韻書
洪武正韻音韻體系
由於語音演變的原因中國北方漢語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元代所編的《蒙古字韻》僅存15韻，距離唐宋的206音韻體系甚遠。明太祖繼位第二年，以唐宋制度作為模範，恢復了科舉制度，並立了儒學。《明史·樂韶鳳傳》：“八年，帝以舊韻出江左，多失正，命與廷臣參考中原雅音正之，書成，名《洪武正韻》”。由此，在這種復古的情況下，《洪武正韻》不得不呈現著守舊的成分。樂韶鳳等人參考《禮部韻略》、《切韻指掌圖》等書，延續了唐宋傳統的正字、正音和反切傳統，並根據中原雅音，對舊韻的韻部進行了大膽改革，“蓋因宋景佑間丁度與司馬光諸儒作集韻，始以平聲上下定為卷目，今不從，唯以四聲為正……平聲今通作二十二韻……上聲今作二十二韻……去聲今作二十二韻……入聲今作一十韻，蓋舊韻以同一音者妄加分析，愈見繁碎，今並草之作七十六韻，庶從簡易也”。這76韻分別是：
平聲東·支·齊·魚·模·皆·灰·真·寒·刪·先·蕭·爻·歌·麻·遮·陽·庚·尤·侵·覃·鹽
上聲董·紙·薺·語·姥·解·賄·軫·旱·產·銑·篠·巧·習·馬·者·養·梗·有·寢·感·琰
去聲送·置·霽·御·暮·泰·隊·震·翰·諫·霰·嘯·效·個·禡·蔗·漾·敬·宥·泌·勘·艷
入聲屋·質·曷·轄·屑·藥·陌·緝·合·葉·嫌
據《明史》和《洪武正韻·序》記載：“自梁之沈約拘於四聲八病，始分為平上去入，號曰類音，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略》，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並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研精覃思，一以中原雅音為定。”樂韶鳳、宋濂等人並未意識到漢語口音的變遷，而錯把繼承了南朝梁國的漢語當作吳語。《洪武正韻·凡例》認為“欲知何者為正聲？五方之人皆能通解者斯為正音也。沈約以區區吳音欲一天下之音難矣，今並正之”。四庫全書的提要指出宋濂等人所編的《洪武正韻》“大旨斥沈約為吳音。一以中原之韻。更正其失。並平上去三聲。各為二十二部。入聲為十部。於是古來相傳之三百六部。並為七十有六”。因此《洪武正韻》縮減平上去聲為二十二部、入聲十部，縮減了《平水韻》的107韻，重韻不分，三四不分，編成76韻。廣韻總韻數206，若不計聲調差別，只有61個韻。如果併合平上去入，全書可分為二十二韻，入聲十韻專配陽聲。《正韻》入聲的韻尾系統仍是-p,-t,-k。入聲韻以外的二十二韻的讀音如下：
東-uŋ-yuŋ止-i,zr 齊祭-ei魚-y模-u來皆-ai-iai-uai 灰-uei真痕欣-ən-iən-uən,-yən 寒桓-on-uon山刪-an-ian-uan 先-IEN-yen蕭-ieu豪爻-au-iau歌-o-uo麻-a-ia-ua 遮-ie陽-aŋ-iaŋ-uaŋ 庚登清青蒸-ə-iəŋ-uəŋ,-yəŋ 侯尤幽-ou-iou侵-im覃談銜鹹-am-iam鹽嚴添-iem
這二十二韻和《中原音韻》的十九韻大致相同。不同的地方有：
齊微韻《正韻》分為齊（-i）、/灰（-uei或-ui）二韻
魚模韻《正韻》分為模（-u）、魚（-y）二韻
蕭豪韻《正韻》分為蕭（-ieu）、爻（-au,-iau）二韻
五音體系
五音圖羽水重唇音
輕唇音幫[p]
非[f]滂[ph]並[b]
奉[v]明[m]
微[ɱ]
商金齒頭音
正齒音精[ts]
照[tʃ]清[tsh]
穿[tʃh]從[dz]
牀[dʒ]
心[s]
審[ʃ]邪[z]
禪[ʒ]
宮土喉音影[Ф]曉[h]匣[ɣ]喻[j]
半征半火半舌
半商半金半齒
日[ʝ̃]實際上，《正韻》只有在分韻上接近北音韻書，聲母和聲調基本上是採用舊韻的，也就是唐宋音韻體系。
選擇正音
