩的態勢。2003年至2007年我國經濟年均增長11.6%，2008年至2011年年均增長9.6%，2012年增長7.8%，再到2013上半年增長7.6%。專家普遍認為，在世界經濟成長動力仍顯不足、國內結構調整不斷深化的大背景下，“七上八下”的經濟增速處於合理區間。正因為如此，“十二五”規劃確定的經濟發展速度是7%，2013的預期增長目標是7.5%左右。這個增速並未對就業等帶來太大衝擊，經濟結構還出現了積極變化，說明“換擋期”的中國經濟，增長動力格局並沒有根本改變。
結構調整面臨陣痛期
結構調整面臨陣痛期，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主動選擇。
2011年以來很多地方持續出現的霧霾天氣，讓人們認識到，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的矛盾日趨尖銳，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調整經濟結構刻不容緩。而當前金融與經濟數據的不同步現象，其主要根源也在於結構性問題。經濟增速的放緩，以及國際金融危機的長期化、各國應對危機加快結構調整的積極成效，增強了我們用市場機制倒逼經濟結構調整的緊迫感。
結構調整不是免費午餐。為了化解過剩產能，最佳化產業結構，一些行業難免受到較大衝擊，有些企業甚至會退出市場，這些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就是結構調整中的“陣痛”。美國經濟溫和復甦，以大數據、生物科技、頁岩氣等為主的高科技產業再次站到了世界經濟的前沿，主動的結構調整為美國新興產業的崛起贏得了先機。對於處在轉型升級關鍵時期的中國經濟來說，結構調整是大勢所趨，必須痛下決心。企業的兼併重組甚至退出市場，本是市場經濟的題中應有之義。只有堅持把市場的問題交給市場解決，用市場的辦法來解決市場問題，才有可能贏來“陣痛”後的新生。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
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是化解多年來積累的深層次矛盾的必經階段。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後，我國經濟遭受巨大衝擊。為扭轉增速下滑過快造成的不利影響，政府及時採取拉動內需和產業振興等一攬子刺激政策，推動經濟成長迅速企穩回升，從2008年底到整個2009年和2011年初，刺激政策產生了好的效果，經濟增速最高時達到了11.9%，中國經濟率先走出危機陰影，也對世界經濟起到了“壓艙石”的作用。這是非常時期的非常政策所產生的紅利。從2011年二季度開始，經濟增速逐級回落，可以理解為進入了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在這個階段，雖然刺激政策逐步退出，但政策的累積效應和溢出效應還在發揮作用，對經濟結構繼續產生深遠影響，也使當期巨觀政策的選擇受到掣肘，調控餘地大為縮小。
我國30年來的巨觀調控實踐表明，政府干預只能像“病人休克”時使用的“復甦器”，而不能成為裝在人身上的“起搏器”，更不能成為“人工心臟”，用政府干預來替代市場調節。經過20多年市場經濟的“游泳”，中國的市場主體已經逐步熟悉了“水性”。經濟增速掉一點也要沉住氣。但沉住氣不等於沒有政策預案，也不等於“坐等”。2013年，在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情況下，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堅定信心、頂住壓力，沒有對經濟進行大規模直接干預，效果很好。這種“淡定”給了市場一個強烈的信號，即保持巨觀經濟政策的穩定，給市場主體以穩定的預期。同時，我們啟動了一些既有利於當前穩定經濟成長又有利於長期結構平衡的項目，如棚戶區改造、城市基礎設施、鐵路建設等，大力推進環保節能、信息消費等新產業發育成長，促進內需的作用逐漸顯現。
地位
“三期”疊加是當前中國經濟的階段性特徵，“三期疊加”的重要判斷，為我們制定正確的經濟政策提供了依據。
應對措施
會議指出，我國經濟正處於“三期疊加”的特定階段，經濟發展步入新常態。既要保持戰略定力，持之以恆推動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又要樹立危機應對和風險管控意識，及時發現和果斷處理可能發生的各類矛盾和風險。必須堅持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真正把功夫下在鞏固基礎、增強底氣上，把發展實體經濟和培育有核心競爭力的優秀企業作為制定和實施經濟政策的出發點。必須加快轉變作風，更加注重按“三嚴三實”要求做好經濟工作，精準分析和深入判斷經濟發展趨向、基本特徵和各方面影響，提高政策質量和可操作性，扎紮實實把事情辦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