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來水哲學》

《自來水哲學》

1918年,24歲的松下幸之助靠借來的100日元起家,創立松下電氣器具製作所。1952年,他在經營實踐中領悟到自我使命和企業的真正使命,即自來水哲學——“把大眾需要的東西,變得像自來水一樣便宜。”為了完成這一使命,松下幸之助制定了250年的企業遠景規劃:以25年為一個階段,用10個階段完成目標。

基本信息

作者: (日)松下幸之助 著,李菁菁 譯

《自來水哲學》《自來水哲學》

出 版 社: 南海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8-1-1
版次: 1
頁數: 170
印刷時間: 2008/02/01
印次: 1
紙張: 膠版紙
I S B N : 9787544239905
包裝: 精裝

編輯推薦

經營的最終目的不是利益,而只將寄託在我們肩膀上的大眾的希望通過數字表現出來。完成我們對社會的義務,企業的責任是“把大眾需要的東西,變得像自來水一樣便宜。海爾集團執行長 張瑞敏:一開始在企業質量管理辦法上,我借鑑的都是松下的東西。萬科集團董事長 王石:胡雪岩做到了紅頂商人,買賣夠大吧,但在他本人的一生中,就走完了由盛到衰的全過程,而松下幸之助去世了,松下公司照樣發展。

內容簡介

1918年,24歲的松下幸之助靠借來的100日元起家,創立松下電氣器具製作所。1952年,他在經營實踐中領悟到自我使命和企業的真正使命,即自來水哲學——“把大眾需要的東西,變得像自來水一樣便宜。”為了完成這一使命,松下幸之助制定了250年的企業遠景規劃:以25年為一個階段,用10個階段完成目標。
第一個25年裡,松下電器度過了二戰所帶來的經濟危機,在戰後迅速重建、重新崛起。第二個25年裡,松下電器營業額突破1 000億日元,員工工資趕超歐美企業。2008年,松下電器將迎來90周年慶典,創業之初僅有3人的小作坊,今曰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器製造集團之一。商務部統計結果表明,中國企業的平均壽命只有7.3年,品牌的生命力平均不足兩年,在21世紀新經濟條件下,身陷全球化經濟浪潮的中國企業將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中國企業經營者們該何去何從?中國企業如何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發展道路?本書中,松下幸之助總結自己一生的經營活動,娓娓道來他對於人才、產品行銷管理的心得體會,揭開了松下電器基業長青的秘訣,為中國企業提供了一個可以借鑑的經營範本。

作者簡介

松下幸之助(1894~1989),松下幸之助是世界著名電器公司松下集

《自來水哲學》《自來水哲學》
團創始人,他奠定了日本商業的精神,被譽為“經營之神”。
  本書中,松下幸之助回顧和總結了自己的人生經歷。1956年(62歲),松下幸之助在《日本經濟新聞》開闢專欄“我的履曆書”,講述了自己從童年時代到二戰後重建公司這段時期的事情。1980年(86歲),應日本經濟新聞社的邀請,他繼續寫完了之後的部分,並從經營者的角度談了他的經驗和理念。
這是一部松下幸之助傳奇人生的故事書,他的經歷豐富曲折,讀來引人入勝,令人不忍釋卷。
這也是一部以松下電器創業史為案例的經營學教科書,松下電器在動盪的社會形勢下多次化險為夷,松下幸之助從中領悟和總結出了獨到的一套企業經營理念和管理方法。
這更是一部飽含生活哲理的智慧書,松下幸之助一直堅持在生活中學習,字裡行間時時閃現著他對人生價值、世界的。

目錄列表

父親在米市失敗
學徒時代
電燈公司時代
創業時代
賭上松下電器的命運
昭和二年經濟危機
發展時代
工會的擁護運動使我躲過解職
為重建公司去美國考察
與飛利浦公司合作
接管中川電機和日本勝利唱片
五年計畫使營業額提高了四倍
計畫增加出口
就任會長,關注經營
給過分樂觀的“所得倍增論”敲響警鐘
在“四十年不景氣”中擔當陣前指揮
以“堤壩經營”為基礎、實行五天工作制
經營是藝術,工資要超過歐洲
創業50周年紀念慶典
振興人口過疏地區和萬博松下館
辭去會長,下定新決心
年表