明代官話不以北京音為標準，並且，據《洪武正韻·凡例》的“昭武黃公紹之說為據”也可知《洪武正韻》以黃公紹《古今韻會》的簡約本《古今韻會舉要》為根據。歷代韻書，自此一變，為曲韻南派的創始著作。說明當時語音已與《切韻》一系韻書代表的不同，但仍保留入聲，又有全濁聲母，使後之學者疑其泥古或調合南北方音，是以汴洛正音南遷演變而來的南方官話，即以金陵音為代表的江淮官話，也就是南京話為代表的江淮話與傳統讀書音相調和的產物，它既有入聲，又有全濁聲母。《正韻》各字下註明反切，而這些反切都是新造的，不是沿襲舊韻書上的。從這些反切上字歸納而得的聲母系統共有三十一類，保存了全濁音，和《中原音韻》的北音顯然不同。所以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說它的依據是江左的吳音。清代以來的學者指摘其未為完善。但此書在明朝影響很大，後世編書，往往以《洪武正韻》標序。《永樂大典》亦以《洪武正韻》為綱，采“用韻以統字，用字以系事”的編輯體例，按韻分列單字，每字先註明其音義，次錄各韻書、字書的反切與解說，再備錄楷、篆、隸各體，然後彙輯與此字有關的各種資料，並依次抄錄。《正韻》對朝鮮也影響很大，朝鮮的《東國正韻》、《訓民正音》、《四聲通考》等書均以《洪武正韻》為重要參考材料學習正確的漢語發音。有明初刊本、萬曆三年（1575）刊本等版本。該書唯一保留的原始讀本現存於安徽師範大學敬文圖書館中。
《洪武正韻·序》
《洪武正韻》內容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為角征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征，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為聲成文為音音則自然恊和不假勉強而後成。虞廷之賡歌康衢之民謠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剽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萬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被之弦歌者取其音之恊也。音之恊其自然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曷嘗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己。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為平上去入號，曰類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略，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乆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患之尤深，乃稽易詩書而下達於近世凡五十家以為補韻，新安朱子據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逾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並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虞模麻遮之屬若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刋定之，於是翰林侍講學士臣樂韶鳳，臣宋濂待制，臣王僎脩撰，臣李叔允編脩，臣朱右、臣趙塤、臣朱廉典簿、臣瞿莊臣、鄒孟達典簿、臣孫蕡臣、答祿，與權欽遵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為定，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謄藁始克成編其音諧韻協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而不收者補之注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