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學士之李東陽

李東陽(1447~1516), 漢族,字賓之,號西涯,祖籍湖廣茶陵(今屬湖南),明朝長沙府茶陵州人。

簡介

明代中後期,茶陵詩派的核心人物,詩人、書法家、政治家。歷任弘治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生平

幼習書法, 4歲能寫徑尺大字,代宗曾召試,喜而抱至膝上,賜果鈔。英宗天順八年(1464)進士,授編修。後任侍講學士、東宮講官。孝宗時任太常少卿,上書議時政得失,多有匡正,擢升禮部右侍郎,入內閣專典誥敕,閣中疏草多出其手。弘治八年(1495),直文淵閣參預機務,累遷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為朝廷重臣。武宗立,太監劉瑾專權,老臣、忠直官員放逐殆盡,屢遭迫害,獨李東陽依附周旋,委蛇避禍,頗為當世氣節之士所不滿和非議,但他未曾助紂為虐,反"潛移默奪,保全善類,天下陰受其庇"(《明史·李東陽傳》),遭劉瑾迫害的官員,東陽皆委曲匡持,或明或暗地盡力保護和營救。後劉瑾誅,李東陽上書責己"因循隱忍,所損亦多,理宜黜罷",帝慰留之。贈太師。死後諡文正。
明永樂、成化間,文壇流行"台閣體",內容貧弱冗贅,形式典雅工麗,文運極衰。至弘治中期,前七子起,"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復古文學運動取代了"台閣體"。李東陽上承台閣體,下啟前後七子,在成化、弘治年間,以朝廷大臣地位主持詩壇,獎勵後進,頗具聲望及影響,形成了以他為首的"茶陵詩派"。其散文追求典雅流麗,主張師法先秦古文,未脫台閣體風;其詩則力主宗法杜甫,強調法度音調,又寫擬古樂府詩百首,已開前後七子創作趨向之先河,對前後七子有明顯影響。
李東陽的詩作以擬古樂府較著名,詠懷史實、抒己感慨,或指斥暴君虐政,或同情人民疾苦。如《築城怨》,極寫秦始皇時事:"築城苦,築城苦,城上丁夫死城下,長號一聲天為怒,長城忽崩復為土。"又如《三字獄》,指斥秦檜以"莫須有"三字害岳飛:"三字獄,天不服,服不服,殺武穆。□臣敗國不畏天,區區物論真無權!"它如《易水行》、《淮陰嘆》、《明妃怨》、《五丈原》、《馬嵬曲》、《金字牌》等,筆涉秦始皇、荊軻、韓信、王昭君、諸葛亮、楊貴妃、岳飛等眾多古人古事,所論皆較中肯深刻而正氣凜然。樂府詩外,多為應酬題贈之作,無可取。其餘五七言詩尚有佳作,如《春至》,憂國憫民,深嘆"東鄰不衣褐,西舍無炊煙。農家望春麥,麥種不在田。流離遍郊野,骨肉不成憐",致使自己"對食不能餐"。又如《寄彭民望》、《風雨嘆》等,感時傷世,道己深情。他的詩亦長於寫景抒情,能於平淡詞語中出清新意境。如《北原牧唱》:"北原草青牛正肥,牧兒唱歌牛載歸。兒家在原牛在坂,歌聲漸低人更遠。山蒼茫,水清淺。"又如《夜窗聽雨》寫夜雨靜謐與聽雨遐想,讀來如身臨其境。李東陽散文包括賦、序、記、論、傳、雜著、題跋、狀疏等,其中以記、傳、雜著較佳。如《游西山記》、《聽雨亭記》、《記女醫》等,或寫建築,歷歷在目;或寫雨景,描繪入微;或寫不學無術、騙取錢財之"女醫",剖析至深。其文流暢典雅,說理有力,師先秦古文之意可見。又有《懷麓堂詩話》一卷,論詩多附合嚴羽,較偏重音調、用字、結構而較少涉及內容,對剽竊模擬之作,極以為非。
李東陽為官50年,史稱其"坐擁圖書消暇日",故著作頗多。曾於孝宗時奉旨任總裁官,撰《明會典》180卷,史料豐富。又著《新舊唐書雜論》 1卷,摘唐史事跡,辨其是非,前人評其多為影射或藉以自明心跡之處。清康熙時茶陵州學正廖方達集李東陽詩文,成《懷麓堂集》,今存,刊為100卷,計詩30卷、文60卷、雜著10卷。集前有李東陽"自序",是李為擬古樂府所作,廖方達移此為全集序。