精彩書摘

父親在米市失敗
我的少年時代可以稱為“學徒時代”。小時候家道已經中落,所以我對於兒時的快樂回憶很少,儘是些辛苦的。且讓我慢慢說來。
明治二十七年(1894年)11月,我出生於海草郡和佐村(現在的和歌山市禰宜地區),它在從和歌山市沿和歌山線向東約8公里的地方。我家雖不是什麼望族,但在村里也還算世家,大哥能夠在縣裡唯一的中學上學,所以家境還算好的。父親在村會和村公所里都任過職。我是家中8個孩子中最小的,所以也最受寵愛。
現在,我還依稀記得小時候保姆背著我在小河裡玩耍,黃昏時分的田間小道上,迷迷糊糊地聽著保姆講著故事往家走的情景。這是我為數不多的幸福記憶之一。然而幸福的童年很短暫,到我6歲時,家裡就開始顯露出破敗了。
那時正是日清戰爭後產業興隆的時期,和歌山市成立了米市。父親喜歡新鮮事物,開始涉足其中,結果慘遭失敗。轉眼之間,祖上傳下來的房屋和土地都成了別人的東西,我們全家只得搬到和歌山市內。父親在熟人的幫助下開了一問木屐店,哥哥則在中學四年級時輟學幫父親做生意。但木屐店僅僅維持了兩年多。我們家更窮了。至今,我還記得父親為了生計而奔波勞碌的身影。真是禍不單行,木屐店倒閉的那一年,在當時的和歌山紡織廠工作的大哥因病去世,接著二哥和二姐也相繼去世。現在想來,他們應該是得了流感。
在家裡的一片愁雲慘霧中,我上了市裡的國小。我上二年級時,父親一個人去了大阪,在當時剛剛創建不久的私立大阪盲啞學校謀得一份差事,負責照顧學生和做雜務。靠著父親寄來的有限的生活費,我和母親、姐姐勉強過上了比較穩定的生活。
到了國小四年級的秋天,父親來信說:“幸之助很快就要畢業了,與我相熟的火盆店的宮田老闆想要招個學徒,讓幸之助來大阪吧。”事情就這么定了下來,11月下旬,我在紀川車站(當時屬南海鐵道)第一次坐上了火車。母親在車站含淚拜託同車的乘客照顧我,不停地囑咐我去大阪後要注意的事,那個情景至今仍和第一次出門的興奮感一起刻在我腦海里。
就這樣,我的社會生活從做火盆店的國小徒開始了。
我的工作主要是看孩子,偶爾磨火盆或者幹些雜活。要想磨出一個好火盆,必須用刷子仔細地打磨一整天。我的手很快就磨破,腫脹起來,早晨打掃衛生時,水一滲進皮膚,那種滋味真是沒法形容。然而,我不覺得這種體力勞動辛苦,因為孤獨更讓人難以忍受。剛開始時,每天晚上幹完活後,我躺在床上,想起母親就止不住地流眼淚。也許,我本來就是個愛哭鬼吧……
學徒時代
  我在火盆店當學徒的工資,或者說零花錢,.是每個月11號和15號各發的5文錢。在家的時候,我從來沒有拿到過5文錢,所以覺得那非常多,高興得不得了。
學徒時代有一件事我還清楚地記得。當時有一種遊戲是在盆里轉動鐵芝麻的比賽,現在幾乎已經看不到了,玩的時候口裡還要喊著“巴伊”。我背著老闆的小孩和別人一起玩,可是轉的時候用力太猛,背上的小孩仰面朝天摔了下去,頭磕到地上。幸好只是腦袋上腫起了個包。但是他哭聲太大,我嚇得臉色蒼白,趕緊去哄,可就是止不住。這個樣子可沒法回家。那時我想都沒想就跑到附近的點心鋪,買了一個豆包給他。他終於抽噎著停止了哭泣。
一個豆包要1文錢,對當時的我來說簡直貴得眼珠子都要掉出來了。也許是那個點心鋪開在島之內中心街,賣的是高級點心的緣故。回到店裡後,我把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訴了老闆,他笑著說:“你可真是破財了啊。”事情就這樣結束了。