若干萬言書奏賜名曰洪武正韻，敕臣濂為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雲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眾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衡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為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並僅稍異於類譜君子患之。當今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鹹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刋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雖然鏇宮以七音為均，均言韻也有能推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鏇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德意受命震惕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於篇端於以見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悉復於古雲。
編輯本段
價值
《洪武正韻》的編撰起因是由於自身的演變引起的中原官話的語音變動，從陸法言的《切韻》一直到宋代的《禮部韻略》已經不符合當時的實際語音，所以本書的編撰原則則是“一以中原雅音為定”。它的分類和王文郁、劉淵的《平水韻》有較大的不同。《洪武正韻》所平分平、上、去各廿二部，就跟元人周德清編著的《中原音韻》的十九部十分相似。但《中原音韻》用於北曲速成，而非正式韻書，而且自洪武開始禁止使用。因為《中原》一書音節皆取自語言變化較大的中原官話。正宗得到明朝官方認定的只有《洪武正韻》，《中原音韻》當時只被民間認定為曲韻。《洪武正韻》也是韻書革命的一種重要著作，對研究元明時代官話的實際讀音具有重要價值。文字義訓則根據毛晃父子的《增修互注禮部韻略》。它把韻分成平、上、去三聲各二十二部，入聲十部，共七十六部。從平聲不分陰陽，列有入聲和保存全濁聲母三點看，它參雜了南方方音，不盡合於當時的“中原雅音”。《洪武正韻》所平、去、入分部與《中原音韻》相類似，不過它對入聲的處理則有所不同。對於此書這種保留入聲韻和全濁聲母，音韻學家有不同的看法：一、張世錄、王力等認為，這種現象的產生，一是因為此書的編者不敢完全推翻歷來極為通行的舊韻書。二是因為編者絕大多數是南方人，若不是精通音韻且熟習中原之音，就難免受方言影響。同時元代的《中原音韻》是否有入聲和全濁聲母存在爭議。《洪武正韻》既以中原雅音為根據，對舊韻的反切亦不能不加以改變。根據劉文錦的研究,《洪武正韻》的紐部是31類(劉文錦《洪武正韻聲類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本2分)。清紐、濁紐的界限分明。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同是根據中原的語音，較《洪武正韻》早出51年的《中原音韻》只分陰陽，不分清濁，又取消入聲韻部，一概派入三聲。《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分冊》認為同是反映中原語音的《洪武正韻》之所以和《中原音韻》在聲母的清濁、韻母的歸字和入聲方面有所不同，可能說明《洪武正韻》是反映當時北方活讀書音的。這反映出《洪武正韻》既重視中原的實際語音，以《中原音韻》為標準音，又考慮到南方人讀書說話中還有入聲，所以恢復了入聲，不採取周德清入派三聲的作法。