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錄齋集
《七錄齋集》，詩文集，明張溥撰。此書於崇禎年間刻成，有六卷本與七卷本行世。
此集之所以命名《七錄齋集》是有一段典故的。張溥的父親有十個孩子，溥為婢子所生，名不正則言不順，所以不被宗黨所重，就連僕人們都不把他放在眼裡。有一次，伯父的家人無端製造事端在溥的父親面前誣陷他，他聽說了這事，又羞又憤，當時咬破手指，在牆壁寫上“不報此仇，就不是人養”幾個大字。那個僕人聽說後，仍然譏笑張溥，說“塌蒲屢兒（庶出）能有什麼作為呢？”。張溥受到很大的刺激，遂發憤讀書，每讀一本書，必親自手抄，抄好了背誦後就燒掉，然後又抄，如此反覆七遍才罷手。因此他讀書的地方叫做“七錄齋”，詩文集也稱作《七錄齋集》。
張溥字天如，太倉（今屬江蘇）人（1602——1641）崇禎四年中進士，後改庶吉士，與同里張采齊名，號稱“婁東二張。”張溥的其他著作有《春秋三書》三十二卷、《歷代史論二編》十卷，《詩經註疏大全合篆》三十四卷。此外，張溥還輯有《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為《宋史紀事本末》及《元史記事本末》補撰論正。
張溥青年時代，正值魏忠賢閹黨專政，勾結客氏，擅作威福，排斥異己，趨附他們的也都是一群勢利小人。在這種情況下，農民起義相繼爆發，又加上後金不斷進攻威脅，朝廷內外交困。當時，主張改良政治反對閹黨弄權的，主要是以東林黨人為核心的正派官僚士大夫。這雖然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鬥爭，但是東林黨人的鬥爭得到了廣大人民民眾，特別是市民階層和知識界的同情與支持。張溥滿懷憂國憂民的強烈願望繼承東林黨人的傳統，廣納社會上崇尚氣節、不滿閹黨專權的有識之士，重視發現和推舉有學識，有操守的學者，組織“復社”。“復社”以復興古學為名而結社，表面上以文會友，實是評議時政，並與貴族大官僚鬥爭的政治集團，以復興古學為號召，力圖挽救明王朝的危機。
參加復社的成員大部分是年輕士子，心地單純，年輕氣盛，有一種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他們從不趨炎附勢，只承認世間“公理”，所以朝廷發生了什麼事，制定什麼政策，都要切磋評議一番，“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世稱“清議”。雖是“清議”，影響卻並不小，據說魏忠賢的餘孽阮大鋮就因被他們的議論趕跑到南京城門外的牛首山，再也不敢出頭露面了。“復社”在當時影響之大可以想像。據《七錄齋集·同表序》描述復社活動的盛況“春秋之集，衣冠盈路”、“一城出觀，無有不知復社者”。由於“復社”的影響，張溥聲望極高，朱彝尊說他“一言以為月旦”（《明清綜》）。“月旦”就是品評人物，就是說，人物是好與壞，只要他一句話說了算。《明史》也稱“其所品題甲乙，頗為榮辱”。但也正因為他的名聲太大，遭到執政大僚的忌恨，張溥被誣為“倡復社，亂天下。”里人陸文聲要求入“復社”被拒，因向朝廷告發，嚴迫不已，直到崇禎十四年（1641），張溥已死，而案猶未結。
在文學上，張溥提出“興復古學”的主張但是他認為“居今之世”，必須“為今之言”，“各為有用”，他關心國家的危亡和民生的疾苦，在參與鬥爭實踐中，逐漸改變了復古派的作風，寫出具有時代精神，藝術上有獨特成就的作品，《七錄齋集》就之其代表作之一。
作為“復社”領袖的張溥，其書議論時政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針對閹黨專政，他收錄在《七錄齋集》中的《五人墓碑記》，為一時人們傳誦的佳作。《五人墓碑記》寫於魏忠賢閹黨垮台的第二年崇禎元年（1628）。它的中心內容是表彰在這次反對閹黨鬥爭中湧現出來的顏佩韋等五個民間英雄，歌頌他們敢於鬥爭和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同時也間接地批判了那些沒有骨氣，碌碌無為的士大夫，從而說明兩種不同的生與死的意義和價值。文章的結構嚴謹，井然有序。先概述五人墓建立的經過，然後以富貴之死而無聞作襯墊，從對比中提出問題；再正面敘述當時反對閹黨鬥爭和顏佩韋等就義的經過，說明“五人■■”的原因。
