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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影從密室到集中營……
■趙蘅
2002年9月7日上午，我站在通向安妮密室的人群中。一次從柏林開往巴黎的列車臨時停運，把我驟然拋進了阿姆斯特丹漆黑的夜幕里。下一班火車，還要等上一個白天，我選擇了去參觀安妮·弗蘭克博物館。這座位於運河畔的古樸建築因在二戰中藏匿兩家猶太人而著名，令它後來震撼全世界的，則是其中一家姓弗蘭克的小女兒安妮的密室日記。她離開人間時還不到十六歲。
隊伍繞著建築正緩緩地向正門湧進，我是惟一的中國人。天陰，間有蒙蒙雨絲，這並不妨礙河面上依然有白色遊艇和男女青年們健康快樂的身影，更不會絲毫影響我身邊的表情肅然、撐著傘或頭髮淋濕了的慕名造訪者。此刻，疲憊緊張衣著單薄的我瑟瑟發抖著，這種感覺一直帶進那幽暗的門廳里。
1940年5月10日凌晨，德國的空陸軍在毫無宣戰的跡象下突然一起撲向荷蘭。好容易從法蘭克福到阿姆斯特丹落腳的奧托·弗蘭克一家，和所有逃出來的德國猶太人一樣頓時如驚弓之鳥。接著，5月15日荷蘭投降。能走的，都想法出走，但是火車和公共汽車停運了。坐船嗎？《船已滿員》（1）。“一些人———有時是全家———視自殺為惟一出路。他們吃下過量的安眠藥，上吊，或者———如果希望在睡夢中死亡的話———關緊窗戶，打開煤氣。”（2）
弗蘭克本來可以把兩個女兒送到英國，可他和太太受不了一家人的分離。若是全家都離開荷蘭呢，他們又沒有車。
這扇兩人高的厚重大門見證過1944年8月4日上午10時30分黨衛軍大隊長希爾伯保爾帶人闖入的嚇人情景。在這天之前，天天偷運進普林森葛拉赫特236號的，是東湊西湊超定量的麵包、土豆、萵苣等食品。這一切都是蜜普·吉斯在操辦，她是奧托·弗蘭克公司的秘書，弗蘭克為大女兒被征勞役弄得惶惶然，她果斷地答應了他的求助。1942年7月6日清早大雨如注，蜜普領著奧托·弗蘭克一家人悄悄離開了默威德普蘭街區，包括凡·佩爾斯的一家，一起藏進了其實是公司所在地的“密室”里，從此自己也陷入極度危險、隨時犧牲的處境。
你想想這密室不足五十平方米，兩家人，五個大人，三個正在長大的孩子，八個男男女女擠在一起會怎樣的不便。只有一處視野開闊：“下抵地板、上頂天花板的落地窗外面，”可以欣賞到“陽光在運河的水面上跳躍。”（3）最令藏匿者痛苦的是，密室雖有櫃、爐、水池，使用它們卻不得發出任何聲音。走路要脫掉鞋，躡手躡腳，連咳嗽放屁打噴嚏都不行。無論是用餐、排泄、洗漱，所有的個人料理事情都必須在早上八點半之前結束。八點半之後，誰要不小心掉地任何一樣東西，哪怕是把牙刷，所有的人都會嚇得丟魂喪膽。因為不知情的倉庫工人就要來上班了，萬一讓他們生疑可不得了。
如此情形也好景不長，兩年零一個月後的這天，歐忒耳珀街蓋世太保四局B4猶太分處收到了一個舉報的匿名電話。
現在我已經通過走廊，爬上了狹窄的樓梯。樓梯一直朝右環形上升，到第16階，被一個高高的三層書架擋住了去處。可以想像，當年穿著蓋世太保制服的人荷槍實彈地抵住它並喝令把它挪開時，空氣都要凝固了。誰也不清楚，美國傳記女作家梅莉沙·繆勒也沒向讀者交代，躲在密室里的人們在那一刻是否聽見了這嘈雜的不祥動靜。我這會兒邁過去只一步之遙，而在那天，書架後裸露的又一段窄台階，是通向一扇生命攸關的門！看過無數的反映二戰法西斯納粹迫害猶太人的影片，那些手無寸鐵的可憐人，當鞭子槍托棍棒、甚至是皮靴砍來時，總是一副令人吃驚的平靜表情。奧托·弗蘭克一家，在門被踹開的那一剎那，何嘗不如此。先是他太太，而後是安妮姐妹倆順從地把雙手舉過頭頂。她們正在讀書，也許尚未從書本里的情節反應過來。奧托本人是從頂樓上趕下來的，這天早上的突發事件，打斷了他輔導彼得的英語聽寫練習。彼得，另一人家凡·佩爾斯之子，一個十七歲漂亮的青年，也是安妮在日記里傾吐的愛慕對象。從樓頂下來的還有彼得的雙親，及一位後來躲進來的牙醫弗里茨·普費弗先生。我開始哆嗦了，像一片樹葉，和這八個無辜的猶太人一樣……