張世祿《中國音韻學史》專辟一節討論北音韻書的源流,對於其間一些重要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洪武正韻》總不免是當時文人雜采古今韻書。調和新舊主張的一種著作,同時又參雜了南方方音,不像《中原音韻》那樣純粹的屬於北音系統。因為這一度雜糅南北的結果,就使後來曲韻和北音韻書的演化,也分歧成“南從洪武”和“北問中原”的兩條大路了。1996年王力的《中國語言學史》也寫道：“《洪武正韻》是古今南北雜糅的一部韻書。在聲調方面，它維持傳統的入聲；在聲母方面，它維持全濁聲母；但是，在韻部方面，它卻大事合併。拿平聲來說，它把“平水聲”三十個聲部並成了二十二個，比起《中原音韻》的十九部來只多出三個。宋濂在《洪武正韻·序》里說：“有獨用當並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屬；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者，如魚模、麻遮之屬。”這樣，從聲調、聲母兩方面看，《洪武正韻》偏重於存古；從韻部方面看，它又偏重於從今。而存古與從今都做得不徹底，所以說是古今南北雜糅的一部韻書。”王力也認為，“《洪武正韻》的作者排斥《切韻》系統，以為“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於是標榜“一以中原雅音為定”。排斥《切韻》為吳音。”王力繼而判斷，“所謂“以中原雅音為定”的話是不明確的，中原區域很大，不知指的是什麼城市；參加編寫工作的共十一人，據籍貫可知者看來，除了一個蒙古人以外，都是南方人，其中有三個浙江人，難免受到自己方言的影響。”可見，王力把“中原雅音”當成了元末明初的中原實際漢語，但實際上宋濂等人所認定“中原雅音”是未受北方戎狄所影響的漢語，而當時江淮地區的“中原之音”相對純正。因此，羅常培認為14世紀前後，北方有兩種並行的讀音系統：“一個是代表官話的，一個是代表方言的；也可以說一個是讀書音，一個是說話音。”《中原音韻》是反映方言即說話音的，《洪武正韻》是反映官話即讀書音的，所以二者有同有異。葉寶奎先生也認為《洪武正韻》的語音基礎是十四世紀的讀書音.張世祿誤認了《洪武正韻》的“一以中原雅音為定”這句話，以為《洪武正韻》呈現著“北音南化”的語音系統。《洪武正韻》在明朝屢次翻刻，影響很大。而清代對此書卻很輕視很敵視，四庫全書提要指責宋濂“曲學阿世，強為舞文，私臆妄改，才識闇劣”，污衊《洪武正韻》“不能行於天下”，因此沒有翻刻過它。於是清代以來《洪武正韻》影響不大，這與滿清胡化漢語的陰謀不無關係。寧忌浮先生髮現了《洪武正韻》八十韻本，通過七十六韻本與八十韻本的對比，並同《增修互注禮部韻略》進行對比研究，認為“學術界對《洪武正韻》的種種估計，或曰它是中原雅音的讀書音，或曰它是明初官話，或曰它是明代的南京音……是針對七十六韻本，八十韻本的出現足以否定上述觀點。總不能說八十韻本是中原雅音的第二套讀書音、第二套明初官話、第二套南京音吧。”寧先生認為《洪武正韻》不是一個單純音系的記錄，它不能代表中原雅音，更不是江左舊韻。“時間和舊韻並存，雅音與方言相雜，這就是《洪武正韻》。《正韻》不是單純的、聲諧韻協的、完整的語音系統，它不能代表明初的中原雅音(即明初的官話)，也不是舊韻書的翻版，也不是江淮方言的反映，更不是什麼讀書音系統。”不過日本學者望月真澄的研究表明《洪武正韻》序文所指的“中原雅音”是吳語的讀書音，《洪武正韻》在讀書音和白話音中間進行了折中。
對朝鮮的影響
朝鮮藏《洪武正韻》
《洪武正韻》作為官修韻書，在中國歷史上的影響遠沒有其他官修韻書大。但《洪武正韻》對東南亞文化的影響卻超出了其他官韻，這與明代時文化交流的進一步發展有關，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朝鮮。1443年創製了朝鮮文字《訓民正音》，接下來編制了以學習漢語為目的的《洪武正韻譯訓》、《四聲通考》、《四聲通解》等對音文獻，這些材料對研究《洪武正韻》可以提供較為可信的參證。中國與朝鮮半島的交流歷史十分久遠，在漢武帝滅掉衛滿朝鮮後，就在朝鮮半島上設郡，從那時起漢文化便傳入朝鮮半島，漢字也成為當地的通用文字。