又以縉紳襯墊，極力表彰五人的的功績，並就五人之死引出議論：一是以閹黨的無恥偷生和反閹黨者的光榮而死作比較，一是以五人自己作比較，證明人的死生有無意義，關係至為重大；最後補記為五人請求建墓的三個人姓名，並表示稱讚。作者在記敘過程中，結合了抒情和議論，並緊緊圍繞“義”字而展開。文章所記敘的五位市民首領為抗暴而獻身之“義舉”，作者所議論的義舉的重大意義則是“義理”，由此而寫的對五位義士的敬仰和讚頌可視為“義情”，三者有機結合，相輔相成，迴腸盪氣，一唱三嘆，給人以極為深刻的感受。
在這篇散文中，作者集中表現了他的立場觀點，是當時人民民眾同情和支持東林黨人的反閹黨鬥爭的真實寫照。閹黨逮捕東林黨人周順昌，成為蘇州市民暴動的導火線。蘇州是當時一個重要的工商工業城市，是明王朝搜刮財富的重點地區，階級鬥爭很激烈。其中表現為民眾和宦官的鬥爭，就有好幾次。這次由顏佩韋等領導的反對閹黨的市民暴動，實際是前幾次鬥爭的繼續和發展。顏佩韋等屬於下層市民，而當時參加暴動的市民有數萬之眾，這說明這次鬥爭的性質，已遠遠超出了統治階級內部黨爭的範圍，帶有萌芽狀態的民主運動，當然，由於作者的階級歷史局限性，並不理解這次市民暴動的深刻意義，但是，他至少認識到“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集中歌頌了五位市民首領“激於義而死”的英雄氣概，抨擊了閹黨的官僚士大夫的卑劣行徑。
關心時政確是張溥為文為人的特點，由《五人墓碑記》可窺見一斑，但也正是由於他太關心時政，而不容於世，包括他的代表作《七錄齋集》。
《七錄齋集》被禁最直接的原因是其中的一篇《女直論》。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有感於後金的威脅，因而對朝廷的對外政策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張溥認為，努爾哈赤之所以今天成為中國的禍患。主要是由於殺其父罪名不當而授予努爾哈赤本人官爵太重。為什麼作者這樣認為呢？努爾哈赤祖父教場與父親，他先有協助襲取阿台的功績，但最後卻把他們一同殺於圖倫城下，這樣做是不應該的，而恰恰這件事為努爾哈赤侵略中國提供了口頭。努爾哈赤是他先的遺孤，“憐其國絕而封之”，讓他繼承父親的職位，這也就足夠了，但是，朝廷卻授於他官爵太重，賞他龍虎將軍這樣的尊官，並且讓他號召東方，兼有諸部，這是重大的失策。另一方面，邊鎮大臣在處理邊境事務中也有不妥之處。
他們往往欺軟怕硬，殺那些柔順的無力反抗他們的無罪的人去邀功清賞；而對陸梁之黨，強悍之徒則避之不及反而極力討好他們，儘量向朝廷隱瞞事實真相，以逃避罪責。象陳鉞不能撫散赤哈而屠僧格十八族，朱永不能擊伏當加而誅貢使哈速等五人，竄郎禿等七十餘人，都是這種情況。而恰恰這種情況，教給了努爾哈赤很多東西，同時也助長了他侵略中國的野心。同時，更有一些大臣不知自重，他們貪圖對方的賄賂。利慾薰心，在金錢面前丟掉了道義廉恥，忘掉了國家的根本大計，結果，邊防之臣也效法他。金人也恰好摸透了這點，巧妙地利用它，努爾哈赤甚至不惜拿自己的女兒作交易。終於，中國喪失了大片土地，弄得不可收拾。
顯而易見，作者的上述議論是有感於當時朝廷的對外政策以及邊鎮大臣的所作所為而引發的一番感慨，是對當時時政的一種批評，是他的“為今之言”，並沒有對努爾哈赤或後金作出什麼妄譏之語，但是，因為文中內容牽涉到後金及清太祖努爾哈赤本人。在文字獄肆虐的時代，當然不能倖免，清乾隆時被禁。 概述
《七錄齋集》，詩文集，明張溥撰。此書於崇禎年間刻成，有六卷本與七卷本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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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故