《自來水哲學》《自來水哲學》

學徒生活只持續了3個月,火盆店就關門了。恰好店老闆的朋友五代音吉剛剛在船廠所在的淡路町開了一家腳踏車店,所以就讓我去那裡當學徒。
  這位五代先生兄弟幾個都是了不起的人,尤其是大哥五兵衛。他17歲時眼睛瞎了,可是仍然撫養弟妹,甚至還做土地和房產生意,後來自己在大阪創立了第一家盲啞學校。他雖然眼睛看不見,卻有本事一進別人家裡就立刻判斷出房屋價值和老舊程度,在房產價值評估方面享有極高的聲譽。
  我開始在腳踏車店當學徒,主要工作是每天早晚擦洗打掃、學習修理腳踏車和打打下手。所謂“修理”,也就是和鐵匠鋪差不多的活計,我喜歡這類工作,所以每天都很快樂。
  在那個時期的學徒生活里,我記得來店裡修車的客人常常讓我幫著去買煙。這種活兒既花時間又很麻煩,所以我就一次買很多,有人要的時候再賣給他。當時買20包煙會贈送1包,一舉三得,還能受到人誇獎。
  我還記得有一次,街上的蚊帳店打來電話,讓人儘快帶腳踏車去看看。這種事平常都是掌柜去的,可是當時店裡沒人。時來運轉,我終於可以做自己的第一筆生意了。那時我15歲,拼了命地勸說,對方老闆答應要買,可是讓我給打折。我無法拒絕,只得回到店裡報告,我們老闆說:“只能減5分,你再去一趟!”我不勝辛苦,就抽抽嗒嗒地哭了出來,老闆叱道:“你到底是哪家的夥計?好好乾活!”恰好此時蚊帳店的掌柜過來催促,看到這種情況就回去向蚊帳店老闆匯報了一下,那家店老闆說:“這小夥計還挺逗。好,那就減5分買了吧。”他還說,只要我在這家店,今後就從我們店買腳踏車,真是給了我天大的面子。是我發自內心的淚水幫了大忙吧。
電燈公司時代
我在腳踏車店當了6年學徒,直到17歲。在那段時間裡,我認真考慮了自己發展的道路。那時的想法在今天看來簡直讓人噴飯:當時大阪市計畫在全市通電車,開通了部分線路。如果有了電車,腳踏車的需求就會立刻減少,而電氣行業卻非常有前景,所以我決定換個行業。
  我向姐夫龜山說了我的想法,拜託他幫我進電燈公司。然而另一方面,我對一直栽培我的腳踏車店感情非常深,難以開口對店老闆說出實情。結果,我懷著歉疚的心情偷偷離開了腳踏車店,寄居在姐夫家。
但是,電燈公司那邊卻答覆說:“不能立刻錄用,得等到有空缺的時候。”沒有一分積蓄的我這時犯了難,總不能在姐夫家裡吃白食吧。後來,我就在姐夫工作的水泥廠當了搬運工。當時我的身體還沒發育完全,一起工作的同事則都是些彪形大漢,常常是我推著堆滿水泥袋的手推車往前走時,後面的手推車就趕了上來,大聲呵斥道:“小兔崽子走快點!不然碾死你!”我只有咬緊牙關繼續幹活。
幹了3個月,大阪電燈公司的幸町營業所有一個內線員的空缺,就找了我去。就這樣,我開始和電氣產生關係。
當時的電氣行業以電燈電力為中心,我最初的工作是給室內布線工程負責人當助手。一天到晚推著堆滿材料的手推車跟在負責人後面跑,每天都得去五六個地方幹活。那種手推車又叫“學徒車”,使用不便,放上點東西就會覺得非常重。可是我在水泥廠當過搬運工,不覺得比在那裡差,只對時刻變化的工作抱有極大的熱情。
辛苦勞動3個月後,我被提拔為負責人。當時,負責人雖然和助手一起工作,但兩者之間就像主僕師徒一樣,有著天壤之別:助手要給負責人打水洗手,甚至修木屐。雖說公司正處於擴大時期,但3個月就得到提升仍屬特例。我非常受鼓舞,決心要更加努力工作。