朝鮮時代，統治者比較推崇這，作為治國和教育之本，而且開科舉明吏治，因此與明朝的關係十分友好，交往頻繁。為了克服交往中的語言障礙，朝鮮朝設立了司澤院，專門培養翻譯人才推廣漢語教育。由《通文館志》(1720)的記載來看，司澤院的政治目的是“事大交鄰”，與明朝搞好外交關係，“使習中國言語音訓文字，上以盡事大之誠，下以期易俗之效”。到了世宗時期，更以漢學為重，把實地學習中國語作為目的，派遣人員到中國學習中國語，並探求中國語的正確發音。朝鮮學者對漢語音韻學的研究已經達到了令人驚嘆的水平。世宗李裪本人率先垂範，他對漢語語言文字學及漢語音韻學的造詣就很高，他親自組織鄭麟趾、申叔舟、崔桓等學者於世宗二十五年創製了朝鮮民族文字──訓民正音。他們認識到韻書的重要性，第二年就命申叔舟、成三問等人用《訓民正音》對譯《洪武正韻》。為對譯準確，先後七八次派主持這項工作的學者到明朝首都北京考察，在文宗元年完成《洪武正韻譯訓》(1455)。在當時的朝鮮朝，普遍認為《洪武正韻》是中國最具權威的標準韻書，他們以《洪武正韻》的形式與內容為框架，整理反切的上下字，並用“訓民正音”對每個小韻的代表字加以表音，而且保持了當時他們所了解的中國音，另用俗音加以表記，從而編纂出了《洪武正韻譯訓》，申叔舟又對《洪武正韻譯訓》的體例加以改動，編纂出更為方便翻閱的韻書《四聲通考》。從《洪武正韻譯訓》，朝鮮學者對《洪武正韻》的研究便正式開始了，得出了《洪武正韻》的聲類和韻類。《洪武正韻譯訓》和《四聲通考》就是採用了三十一聲母的體系。但是《洪武正韻譯訓》於一九七二年才發現殘本，《四聲通考》已經亡佚，最早能被學者所看到的是崔世珍在1517年，在《四聲通解》序中前附的《洪武正韻三十一字母之圖》，圖中把《洪武正韻》的聲母按照角征羽商宮五音，水木火金土五行和牙、舌頭、重唇、輕唇、齒頭、正齒、喉七音，分為全清、次清、全濁、不清不濁音，考訂出三十一聲母，並用諺文給每個聲類標了對應音和對應字母。朝鮮人崔世珍在1517年，在《四聲通解》序中前附的《洪武正韻三十一字母之圖》中就考訂出《洪武正韻》有三十一聲母。1931年劉文錦對《洪武正韻》的聲類進行了考訂，也得出了三十一聲類的說法。兩者的歸納基本相同。羅常培先生在劉先生論文後面的案語中這樣評價的：“又朝鮮崔世珍四聲通解，崔桓東國正韻及申叔舟四聲通考等所定三十一初聲亦並雲以洪武正韻為宗。今劉君所考與此不謀而合，則其說當可信據矣。”從此後凡介紹《洪武正韻》，幾乎都說明其聲類為三十一聲類。儘管劉文錦先生的反切系聯法有某些不足，這一點寧忌浮先生已經提出。但是我們仍然不得不思考，為什麼劉先生的結論與崔世珍的結論竟如此相向？劉先生和崔世珍畢竟相隔了五百年。我想只能有兩個原因：一是處理的方法一樣。二是七十六韻本的《洪武正韻》確實反映了一個存在的語音系統。第一個可能性，不可能存在，因為在崔世珍時代，象系聯法這樣的帶有系統論性質的方法不可能產生。而且《洪武正韻譯訓》中明確地描述了其研究方法，因此第一個可能性便完全否決了。那么七十六韻本的《洪武正韻》有可能表現一個存在的語音系統嗎？如果有，那只能是明代通行的讀書音。《洪武正韻》的編纂者都是有名的大學者，如果說他們分不清南方方音和中原雅音總有些說不過去，如果說沈約八人定《切韻》定的就是正音，他們幾個人也不純粹是吳人，但因為他們精通正音，於是《切韻》具有了權威性。所以七十六韻本的《洪武正韻》是不是反映的中原雅音的讀書音，而不是朱元璋所期望的“口語音”的中原雅音呢？朝鮮學者在對譯《洪武正韻》時，先後派了精通音韻的學者們到中國七八次之多，朝鮮學者奉《洪武正韻》為圭臬，不敢有絲毫改動。我們都知道學習一種語言，一般都是從書面語學起的，雖然朝鮮學者屢次來中國學習漢語，但性質上屬於官派，所以不可能深入到民間學習口語，他們學到的只能是讀書音，於是他們便自然而然地把表現讀書音的《洪武正韻》奉為典範。因此七十六韻本《洪武正韻》所反映的是讀書音的語音系統不是沒有可能的。
作者
