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發起轟轟烈烈的80後詩歌運動，同年主持出版《藍星—80後文論卷》，在中國詩壇引起巨大反響。其以《上海，上海》、《廣場》、《2004悼詞》等作品飲譽詩壇，其詩被譽為“人類文明的頹廢預言”，其人被譽為“時代的悲情歌手”著名詩句“我們不知道還能以年輕的名義堅持多久”更是廣泛流傳，成為一個時代青年精神的代表人物。2008年居新浪、搜狐等近百家媒體聯合評選的“2008年度中國80後文學榜”十大詩人第一位，2009年被近百家媒體聯合評選為“2009年度中國最有影響力詩人”。
摘選有關丁成的2個代表性的評價：
丁成詩歌中表現出來的倫理浮出和震撼力不僅表現在一般道義的層面上，同時還表現為波德萊爾式的‘現代性’形態——對‘時代’的與生俱來的背棄和沒來由的抨擊，對文明的異化和人性之淪喪的絕望與憂患。他的作品被譽為“關於人類文明的抒情詩”，是一種寓言性的或者預言性的大悲劇的敘事體。這是我們時代所缺少的，它是對那種光明、勝利、成功、進步的盲目樂觀的權力敘事的有力矯正，這就是詩人的責任與詩歌倫理。這裡，倫理已不再只是簡單的記錄生活，詩人以隱喻的形式向既有的存在處境發出質疑。所有的意象都有了極其深刻的象徵內涵。拯救了倫理意識，也許也就拯救了詩歌。
——著名學者、北京師範大學博士生導師 張清華教授《新世紀詩歌：格局、問題與趨勢》
對於新時代的寫作者來說，丁成以其超人的才華和堅實的文本作為一個已經烙上行動性與參照性的符號閃現在世人面前，他是當今詩壇上最卓有成效的年輕詩人，或許還是一個渾身烙滿了蠱惑性爭議的天才，以他的激情、尖銳、反叛、放縱和堅強的懷疑立場介入新時代的文化建設當中。
——著名批評家、邊緣文化研究者 啊松啊松《當代性的意義》（2003年）
讀丁成詩歌之前，至少有四件與他關聯的事需要了解：《活塞》、藍星論壇、《80後詩歌檔案》、“遷徙情結”。時至今日我們必須承認，通過《活塞》了解到的丁成僅是一“斑”而已，而通過丁成了解到的“藍星論壇”也不像當初那樣僅具有丁成個人的傾向性。正如他自己說的：“確實不怎么好歸納”。
似乎可以說，從《活塞》到“藍星論壇”，這兩個詩歌陣營為我們提供了對丁成創作的豐富的、表面的理解，這是兩個外向因素。其實在此基礎上，還有兩個不可迴避的問題一直籠罩著丁成的創作：“80後態度寫作”和“10年遷徙情結”，這是兩個內向因素。
以上四個因素構成了我們解讀丁成詩歌的可能性：一、在驚人的抒寫力（持續性與控制力）的背後，潛在著新經院寫作的危險傾向；二、在似乎反現代的、民族主義痕跡很淡的寫作中，力爭實現人與世界（隱蔽的與公共的）、人與上帝（缺陷的與完美的）之間對話的企圖，並呈現出這種對話的複雜性。
一、80後詩人的“態度寫作”
當有人將《80後詩歌檔案》與楊黎那本所謂的《燦爛》做比較時，丁成的回答很不以為然：“……一個判官形象，誰能相信這樣的人講歷史？……它（指《80後詩歌檔案》）要葬送的和清洗的都是業已腐臭不堪的80後這一命名。……80後首先是社會學意義上的，其次也必然是詩學意義上的，因為一代人的寫作永遠不可能脫離這代人的生存背景而獲得任何另外一種存在的可能性”。
看來丁成是個明白人，他根本不打算為過去的詩人去寫墓志銘。很多70年代的詩人一直在為60、50年代詩人寫墓志銘，結果越寫身份越模糊，這種蠢事實在不應再幹了，80後詩人就更不應再幹了。早在2002年，丁成就在《光陰下的80後》一文中說：“由於他們先天性地避過了政治和文化上的風暴期，……所以在詩歌文本上自然而然的體現出一种放縱和躁急”。而丁成的另一個總結則觸及到關鍵：“……問題的關鍵僅在於，我們應該以什麼樣的態度面對它，應該以什麼樣的態度面對寫作”。
丁成關於80後詩人“態度寫作”的定位很關鍵，但他們或許並不是寬鬆的一代人，詩人不斷地寬容歷史，在批判中和歷史達成和解，但歷史似乎從來沒有讓任何一個年代的人感到寬鬆，因為無論是在荒蕪的年代還是在繁榮的年代都應該堅信：良知這種東西始終是活躍的。這個時代讓80後詩人獲得的東西和他們失去的東西同樣重要。他們因為避開了“風暴期”而獲得的“幸福”正是他們新的悲傷資本。