我記得我所負責的工程中有一些規模相當大,比如當時比較稀罕的濱寺海水浴場的霓虹燈工程,位於改建為西式電影院的歌舞伎劇院前面的蘆邊劇場燈光工程和新世界通天閣的電燈工程等。
讓我再來回憶一下當時的生活吧。我寄宿在公司同事家裡,和同住在此的蘆田君關係很好。他是個非常用功的人,還在上夜校。有一次別人請他寫字,他寫出的字非常漂亮,受到寄宿那一家所有人的誇獎。
看到這種情景,我也暗自發奮學習。20歲時我開始上夜校。每次上課時間為3個小時,從6點半到9點半,一年後修完了預科,升入本科。然而,我鼓足幹勁想要學習電氣學的決心只維持了很短的時間,因為除了三角學以外的所有課程都是口頭筆記。前面說過,我本來就是個容易半途而廢的人,雖然我盡了種種努力,仍然追不上進度,最終還是放棄了。現在想來真是非常遺憾,不過當時也沒有過於介懷。
我22歲時結了婚。嫁到龜山家的姐姐一直為我操心,聽了她的勸告,我也動了結婚的念頭,就去相親。地點在松島的八千代劇院前面的宣傳板下,邊看宣傳板邊相親。我記得,因為沒有能穿得出去的衣服,我就花了5元20錢買料子,求寄宿那一家的阿姨給我做了一件銘仙外褂。
相親時,我在宣傳板下面東張西望,覺得自己被過往行人注意到了,就羞得紅了臉,深深低下頭,連對方走到了眼前也不敢看。姐夫說:“幸之助,看呀,看呀!”可我還是沒有勇氣抬起頭。就這樣,對方走了,我卻連她的長相也不知道。結果因為姐夫說“長得還不錯,就這么定了吧”,一切就這么定了下來——我和妻子梅野還曾有過這樣的一幕。
創業時代
24歲那年的春天,我被提升為電燈公司的檢查員,提升得這么快是很少見的。檢查員是所有工程人員出人頭地的目標,主要是檢查工程負責人前一天的工作,如果不合格就命令他們重來。雖然每天要檢查15~20個工地,但是工作很輕鬆,只要兩三個小時就夠了。
然而奇怪的是,對這么輕鬆的工作我卻沒什麼熱情,心裡很不滿足。那之前我一直在研究新型燈泡插座,還曾經把做出來的插座給公司主任看,但被否定了。因此,我產生了一定要做插座的念頭。年輕人脾氣急,我決定立刻辭職,雖然7年的努力有些可惜……我謝絕了主任的挽留,很快遞交了辭呈。
製造燈泡插座沒有啟動資金。我所有的錢就是退職金33元20錢、公司的準備金42元和20元存款,一共還不到100元。人手也不夠。我就請以前的同事林君加入。內弟井植歲男(後來三洋電機的創始人)已從鄉里國小畢業,於是把他也招了過來。林君的朋友S君辛苦積攢了200元,我又向他借了100元。工廠是我住的平房(長四張半榻榻米,寬兩張榻榻米)的那一半土問。真是連睡覺的地方都沒了。
首先從研究產品開始,可是我們不知道燈頭的外殼是用什麼材料做的。我們摸索了很長時間也沒搞出個名堂,後來我聽說以前在電燈公司的T君正在一家製造燈頭外殼的工廠學習,就向他請教,才終於知道了製作方法。大家齊心合力,當年(大正六年,即1917年)10月生產出了少量產品。