樂韶鳳，字舜儀，全椒人。明代學者，生卒年不詳。博學能聞。從明太祖朱元璋渡江，參與軍事，洪武初年授起居注，累遷兵部尚書，與中書省、御史台、都督府制定教練軍事法，改侍獎學士，以壽終。《明史》一百三十八卷有傳。宋濂，宋濂(1310－1381)，字景濂，浙江金華人。早年師事元代古文家柳貫、黃晉、吳萊，負有文名。元至正九年征為翰林院編修，他固辭，入山為道士。至正二十年，朱元璋召他到建康，明開國後官至翰林學士承旨，任元史總裁。後因事牽連貶四川茂州，死於途中。宋濂是明太祖稱為“開國文臣之首”的文人。明朝許多廟堂典冊文字，開國功臣的神道碑等都出自他的手筆。他專長散文，集中較有現實意義的作品是一部分傳記文。宋濂親自經歷了元末動盪不安的社會現實，故他的文章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往往在生動的描述中包含著寓意深刻的哲理，具有較強的思想性，明太祖朱元璋推其為“開國文臣之首”。著有《宋學士全集》、《龍門子》等。《明史》一百二十八卷、《宋元學案》八十二卷有傳。
歷史背景
朱元璋從記載中可看到《洪武正韻》是在皇上“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的情況下，提議修纂的。在這兩百多年裡漢人沒有編撰用以確定新規範語音標準的官韻，一直沿用《禮部韻略》。明代恢復了漢族政權的統治，為了全面復興華夏，明成祖禁止了蒙元所編訂的《蒙古字韻》，制訂一部官韻是勢在必行。而《蒙古字韻》在元朝亡後，找不到一點記錄，以漢族來說，《蒙韻》書名和八思巴字譯音，它本身就成了漢人破壞的對象，而自然消失。《洪武正韻》的編纂原則是朱元璋御定的“一經中原雅音為定”。在洪武八年，新韻書編成，計十六卷，七十六韻，賜名《洪武正韻》。然而，朱元璋對新編成的韻書卻甚為不滿，“翻閱觀覽，經其中尚有未諧者”，於是下令重新整理，並任命了一批新的學者，“敕中書右丞相汪廣洋總裁其事。”朱元璋對新韻書不滿的原因，歷史並沒有記載，但一定是與他想達到的“正音”的目的相差甚遠，也就是和他所想體現的“中原雅音”還是有距離的。洪武十二年，再編而成的八十韻本的《洪武正韻》正式完工，仍分十六卷。但朱元璋對該韻書仍然不滿，“洪武二十三年，《洪武正韻》頒行即久，上以字義音切尚多未當，命詞臣再校正之。”再校正的結果，似乎就不了了之了。朱元璋最後把孫吾與所纂的《韻會定正》更名《洪武通韻》，命刊行焉。”儘管《洪武正韻》的音系可能帶有一些因襲的成分和人為的色彩，但並非杜撰拼湊的產物，《洪武正韻》基本如實地記錄了自隋唐至明初變化的讀書音的現狀。元明之際不僅南方方音保存入聲和入聲韻，就是基礎方言口語音的入聲和入聲韻也還沒有最後消失，何況讀書音的變化明顯慢於基礎方言口語音，這是公認的事實。因此《洪武正韻》保留入聲和入聲韻是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以《洪武正韻》編纂者都為南方人來確定韻書的性質，理由並不充分。《洪武正韻》是集體奉詔編纂的，在編寫過程中“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曾多次請人審查，幾經修改，目的就是為了能以雅音為正。如何避免和減少摻雜方音成分，編纂者在當時的認識應該是相當清楚的。在宋代，由於俗文學的蓬勃發展，白話文逐漸盛行，同時也由於全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由長安遷至汴京，汴洛一帶語音藉助於新文學的力量逐漸向四方傳播，影響愈來愈大，受口語音的影響，傳統讀書音自南宋以來就出現了十分明顯的變俗傾向，逐漸向基礎方言口語音靠攏。元代及明初的讀書音同禮部舊韻已有很大的差別，為了解決讀書音與官韻脫節的矛盾，需要制定新的官韻以為標準。《洪武正韻》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應運而生的。七十六韻本、八十韻本《洪武正韻》完成後，都沒有達到朱元璋的要求。朱元璋的要求是“一經中原雅音為定”，為什麼大臣們精心編制的韻書，與朱元璋所構想的差距這樣大？朝鮮對音作為一個旁證，讓我們認識到七十六韻本《洪武正韻》反映的是明代中原雅音的“讀書音”。朝鮮學者到中國來學習，目的是為了文化交流，所以他們要學的是正在使用的語言，而不是過時的語言。