我知道自己太神經過敏了，人去樓空都快六十年了，你怎么還沉浸在那場恐怖的災難中？我並非多有想像力，只因在我十一歲那年，真的目睹過納粹集中營暴行的遺址。它的名字是布痕瓦爾德，另一座設在德國境內的最大集中營。1957年春天，我和小弟跟隨雙親，跟隨中國大使館秘書胡守鑫先生，一同驅車去魏瑪城西北郊，幽長的山毛櫸森林公路把我們引入一道森嚴的大門。請讓我重複十年前寫的一段回憶吧：
“曠野里做苦役的場所，被折磨死的人就埋在這裡。從各個戰區運來的男女老幼也在這裡被強行分開，再赤身露體被攆進一個一個毒氣室。
我見到了滅絕人性的淋浴噴頭。
還有對著量身高的人秘密射擊的槍洞，所謂保健室的房間是拿婦女兒童做試驗的魔窟。到處血污斑斑，地板漆成了暗紅色。我還見到了一座座巨大的焚屍爐。
那些狹窄陰暗的營房裡陳列著許多圖片，黨衛軍拍下了這些瘦骨嶙峋的活屍。奄奄一息的人仍有勇敢者，他們逃出了營房，但沒能躲過層層密布的高壓電網。有一張照片記錄了這個悲慘的瞬間。
最後我走進了一個大倉庫。剎那間我用雙手捂住了眼睛。房子裡堆得像小山一樣多的人的頭髮，是連頭皮整個地撕下來的小孩頭髮，紅色的、金色的、亞麻色的，也有和我一樣的黑髮。另一邊還堆滿了各種樣式各種質地的小鞋。頭髮乾枯了，鞋子發著霉味，它們的小主人早就離開人世。可是我分明聽見了他們在呼喊媽媽，那弱小無助的絕望哭聲撕裂了我年幼的心。”
毫無疑問，1944年那個罪惡的八月天，等待安妮·弗蘭克一家和彼得·佩爾斯一家的，是和布痕瓦爾德集中營的受難者們同樣的命運！
安妮博物館的最後參觀地是閱覽室，我不清楚這間改造過的寬敞大廳處於當年什麼位置。但我了解抓捕那天，當囚車開走後，驚魂未定的蜜普立刻返回密室。黨衛軍大隊長鎖了門，但她另配了一把鑰匙。門開了，她被這場大洗劫震驚，掀翻在地的物件里有數百張散頁紙和一個筆記本，這便是安妮的日記。她迅速拾起了它們並放進辦公室的抽屜里，蜜普原以為有一天安妮回來，能還給本人。
五十五種文字版本的安妮日記現陳列在廳中央的立式玻璃架上。自從安妮的父親奧托·弗蘭克，作為家人中惟一的倖存者回來後，多年來一直致力於將女兒的日記傳世天下，這也是安妮本人的夙願。1947年3月，荷蘭語的安妮日記以《後面的房子》為書名出版，印數1500冊。1950年，德、法文版出版，書名為《安妮：一個少女的日記》。1952年英文版發行。1955年10月5日，根據日記改編的劇本在紐約首演並獲普利茲獎。值得一提的是，中文版的安妮日記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譯者是南京女作家劉舒女士。
1957年5月3日，阿姆斯特丹建立安妮·弗蘭克基金會。1960年5月3日安妮博物館在密室原址正式向公眾開放，每年有五十萬來訪者，我是2002年中的一員。
日記本原件正擺放在同樣透明的台桌里：暖灰和紅色格粗布封面，金屬搭扣，配著小插桿和一把小鎖。這是奧托送給小女兒的十三歲的生日禮物，安妮寫日記正是從這天開始。可她沒能等到1945年6月12日十六歲的生日，她和姐姐瑪各從奧斯威辛集中營轉到貝爾森集中營之後，由於衛生條件極為惡劣，在1944年春全營的斑疹傷寒大爆發中未能幸免於難。
誰也不知道她的準確死期。誰又能辨清在那堆滿17000具死屍的亂葬崗里，哪一個是安妮，而安妮又是誰？
我生於1945年4月5日，在我出世的前一年，1944年也是4月5日，安妮在日記里寫道：“我要有用，或者帶給所有人喜悅，即使是我不認識的人。我希望在我死後，仍能活著，因此，我非常感激上帝給了我這個天賦，我利用這天賦長進，並且表達我內心的一切！”
我想這也是所有真心愿意、用文字表述生命意義和譴責不公正的人們共同心聲。
寫於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歐洲戰場勝利60周年之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