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信息
書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始末作者:沈寶祥
ISBN:9787509800263,7509800269
類別:哲學理論
頁數:373頁
定價:39.80
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8年9月
裝幀:平裝
開本:16
作者簡介
中央黨校教授。1932年生,江蘇武進人。1949年6月參加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1954年3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51年參加工作。1961年畢業於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本科。1964年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生畢業。1965年1月到中央黨校工作。1977年6月起,在胡耀邦指導下參與籌辦《理論動態》,為理論動態組成員,後任理論動態組副組長、組長,理論動態編輯部主任、主編。在撥亂反正中,撰寫多篇有影響的文章。1978年11月20日在《理論動態》第98期發表的《平反冤案的歷史借鑑》一文,《人民日報》於11月22日作為特約評論員文章發表,新華社轉發全國,對平反冤假錯案起了積極推動作用。1981年3月5日在《理論動態》第263期發表的《用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一文,鮮明提出反“左”,《人民日報》於3月10日作為社論在頭版頭條位置發表,新華社轉發全國。所寫文章被作為《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解放軍報》等報刊的社論、特約評論員文章、評論員文章、觀察家文章發表的有30多篇,其中多數由新華社轉發。多年從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兼及黨建理論和中共黨史。主編有《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豐富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論學習綱要》等13本書。專著有《溫故察今論黨風》、《毛澤東與中國社會主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等書。參與中央黨校·三基本”教材《鄧小平理論基本問題》的編寫,承擔統稿任務。1999年參與籌辦《學習時報》,後仟《學習時報》顧問。目錄
序言第一章
從“準確、完整”到實踐檢驗
一、“準確、完整”與“兩個凡是”的對立
二、形勢的發展呼喚實踐標準
三、實踐標準的醞釀和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的前奏
第二章
一個起了重大作用的刊物
一、《理論動態》的創辦
二、《理論動態》的辦刊方針
三、《理論動態》的特點和影響
四、“特約評論員”的由來
第三章
一篇文章引發了一場大討論
一、《實》文的撰寫和修改
二、《實》文的定稿和發表
三、最初的爭論
第四章
強大的壓力與強有力的支持
一、一段時間內“不明朗”的局面
二、鄧小平明確而強有力的支持
三、在羅瑞卿支持下對“凡是派”的正面回答,
第五章
理論界新聞界密切合作有效推進討論
一、理論界和新聞界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的密切合作
二、新聞界的勇氣與機智
三、理論界卓有成效的努力
四、地方黨委宣傳部門的積極行動
第六章
《理論動態》發表的一系列文章
一、闡述真理標準問題的第三篇主要文章
二、其他若干篇重要文章的撰寫和發表
三、胡耀邦嘔心瀝血,精心組織
第七章
“諸侯”的支持和參與
一、黑龍江省委的龍頭作用
二、1978年秋季的中國政治形勢
三、人民解放軍各部隊領導同志的鮮明態度
第八章
《紅旗》雜誌的“一花獨放”
一、所謂“不捲入”的背後
二、“一花獨放”放出了什麼?
三、《重溫(實踐論)》重溫了什麼?
四、譚震林的文章中止了《紅旗》的“不捲入”方針
第九章
實踐標準同“兩個凡是"的決戰和勝利
一、以實踐標準推倒“兩個凡是”的重大之舉
二、對“兩個凡是”的嚴肅批評
三、對實踐標準的明確肯定
四、黨的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
第十章
理論工作務虛會進一步分清是非(上)
一、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由來和目的
二、對“兩個凡是”的全面揭露和尖銳批評
三、幾位同志的發言和與會者的評論
第十一章
理論工作務虛會進一步分清是非(下)
一、理論工作務虛會取得的成績
二、對理論工作務虛會的評價和再評價
第十二章
中央黨校結合教學深入進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
一、學員的生動回憶
二、教學中突出和貫穿了真理標;隹問題
三、一批撒向全國的“真理種子”
第十三章
地方黨校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中的重要作用
一、主動投入,在討論中起帶頭和推動作用
二、培訓大批幹部,使討論廣泛深入展開
三、面向社會,積極宣傳
第十四章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補課
一、十一屆三中全會前討論的不平衡發展
二、補課的部署和展開