他們這樣推崇《洪武正韻》說明其還活躍在當時的現實生活中。那么我們如何來看待八十韻本呢？寧忌浮先生的研究指出，一、八十韻本從七十六韻的支紙置分出微尾未。二、改換了兩個韻部的名稱，“薺”改為“濟”，“旱”改成了“罕”，都在上聲。三、八十韻本的入聲韻從質韻中分出術韻來。這些都說明了八十韻本比七十六韻本更接近中原雅音。八十韻本支紙置三韻是清一色的齒音字，它們的容量比《中原音韻》的支思韻大，單就此一項而言，《洪武正韻》與今國語的距離比《中原音韻》更近。朱元璋建立明朝後,為重建漢人一統華夏的秩序,做了一系列的規定。《洪武正韻序》載:“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鹹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猗歟盛哉。”因此,便有了翰林侍講學士樂韶鳳等人所編的《洪武正韻》(1375)。其時離元末周德清編《中原音韻》(1324)僅隔51年,如果沒有特別的政治、社會等語言外部因素的影響《,洪武正韻》當與《中原音韻》無甚大別。然而事實是《,洪武正韻》音系不僅有異於《中原音韻》,反而與具有“清濁上去入聲”之分的“沈韻”、“等韻”相符。由此可以聯想到清人高靜亭曾經有論:“正音者,俗所謂官話也……語音不但南北相殊,即同郡亦各有別。故趨逐語音者,一縣之中以縣城為則,一府之中以府城為則,一省之中以省城為則,而天下之內又以皇都為則。故凡縉紳之家及官常出色者,無不趨仰京話,則京話為官話之道岸。”朱元璋既然定都南京,且要恢復漢人統治下的禮樂秩序,以南京音為大明“正音”實屬常理。至於《洪武正音》明明是“平聲不分陰陽,又設立10個入聲韻部,有31個聲母,保存全濁,這都不符合‘中原雅聲’”,但其《序》偏偏說:“以中原雅音為定”,不就恰恰說明了朱元璋是欲以此“中原雅音”對元代蒙古人統治下的“中原雅音”進行“撥亂反正”嗎?元末的《中原音韻》和明初的《洪武正韻》都自稱以“中原雅音”為定,然而除了都想以“中原”一詞以求得“華夷”之別中的“華”的“正統”地位以外,它們實際所指的“雅音”或“雅聲”並非同物。《中原音韻》中所言的“雅音”指代的是已深受《蒙古字韻》影響的“全濁聲母消失,入聲派入平上去三聲”之大都語音系統,或如有學者認為的“流行於大都等大城市戲曲藝人之間的漢語共同語”。而耶穌會傳教士的一些文書以及當時日本漢學家的有關漢語音韻的記載都表明,明代的“雅音”卻是“南京音”。要論地理位置,大都和南京都不能算作“中原”之代表地,所以以地理概念來讀解當時的“中原”一詞顯然是不當的。而如果我們能像金尼閣那樣,在政治“語境”下來讀解和使用“中原”一詞,那么,對於令當今學者頗為困惑的諸如“為何《洪武正韻》連大明王朝也‘鮮有從者’”等問題就不難解答了。因為隨著永樂初年明成祖朱棣移都北京,明人眼中的所謂“中原”在短暫的三十餘年之後,又隨之發生了地理要素的變化。對於此種變化,作為大明的臣民,是不便直接明確地對《洪武正韻》作出相應的修正的,只能“不從”了之。而對於耶穌會士這些“洋夷”來說,則更不便多說什麼,只好表面上仍然以《洪武正韻》為則,但在《西字奇蹟》、《西儒耳目資》等實際音韻注音中,卻摻入了北京的“時音”。結果就如羅常培所言：“利金二氏的注音,同《廣韻》固然是兩個系統,就是同《洪武正韻》也不完全相合。
利瑪竇的漢字注音的區別
1609年利瑪竇記錄的明朝官話有26個聲母，44個韻母，與洪武正韻有所出入。[4][13]五音五行七音全清次清全濁不清不濁全清全濁
角木牙音改·功·古[k]
廣·觀[kw]堪·苦·可[kh]
睽·廓[khw]艾·吾[g]我·愛[ŋ]
征火舌頭音
舌面音大·道[t]
見·教[c]通·天[th]
奇·巧[ch]
難·能[n]
羽水重唇音
輕唇音幫·並[p]
方·非[f]僻[ph]
萬·物[v]明·謬[m]
商金齒頭音
正齒音則·即·子[ts]
真·正[tʃ]前·且·次[tsh]
出·城[tʃh]
色·三[s]
身·手[ʃ]
然·若[ʒ]
宮土喉音藝·業[ɲ]海·湖[x]
半征半火半舌
賴·流
半商半金半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