到了銷售階段,我們沒有客戶,只能亂碰運氣,直接找上門去向電器店推銷,可是對方說:“這種新型燈頭不知道有沒有銷路,沒法訂貨。”就這樣,10天裡我們走遍了大阪的大街小巷,終於賣出去100多隻燈頭,收入不過10元。大家認為這種燈頭在各方面還是不行。結果4個月只賣了這10塊錢。我們今後必須不斷研究改進,然而大家還是沒有信心,有人還說:“已經絕望了,各自謀生去吧。”我不能讓別人作出犧牲,最後工廠只剩下我和歲男。那期間我們完全陷入了困境,我和妻子的衣服都送進了當鋪。
就在山窮水盡之際,12月我突然接到了一家電器商會1000隻電扇底座的訂單。這個訂單是一家電扇製造商通過該商會下的,說是如果滿意還會再訂兩三萬隻。我們備受鼓舞,一心想拿下訂單。盡最大努力做出來的樣品得到認可之後,我和歲男兩人就全力投入生產。我們的“設備”只有一台模壓成型機和一口加熱原材料用的鍋,所以特別辛苦。終於,在年底之前我們生產出了1000隻底座。客戶對產品很滿意,我也獲得毛利80元,這是工廠第一次獲利。
雖然燈頭失敗了,但卻不斷有電扇底座的訂單,所以我們的事業在慢慢起步。第二年(大正七年,即1918年),我們想從事真正的電器設備的研究和生產,就在大阪市內在大開町用16元50錢租下了一征房子。賭上松下電器的命運
  搬到大開町的新廠之後,我們首先生產的是燈泡插座。我用的是舊燈泡的燈口,所以價格比市價便宜三成,而且式樣新穎時髦。訂單越來越多,我們幾個人晝夜加班已經應付不過來,於是第一次想要再雇四五個人。
  接下來研究銷售的是雙燈泡用的鏇轉式插座,這一產品大受歡迎。不久,大阪一家叫吉田的商店要求獨家代理這種插座,交了3000元做保證金,簽了契約。這些錢用在了工廠擴建上。接下來的發展一帆風順,雖然一度因東京的製造商們降價而導致與吉田商店的契約取消,但仍有其他商家願意代理。我們的產品還打進了東京市場。我第一次去東京就在那個時候。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日本經濟陷入低迷,但是松下工廠的業績仍然穩步上升,工廠組織了工會“步一會”,還於1922年在大開町新蓋了約230平方米的廠房。那時我們的現金儲備雖然只有4500元,卻大膽地用7000元修建了廠房。
大正十二年(1923年),我們開始著手製造和銷售松下電器的基礎產品——腳踏車車燈。我來詳細講講這件事。
當時腳踏車車燈是蠟燭或煤油燈,既不方便,價格又貴,人們只能湊合著用。我以前在腳踏車店當過學徒,所以對此有些興趣。事實上,我調查過腳踏車車燈的使用數量,發現相當有市場。當時也有用乾電池的車燈,但是使用時間太短,只能堅持兩三個小時,而且那種電池的設計不夠完善,沒有實用價值。我的目標是生產出構造簡單、無故障、使用可達10個小時以上的電池。半年後,我們生產出了大約100個與長效乾電池配套的彈頭型燈具,作為試驗品投入市場。這種乾電池的使用時間可達30~50個小時,價格是三十幾文錢——一個小時用一根蠟燭也要兩文錢。新產品在市場上大受歡迎,我們品嘗到了成功的喜悅。
在生產方面,比較容易找到電池代理商,問題出在木盒子上。好不容易找到兩三家木器店,對方卻表示無法長期大量供貨,不肯痛快地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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