80後詩人面臨對過去三十年社會變革造成的傳統迷失、移民心理等現狀進行收拾的任務，他們還必須重新審視詩歌的道德底牌，並儘可能在變革的年代拂去詩歌的灰塵，讓詩歌的光芒去干預自然的道德，與時俱進，推動社會進步。
二、“遷徙情結”與“新經院寫作”的危險傾向
應該看到，“遷徙情結”作為丁成詩歌創作的巨大“隱患”，是不容忽視的，當然，我說的這種“隱患”是指好的一面，之後我們將看到其非凡的意義，丁成曾在筆記中寫到：“從濱海到上海，我花了大概十年的時間，經歷了一個從農村到城市的完整歷程，這種遷徙對我來說，無論是地理意義上還是在時間意義上的，都很漫長”。
值得注意的是，丁成說他花了大概十年的時間，經歷了“從農村到城市的完整歷程”，結果我們並沒有從他的詩歌中看出農業語境到工業語境的巨大差別，這意味著什麼？或者一開始，丁成詩歌日益形成的優勢就不是語境的差別，而是：“遷徙情結”作為本質上的孤獨的情結，它的持續使得一種“對話力量”在丁成的內心深處不斷滋長，不斷積蓄，乃至於今天我們可以強烈地感受到：一個強大的、複雜的對話場，已經在丁成的詩歌里真正建立起來了。
對話場的建立，使丁成的詩歌具有了真正的高度，但這裡仍然要試著指出他的某些不足——丁成是具有驚人的抒寫力的那一類詩人，他的語言持續性非常強，而且控制的很穩定，但也或多或少地身陷自己的才氣之中，甚至，看上去遊走在神性和口語之間的丁成詩歌，還潛在著“新經院寫作”的危險傾向。
我們知道，經院寫作的特徵是追求某些刻意的神秘感、高蹈的貴族氣，後來興起的口語寫作力圖以簡潔的寫作效果去沖淡它。那么，“新經院寫作”的危險傾向意味著什麼呢？其實就是：既追求口語寫作的簡潔效果，又追求經院寫作的精神效果，而當這種貴族與平民精神互相彌合的企圖未能達到時，創作所必然呈現出的複製感和失衡感。
三、對話場：真相始終是不準確的
當然，我們看到丁成詩歌所呈現的更重要的部分是：他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民族主義痕跡很淡的寫作，在這樣的寫作中，一個複雜的“對話場”得以建立起來，其潛藏著的對話企圖是與上帝的對話——與另一個自我對話，在這一基礎上，丁成詩歌最終企圖建立的，是世界性的寫作意義，是人與世界之間徹底對話的終極意義的實現。
丁成說：“詩歌在我眼中，它既不是語言的，也不是其它什麼的。如果我們強行將詩歌割裂開來，分成幾塊並以其中一塊來代而言之是非常粗暴而且欠妥的做法。詩歌是複雜的，它融合了語言、激情、技術、思想、現實等等東西醞釀出來的。它的複雜性並不比一隻鐘錶的內臟簡單。我最大的努力就是去深入漢語的、詩歌的複雜性”。可以說，丁成在這裡談到的“複雜性”，最終體現在其詩歌中，正是一個複雜的對話場的建立。
談判，是這個複雜的對話場的具體形式——與上帝談判。丁成在一次談話中說：“我跟世界的關係？大概就是上帝和魔鬼在談判桌上那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牽扯不輕清的關係吧”。因此，丁成清楚地意識到，與上帝談判的複雜性在於：魔鬼從來不曾離開過現場。這看似隱蔽實則在善惡交織的眼睛下的談判是困難的，這種原本屬於沉默的談判不得已用詩歌去表現也是困難的。
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在丁成的詩歌營造的對話場中，批判的情結已經不簡單地表現為解構，反現代的情結已經不簡單地表現為回歸，當上帝和魔鬼同在現場，當“我”與他們必然地交織，丁成，已不可逃脫地陷入一種無法準確說出真相的寫作境遇中。
總體來說，丁成詩歌呈現出內傾的特徵，正如他說的：“有些詩歌我們讀起來，語感很好激情也不差，但這並不等於就是一首好詩。這說明肯定還有另外的東西在影響一首詩歌的優秀與否，到底是什麼呢？靈魂，靈魂！……不一樣的詩歌后面所包含的這種組合交織的精神體是不一樣的，但正是這些要素之間的組合交織之後的綜合體在取決於一首詩的優秀與否”。或許可以說，丁成詩歌的“內傾的特徵”，正是他建立上述對話場的必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