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細胞病理學》《細胞病理學》現在的西醫被稱為“科學的”,歸根結底,有賴於把疾病的原因建立在實證的基礎上。而這正好是德國醫學家微耳和的主要貢獻。他是細胞病理學的締造者。
作者簡介
微耳和生平介紹
細胞學說一旦確立，馬上在生命科學中顯示出生命力。其最顯著的成就是德國生物學家微耳和（1821—1902）在此基礎上建立了細胞病理學。為現代醫學奠定了基礎。微耳和早年在謬勒指導下學習醫學。
1843年獲得柏林大學的博士學位。
1845年發表了對白血病的研究論文。是歷史上第一次對該病的系統研究。
他是一位很有社會道德感的年輕人。
1848年初，他奉政府派遣到西里西亞調查當時該地一次斑疹傷寒的爆發，（正如他本人告訴我們的）他對波蘭少數民族朝不保夕的生活條件感到極大震驚。這一次經歷使他由一個持有自由主義社會和政治信念的人轉變成為一個倡導進行廣泛的社會和經濟改革的激進主義者。所以，並不奇怪，他參加了柏林的起義；這些起義是整個1848年革命的一部分，並且進行了巷戰。之後，他成為柏林democracy大會的成員並且編輯發行《醫學改革》周刊。由於其革命的政治活動，他被柏林大學解除了職務。因此，他被迫移居維爾茨堡。
1849年被任命為德國病理解剖學這一新學科的首任教授。在這裡，他獲得了作為科學家的重要地位，發展了我們所說的“細胞病理學”的概念。
1856年他回到柏林，擔任新成立的“病理學研究所”的教授和所長。由於其教學以及關於在正常的健康條件下和異常的疾病條件下，細胞都是基本的單位，而疾病乃是活細胞的紊亂和失調造成的學說，他享有很高聲譽。他在後來的生涯中，發展了他的生物醫學概念，積極參加政治活動，關心公共衛生事業，並且創立了一種關於疾病的社會學理論。他甚至成為人類學這門新的科學的奠基者。
1858年，魯道夫·卡爾·菲爾紹發表了他的巨著《細胞病理學》；今天的許多人認為，這部著作預示著生物學中一場革命的到來。儘管人們對此並未普遍表示贊同，但是，幾乎無可懷疑的是，菲爾紹的理論引起了醫學的生物學基礎中的一場革命——菲爾紹本人曾表明這一點。菲爾紹對於我們具有特別的意義，因為他把其作為一個激進的改革者的積極的政治生涯與他在醫學病理學中的科學生涯結合在一起。
細胞病理學理論對於菲爾紹本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似乎在客觀上揭示了人體中的他所努力探求而且認為在社會中是“自然的”一種情況……因此，對於菲爾紹來說，細胞病理學遠不止是一種生物學理論。就此而言，他的政治和生物學觀點是互相補充和加強的。細胞病理學揭示了人體是一個由彼此平等的個體組成的自由國家，是一個由細胞組成的聯邦，是一個democracy的細胞國家。事實證明，人體是一個由彼此平等的因素組成的社會單位，而在體液的或凝固的（神經）病理學中，則構想了一種生物組織的非democracy的寡頭政治。正像在政治領域中為爭取“第三等級”的權利而戰鬥一樣，因此菲爾紹也在細胞病理學中為人們沒有充分認識其價值和功能的細胞的“第三等級”（結締組織）而戰。
因此，當我們發現菲爾紹談到如下事情時並不感到驚奇：“醫學的最後的任務或使命就是在一個生理學的基礎上組織社會”（引自同上書，46）。菲爾紹認為，社會科學是醫學的一個分支。由此他明確指出，“醫學是一門社會科學，而且政治學不過是大規模的或更高級的醫學”，“醫生是貧苦者的天生的代言人，而且，社會問題應當主要由他們來解決”。
阿克爾克奈克特認為（1953，47），在其關於醫學實踐的著作中，菲爾紹“更喜歡‘改革者’而非‘革命者’的說法，因為在他看來，這是對把破壞和建設，把對他所擁護的過去的成就的批判和尊重結合和統一起來這一特點的更好的描述”。但是，就像在1848年那樣，他確實參加了革命的政治活動。
在《細胞病理學》這部巨著（1858；英譯本，1860）的序言中，菲爾紹談到，醫學科學家有責任使他的“職業同行”廣泛了解迅速積累和不斷增長著的新知識。然後，他斷言：“我們要進行改革，而不是革命”。此外，他慨嘆道（1858，iX；1860，X），他的著作似乎“有更多革命的而非改革的氣味”，但是，這主要是因為“必須首先反對最近的[現時代的」那些虛假的、錯誤的或獨斷的學說，而不是比較久遠的那些著作家的學說”。但是，在正文中，當他描述他在發展的激進的新思想時——而且正是他聲稱（1860，27）“在一個細胞出現的地方，以前必有細胞存在”之前——他使用了更引人注目的革命的形象。他明確提到“過去幾年”在病理學中所發生的‘derUmschwung’（1860年英譯本中將此譯作‘therevolution’<革命>）。他在這裡選擇了‘Umschwung’，雖然在他談到政治或社會事件時通常使用‘Umwalzung’，甚至‘Revolution’這些詞。但是，就菲爾紹而言，重要的是，他是在科學中引起一場革命而且積極參加一場政治革命的非常少的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