作品賞析

李東陽論詩聲、色並重,他認為詩歌的較高境界應該是"詩必有具眼,亦必有具耳。眼主格,耳主聲。聞琴斷知為第幾弦,此具耳也。月下隔窗辨五色線,此具眼也。"他要求以此為準繩來辨別唐音、宋調:"試看所未見詩,即能識其時代格調,十不失一,乃為有得。"他推崇盛唐詩特別是杜甫詩,就要求人們先知唐調:"長篇中須有節奏,有操有縱,有正有變,若平鋪穩布,雖多無益。唐詩類有委曲可喜之處,惟杜子美頓挫起伏,變化不測,可駭可愕,蓋其音調與格律正相稱,回視諸作,皆在下風。然學者不先得唐調,未可遽學杜也。"(以上引文皆見《懷麓堂詩話》)正因為李東陽有這樣的理論主張,所以他的山水詩的創作不僅注重色澤耀眼,而且注重音調和諧。
由於李東陽長期生活在北京,京城內外的自然山水也就成為他欣賞創作的對象。他曾頗有激情地描繪過《京都十景》,其中有一首這樣寫道:薊門城外訪遺蹤,樹色煙光遠更重。飛雨過時青未了,落花殘處綠還濃。路迷南郭將三里,望斷西林有數峰。坐久不知遲日霽,隔溪僧寺午時鐘。
--《京都十景·薊門煙樹》
以"蹤"、"重"、"濃"、"峰"、"鍾"為韻腳,讀來琅琅上口,宛轉自然;詩人注重"青"、"綠"色彩的描繪,也能激發讀者詩意化的想像。李東陽不僅能滿懷激情地描繪京城山水,而且能自覺地從京城山水中得到一種愉悅和省悟,使其精神進一步地升華,例如他的《西山十首》中的第五首:
長為尋幽愛遠行,更於幽處覺心清。柢園樹老知僧臘,石壁詩存見客名。望入樓台皆罨畫,夢驚風雨是秋聲。人間亦有無生樂,化外虛傳舍衛城。
從人間的自然山水中就能領悟到樂趣,它成為對抗佛教虛無縹緲的宣傳的最好辦法。這就是詩人所說的"幽處覺心清"。從李東陽的京城山水詩中,不難領悟出一位官高事閒、雍容華貴的士大夫丰采。
李東陽曾三次短暫的離京外出,可以說是眼界大開,使其山水詩創作更為豐富多彩。成化八年(473),李東陽"乞歸展墓",回原籍祭拜祖塋,得到了皇帝的批准。這是他第一次離開北京外出。他二月出發,八月回京,在茶陵呆了十八天。來迴路上,他飽覽了祖國大好山河,遊歷了許多名勝古蹟,促使他山水詩創作的詩興大發,正如他自己所云:"方吾舟之南也,出東魯,觀舊都,上武昌,溯洞庭,經長沙,而後至。其間連山大江,境象開豁,廓然若小宇宙而游混茫者,信天下之大觀也。既而下吉安,歷南昌,涉浙江,經吳會之墟,則溪壑深窈,峰巒奇秀,千變百折,間見層出,不知其極。柳子厚所謂曠與奧者,庶幾其兩得之。其間流峙之殊形,飛躍開落之異情,耳目所接,興況所寄,左觸右激,發乎言而成聲,雖欲止之,亦有不可得而止矣。"(《南行稿序》)這次外出使李東陽山水詩創作的風格更為多樣化、豐富化。他能寫出氣勢磅礴的《長江行》:
......奇形異態不可以物象,但見變化無終窮:或如重胎抱混沌,或如浩氣開穹窿;或如織女抱素練,或如天馬馳風鬃;空山怒哮飽後虎,巨壑下飲渴死虹;或如軒轅鑄九鼎,大冶鼓動洪爐風;或如夸父逐三足,曳林狂走無西東;或如甲兵宵馳聚嘯滿山谷,或如神鬼晝露萬象出入虛無中。吁嗟乎,長江胡為若茲雄,人不識無乃造化之奇功。......
給人以一種雄奇奔放的陽剛之美的感受。他還能寫出具有"曠與奧"這種美的類型的《江中怪石》:
突兀山城抱此州,江間怪石擁戈矛。隨波草樹愁生罅,駭浪蛟龍卻避流。豈有喜曉能砥柱,只多衝折向行舟。憑誰一試君山手,月落江平萬里秋。
這些山水詩能給人們如此多樣的審美感受,這是李東陽在京城無法想像和創作的,這充分說明"江山之助"的重要性。
成化十六年(48),李東陽又外出一次。這次外出是以翰林院侍講的身份,兼任應天府(南京)鄉試考試官。這次去南京時,由於"登舟兼程以經",又"恐妨職事",所以沒有心情欣賞山水進行創作。等到考試完畢,他才"延訪燕會,或登名山,歷勝地,輒有詩"。他還舟北上時,"遇石頭,沿大江,絕長淮,觀呂梁百步之壯,溯天津潞河之深,遠歸眺太行,數千里縈抱不絕,於是盡得兩京之形勝,神爽飛越,心胸開盪,煙雲風雨之聚散,禽魚草木之下上開落,衣冠人物、風土俗尚之殊異,前朝舊跡之興廢不常者,不能不形諸言。"(《北上錄自序》)這次外出,也許由於年歲漸長,因而所寫的山水詩作寄寓的感慨較為深沉一些,如在南京時寫的《登清涼寺後台》:
虎踞關高鷲嶺尊,四山環繞萬家村。城中一覽無餘地,象外空傳不二門。人世百年同俯仰,江流中古此乾坤。南都勝概今如許,歸與長安父老論。
又如他離開南京時寫的《望龍潭驛》:
谷口斜通驛,山根半入江。磴雲朝拂翠,岩雨夜聞淙。水靜帆來
穩,天空鳥去雙。向來羈泊地,幽思繞離缸。
這些詩都能引發讀者一些理性化的思索,決不僅僅停留在表面化欣賞山水上。
弘治十七年(504),李東陽又得到一次外出的機會。這是他第三次離京外出。原來,弘治十二年孔廟受災被毀,皇帝命令重建,到此年完工。於是弘治皇帝命令李東陽去孔廟祭祀。他四月出發,五月回京,"自發軔至返棹,為日四十有七。"這次外出,由於有政治任務在身,一路上注意訪察民情,"訪之道路,詢之官吏",因而沒有過多時間遊山玩水,山水詩創作也隨之減少。即使有一些描寫山東山水的詩篇,其憂國憂民的情緒仍然貫穿其中。如其《望岳》一首長詩,一方面描寫了"半空翻碧浪,平陸走蒼龍。紫愛沾嵐濕,青憐潑黛濃"的泰山景觀,一方面又發出"歲旱當憂國,民勞恐病農"的感喟。從這些山水詩不難看出,李東陽是一位具有"民本"思想的、較為正直的封建官吏,即使描山畫水,他也總是忘不了國事民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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