三、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教育的大普及
四、大討論的結尾
第十五章
大討論總覽
一、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發展階段
二、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局面的形成
三、這場大討論的特點和歷史作用,
四、堅持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
五、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深遠影響
附錄一
1978年全國各地召開的關於真理標;隹問題的座談會、討論會
附錄二
中央和地方報刊關於真理標;隹討論補課的社論、評論篇目輯覽
序言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句話早已為大家所熟知,成為人們觀察事物、判斷是非的根本標準。這是1978年一場全國範圍的大討論的結果。在文獻上,這場大討論被稱為“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或“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的討論”。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發生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結束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無論從國史、黨史的角度,還是從其他各種史(中國的社會主義史、經濟史、政治史、思想史等)的角度看,要講這一段歷史,就必然要了解這場大討論,就必然要從某一特定角度講這場大討論。僅此一點,就足以說明這場大討論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也許正是這個原因,這場大討論結束以來的這些年中,已有不少記述這個歷史事件的論著在海內外問世。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已經成為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的課題。
這些年來,本人很有興趣地拜讀了不少有關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論著。這些論著或者記載了這場大討論的有關情況,提供了史料,或者對這場大討論作出了分析評述,提出了學術見解,從而對這個課題的研究作出了貢獻。但是,有些論著對這場大討論的記載和評述,也確實存在不準確不全面的問題。有的是只見其表,不見其里,有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恕我不客氣地說,也有的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
歷史老人常常給似乎是不相干的人提供某種機遇。在那個特定的歷史環境中,本人同真理標準問題討論居然發生了一點聯繫,也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參與其事。
大家都知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那篇著名的文章,首先是在中央黨校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發表的,在《光明日報》公開發表時,署名是“本報特約評論員”。這都不是偶然的。在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過程中,《理論動態》這個小刊物起了帶頭和重要的推動作用。
《理論動態》這個小刊物,是胡耀邦到中央黨校工作後親自創辦的。創辦這個刊物,是胡耀邦的主意。刊物的名稱、性質、宗旨,以至刊期、形式等,都是他設計的。在開始的一段時間內,他是實際上的主編,儘管當時沒有主編這個職務名稱。為了辦這個刊物,就需要找幾個人,建立一個工作班子。由於別人的推薦,我一開始就參加了這項工作。我記得第一次會議是1977年6月4日,那時,一共四個人,外加胡耀邦的秘書陳維仁。以後,陸續增加了一些人。胡耀邦就把我們這一攤子人稱為“理論動態組”,或簡單地叫做“動態組”。
文摘
但是,他完全避開了真理標準討論的問題。要知道,所謂“運動和工作落後於當前的形勢”,是一句很不確定的話。而且,他還認為,大字報給他提出的問題,是如何緊緊跟上新長征的步伐(這是華國鋒的提法)。這樣,他就把大字報對他批評的實質問題巧妙地擋回去了。二、“一花獨放”放出了什麼?在這裡,不可能也沒有必要全面評述1978年5月到12月《紅旗》發表的文章,只是從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撥亂反正的角度,有重點地評述幾篇文章,以此看一下《紅旗》在這一時期堅持“兩個凡是”的政治傾向。
據說,從1978年的第7期開始,《紅旗》雜誌的編輯工作由熊復主持,而每一期的編輯工作都是他和汪東興定調。《紅旗》1978年第7期的《實現新時期總任務的強大思想武器》(社論)、第8期的《認真學習毛主席關於人民公社的理論》(署名黎石)、第9期的《“四人幫”是毛澤東思想的兇惡敵人》(署名晉楫)、第10期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民主》(本刊特約評論員文章)、第11期原擬刊用的《篡黨奪權的一個大陰謀》,都是重點文章。現在我們就來看一看這些屬於“獨放”的花,究竟放了什麼?