此集之所以命名《七錄齋集》是有一段典故的。張溥的父親有十個孩子，溥為婢子所生，名不正則言不順，所以不被宗黨所重，就連僕人們都不把他放在眼裡。有一次，伯父的家人無端製造事端在溥的父親面前誣陷他，他聽說了這事，又羞又憤，當時咬破手指，在牆壁寫上“不報此仇，就不是人養”幾個大字。那個僕人聽說後，仍然譏笑張溥，說“塌蒲屢兒（庶出）能有什麼作為呢？”。張溥受到很大的刺激，遂發憤讀書，每讀一本書，必親自手抄，抄好了背誦後就燒掉，然後又抄，如此反覆七遍才罷手。因此他讀書的地方叫做“七錄齋”，詩文集也稱作《七錄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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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張溥字天如，太倉（今屬江蘇）人（1602——1641）崇禎四年中進士，後改庶吉士，與同里張采齊名，號稱“婁東二張。”張溥的其他著作有《春秋三書》三十二卷、《歷代史論二編》十卷，《詩經註疏大全合篆》三十四卷。此外，張溥還輯有《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為《宋史紀事本末》及《元史記事本末》補撰論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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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生平
張溥青年時代，正值魏忠賢閹黨專政，勾結客氏，擅作威福，排斥異己，趨附他們的也都是一群勢利小人。在這種情況下，農民起義相繼爆發，又加上後金不斷進攻威脅，朝廷內外交困。當時，主張改良政治反對閹黨弄權的，主要是以東林黨人為核心的正派官僚士大夫。這雖然是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鬥爭，但是東林黨人的鬥爭得到了廣大人民民眾，特別是市民階層和知識界的同情與支持。張溥滿懷憂國憂民的強烈願望繼承東林黨人的傳統，廣納社會上崇尚氣節、不滿閹黨專權的有識之士，重視發現和推舉有學識，有操守的學者，組織“復社”。“復社”以復興古學為名而結社，表面上以文會友，實是評議時政，並與貴族大官僚鬥爭的政治集團，以復興古學為號召，力圖挽救明王朝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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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社”
參加復社的成員大部分是年輕士子，心地單純，年輕氣盛，有一種初生牛犢不怕虎的精神。他們從不趨炎附勢，只承認世間“公理”，所以朝廷發生了什麼事，制定什麼政策，都要切磋評議一番，“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世稱“清議”。雖是“清議”，影響卻並不小，據說魏忠賢的餘孽阮大鋮就因被他們的議論趕跑到南京城門外的牛首山，再也不敢出頭露面了。“復社”在當時影響之大可以想像。據《七錄齋集·同表序》描述復社活動的盛況“春秋之集，衣冠盈路”、“一城出觀，無有不知復社者”。由於“復社”的影響，張溥聲望極高，朱彝尊說他“一言以為月旦”（《明清綜》）。“月旦”就是品評人物，就是說，人物是好與壞，只要他一句話說了算。《明史》也稱“其所品題甲乙，頗為榮辱”。但也正因為他的名聲太大，遭到執政大僚的忌恨，張溥被誣為“倡復社，亂天下。”里人陸文聲要求入“復社”被拒，因向朝廷告發，嚴迫不已，直到崇禎十四年（1641），張溥已死，而案猶未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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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復古學”
在文學上，張溥提出“興復古學”的主張但是他認為“居今之世”，必須“為今之言”，“各為有用”，他關心國家的危亡和民生的疾苦，在參與鬥爭實踐中，逐漸改變了復古派的作風，寫出具有時代精神，藝術上有獨特成就的作品，《七錄齋集》就之其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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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墓碑記》
作為“復社”領袖的張溥，其書議論時政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針對閹黨專政，他收錄在《七錄齋集》中的《五人墓碑記》，為一時人們傳誦的佳作。《五人墓碑記》寫於魏忠賢閹黨垮台的第二年崇禎元年（1628）。它的中心內容是表彰在這次反對閹黨鬥爭中湧現出來的顏佩韋等五個民間英雄，歌頌他們敢於鬥爭和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同時也間接地批判了那些沒有骨氣，碌碌無為的士大夫，從而說明兩種不同的生與死的意義和價值。文章的結構嚴謹，井然有序。先概述五人墓建立的經過，然後以富貴之死而無聞作襯墊，從對比中提出問題；再正面敘述當時反對閹黨鬥爭和顏佩韋等就義的經過，說明“五人■■”的原因。又以縉紳襯墊，極力表彰五人的的功績，並就五人之死引出議論：一是以閹黨的無恥偷生和反閹黨者的光榮而死作比較，一是以五人自己作比較，證明人的死生有無意義，關係至為重大；最後補記為五人請求建墓的三個人姓名，並表示稱讚。作者在記敘過程中，結合了抒情和議論，並緊緊圍繞“義”字而展開。文章所記敘的五位市民首領為抗暴而獻身之“義舉”，作者所議論的義舉的重大意義則是“義理”，由此而寫的對五位義士的敬仰和讚頌可視為“義情”，三者有機結合，相輔相成，迴腸盪氣，一唱三嘆，給人以極為深刻的感受。在這篇散文中，作者集中表現了他的立場觀點，是當時人民民眾同情和支持東林黨人的反閹黨鬥爭的真實寫照。閹黨逮捕東林黨人周順昌，成為蘇州市民暴動的導火線。蘇州是當時一個重要的工商工業城市，是明王朝搜刮財富的重點地區，階級鬥爭很激烈。其中表現為民眾和宦官的鬥爭，就有好幾次。這次由顏佩韋等領導的反對閹黨的市民暴動，實際是前幾次鬥爭的繼續和發展。顏佩韋等屬於下層市民，而當時參加暴動的市民有數萬之眾，這說明這次鬥爭的性質，已遠遠超出了統治階級內部黨爭的範圍，帶有萌芽狀態的民主運動，當然，由於作者的階級歷史局限性，並不理解這次市民暴動的深刻意義，但是，他至少認識到“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集中歌頌了五位市民首領“激於義而死”的英雄氣概，抨擊了閹黨的官僚士大夫的卑劣行徑。關心時政確是張溥為文為人的特點，由《五人墓碑記》可窺見一斑，但也正是由於他太關心時政，而不容於世，包括他的代表作《七錄齋集》。
編輯本段
《女直論》
《七錄齋集》被禁最直接的原因是其中的一篇《女直論》。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有感於後金的威脅，因而對朝廷的對外政策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張溥認為，努爾哈赤之所以今天成為中國的禍患。主要是由於殺其父罪名不當而授予努爾哈赤本人官爵太重。為什麼作者這樣認為呢？努爾哈赤祖父教場與父親，他先有協助襲取阿台的功績，但最後卻把他們一同殺於圖倫城下，這樣做是不應該的，而恰恰這件事為努爾哈赤侵略中國提供了口頭。努爾哈赤是他先的遺孤，“憐其國絕而封之”，讓他繼承父親的職位，這也就足夠了，但是，朝廷卻授於他官爵太重，賞他龍虎將軍這樣的尊官，並且讓他號召東方，兼有諸部，這是重大的失策。另一方面，邊鎮大臣在處理邊境事務中也有不妥之處。他們往往欺軟怕硬，殺那些柔順的無力反抗他們的無罪的人去邀功清賞；而對陸梁之黨，強悍之徒則避之不及反而極力討好他們，儘量向朝廷隱瞞事實真相，以逃避罪責。象陳鉞不能撫散赤哈而屠僧格十八族，朱永不能擊伏當加而誅貢使哈速等五人，竄郎禿等七十餘人，都是這種情況。而恰恰這種情況，教給了努爾哈赤很多東西，同時也助長了他侵略中國的野心。同時，更有一些大臣不知自重，他們貪圖對方的賄賂。利慾薰心，在金錢面前丟掉了道義廉恥，忘掉了國家的根本大計，結果，邊防之臣也效法他。金人也恰好摸透了這點，巧妙地利用它，努爾哈赤甚至不惜拿自己的女兒作交易。終於，中國喪失了大片土地，弄得不可收拾。顯而易見，作者的上述議論是有感於當時朝廷的對外政策以及邊鎮大臣的所作所為而引發的一番感慨，是對當時時政的一種批評，是他的“為今之言”，並沒有對努爾哈赤或後金作出什麼妄譏之語，但是，因為文中內容牽涉到後金及清太祖努爾哈赤本人。在文字獄肆虐的時代，當然不能倖免，清乾隆時被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