(一)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
第7期的社論中說:“在新時期中,我國國內的主要矛盾,仍然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這就是要繼續搞以階級鬥爭為綱。這篇社論是介紹毛澤東1962年初的一篇著作,即《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社論把毛澤東的這一篇著作完全納入了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框子,競說什麼“文化大革命”是這篇著作中光輝思想的“新證實和新發展”。在第8期的《認真學習毛主席關於人民公社的理論》這一篇中,則說什麼“人民公社是在兩個階級和兩條路線鬥爭中鞏固和發展起來的”。因此,人民公社的“整頓必須抓住階級鬥爭這個綱,抓住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鬥爭這個綱”。在第10期和第11期擬刊用的文稿中,也都有這方面的內容。
(二)一再提出要反“死不改悔的走資派”
在《紅旗》1978年9、10期和擬於第11期刊用而未成的那篇文稿中,連續出現這方面的內容。在第9期的那篇文章中說:“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必然要反映到黨內來,這就會產生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少數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屬於敵我矛盾,是復辟資本主義的主要危險。”③第10期的文章說:“執政的無產階級不僅要和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和其他一切剝削階級作鬥爭,而且要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作鬥爭。社會上的資產階級和其他一切剝削階級把復辟資本主義的希望寄托在黨內走資派身上。但是,只要黨和國家的領導權掌握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路線的領導核心的手中,一小撮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就會被不斷揭露和清除。”④在原擬第11期刊出的那篇文稿(定稿)中,又提出了反對修正主義的問題。文稿說:“無產階級在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必須同時常表現為主要危險傾向的修正主義作堅決的鬥爭,否則就根本談不上什麼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這篇文稿還特意引用毛澤東關於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兩句話:其一是“要警惕出修正主義,特別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義”。其二是“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怎么辦?很可能出,這是最危險的”。以上這些話,是要提醒人們同死不改悔的走資派,同中央的修正主義作鬥爭。時間是1978年。
(三)影射有人篡改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
在第9期署名“晉楫”的文章中(有人指出,“晉楫”乃“進擊”之諧音)第二個小標題是:“藉口所謂‘新變動’,篡改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文章說,“四人幫”這種藉口“新變動”篡改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的把戲,人們並不生疏。新老修正主義者‘‘修正”馬列主義的慣用手法,就是藉口“新情況”、“新材料”篡改它的基本原理。這篇文章舉出社會主義階級關係新變動為例,列舉了毛澤東的一些話,然後說,毛澤東已經從理論上系統地解決了。文章是借這個問題證明,只能照搬毛澤東的話,如果因為情況變了而要講新的話,那就是篡改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大家知道,林彪、“四人幫”背離毛澤東思想,要害不在這裡。但這篇文章恰恰想出這么一個問題來大加撻伐,這是為什麼?在當時的形勢下,顯然是有它的針對性和目的的。1978年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第二個問題就是講的“新的歷史條件”。鄧小平說,我們是歷史唯物主義者,研究和解決任何問題都離不開一定的歷史條件。
他從部隊政治工作的角度闡明,我們政治工作的根本任務,根本的內容沒有變,我們的優良傳統也還是那一些。但是,時間不同了,條件不同了,對象不同了,因此解決問題的方法也不同。他詳細地闡明了部隊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問題。他批評說,那種否定新的歷史條件的觀點,就是割斷歷史,脫離實際,搞形上學,就是違反辯證法。鄧小平這些話,體現了實踐第一的觀點。這個講話作為中央檔案發到全黨,並在報紙上全文公布,得到軍內軍外和全黨廣大黨員幹部的支持。這些,作者和《紅旗》的負責人當然是很清楚的。可是,他們在9月份的《紅旗》雜誌上,卻大力批判藉口新情況篡改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並說這是新老修正主義者的“慣用手法”。他們隻字未講“新時期”中的新條件、新情況,這恐怕不是疏忽,而是顯示了作者和編者的某種意圖。
(四)反覆批判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
1959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定了所謂彭德懷反黨集團,這是黨內一大冤案。從一開始,許多人就想不通。在1978年,討論真理標準問題,撥亂反正的呼聲日高。彭德懷的問題,是大家很關注的問題之一。可是,在1978年的《紅旗》雜誌的文章中,卻一而再、再而三地批判彭德懷。在第8期關於人民公社的文章中,說什麼“1959年彭德懷反黨集團跳了出來,從右的方面吹來一股冷風”,誣陷彭德懷向偉大的黨和偉大的人民事業猖狂進攻。⑤第9期的文章中,又說什麼“在廬山會議上,彭德懷反黨集團向著我們黨,向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猖狂進攻”。還說,“當時不批判彭德懷主觀唯心主義的世界觀、方法論,就不能保衛黨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⑥在原擬第ll期刊用的那篇文稿中,多處提到“彭德懷反黨集團”,說什麼“彭德懷在政治上搞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彭德懷推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大反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他們這樣大反彭德懷,同他們堅持反修正主義、反走資派的立場是一致的,用意也是相同的。
上述5篇文章,都是毛澤東著作編委會辦公室的人撰寫的。熊復原就是這個機構的黨委常委。對《篡黨奪權的一個大陰謀》的文稿,這裡稍多講幾句。
熊復調到《紅旗》工作以後,毛著辦公室黨委常委曾要大家積極為《紅旗》寫稿。選集室曾在一段時間中放下工作,集中力量為《紅旗》寫稿。據說,毛著編委會辦公室的人寫的稿,一般都直接交給熊復,由他直接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