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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簡介
胡丘陵的一部長詩
作者簡介
胡丘陵,1982年參加工作，曾任鄉民政助理、財稅所副所長、縣政府辦綜合組長、副主任、縣委辦副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鎮黨委書記等職，1998年任衡陽市委組織部副處級組織員，2000年12月任中共常寧市委副書記,現任常寧市市長。國家一級作家
作品賞析
《拂拭歲月》：政治抒情詩的第三代
——兼及中國當代詩歌創作中的“理趣”
鍾友循
摘要：胡丘陵的《拂拭歲月》，是繼郭小川、賀敬之和公劉、邵燕祥等之後的第三代政治抒情詩的代表性文本。它摒棄了前兩代“權威發布人”和“民間叛逆者”的藝術身份，以歷史生活為對象，從容、冷靜地審美，在巨觀和微觀的結合部上，進行文化探查，藝術上具有白而曲、反諷、留白與藏鋒，綿里藏針和皮裡陽秋等特色，是當下詩歌的可貴收穫。
關鍵字 ：拂拭歲月；第三代政治抒情詩；文化探查；從容；冷靜；反諷
(一)
在時尚迭出、名人如蟻的浮躁時代，像胡丘陵這樣生存在“外省”今天已很不起眼的古城中的小人物，無論做什麼事，無論做得怎樣出色，大概都很難引起全社會特別是所謂“文化界”的必要關注。
謝冕先生堪稱“名人”，卻分明有著與當今車載斗量的“名人”絕然不同的識鑒。他於芸芸眾生、凡人小輩之中，發現了這樣一位詩人，一位迥異於當今流行歌手的歌者，便立即給予關愛、褒獎與扶持，此乃其一貫德性之又一體現，習慣德行之自然順延。在《在走向成熟和機智的政治抒情詩——讀〈拂拭歲月〉有感》(《文藝報》2000年2月29日)中，他說：在抒情詩中引進政治性的內涵，或者說，社會政治尋求一種詩意的表達，這就形成了詩歌的一種方式：政治抒情詩。政治抒情詩並不是當代的特產，但卻在中國當代詩人的手中得到創造性的完成。從五十年代開始，一批有成就的詩人在這個領域中創造出與大時代的氛圍相契合的、能夠集中顯示一種革命激情的抒情方式。政治抒情詩已成為當代中國詩歌傳統的一個部分。當代中國的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以及參與這些事件的人物，幾乎都能在這一詩體中得到傳達和闡釋。這種詩歌的存在已成為歷史記憶的一道風景。
這是指的《拂拭歲月》之得以產生的屬於詩歌本身的既往時代背景。他又說：八十年代以後政治抒情詩已不再盛行。社會的轉型使關注的中心產生了轉移，以往的政治激情有了新的替代。
新詩潮發軔以來，有一段時間，詩歌以自有的方式投身於對文革歷史的反思。新詩潮以逼人的銳氣和深刻的省思，保持了詩與社會、歷史、政治的關聯。但隨著潮流的涌退，詩迅速地走向了邊緣和內心。這是指的《拂拭歲月》之得以產生的屬於詩歌本身的現實時代背景。他同時指出：但從現今人們對這一詩體的冷漠中，卻也不難看到對政治抒情詩這一形式的誤解。極端的個人化的結果，反而使人們期待著那種變得陌生了的政治抒情詩。《拂拭歲月》以及最近出現的一批表現中國當代歷史政治的詩，就是這樣地走向了我們。
那么，這是不是說：中國當代的政治抒情詩，第一，在《拂拭歲月》等以前，曾經有過兩次興盛 ，一為“從五十年代開始”到“文革”爆發之前，一為“文革”結束以後到“八十年代”；第二，從“新詩潮……的涌退”到《拂拭歲月》等出現之前的又一次低谷出現之後，到當下，它又有可能再一次興盛起來；第三，唯其“現今人們對這一詩體的冷漠”本身中，包含了“對政治抒情詩這一形式的誤解”，其再次興盛，當有待於這種誤解的基本消除?
筆者是認同這些意見的。並且當然也包括謝冕先生為此所作的如下闡釋：的確，政治抒情詩在歷史的某些時段中產生過歧誤。但這種歧誤並非是由於它抒寫了政治。詩不能離開人的內心，但詩也不能離開社會生活，其中包括社會的政治，而且從古今詩歌事實來看，幾乎越是重要的詩人，就越是不能把自己的歌唱遊離於社會的重大事件之外，不論他們採取的是直接的還是間接的方式。一些對社會發展產生過重大影響的詩人，總是能夠把自己的歌唱緊緊地維繫於社會的重大主題。詩既對自己和人們的心靈發言，也對詩人所生活的環境發言。拒絕社會的詩人，顯然也是拒絕了廣大的關心詩的人。因此，需要懷疑的並不是政治抒情詩中所展示的詩與政治的聯結，而是五十年代以後這一詩體實踐中產生的問題。
筆者以為，這正是《拂拭歲月》等政治抒情詩再度出現的客觀與主觀、事實與理論、文化與藝術依據。換言之，我願意稱之為《拂拭歲月》等政治抒情詩成“批”出現的歷史前提。而且，在經過對《拂拭歲月》的認真閱讀之後，筆者甚至還樂於把這一批新出現的並且具有毋庸置疑的新質的政治抒情詩，“命名”為“第三代政治抒情詩”。而這，也正是筆者以為認真嚴肅的詩評家和文學史家，對之應給予正當和足夠重視的根本理由。
(二)
以“代”來加以區分，並不只是以其所出現和興盛的時間段為唯一的依據。更為重要的是質地，是從題材內容、審美態度、情感特質，以及表達方式、藝術風範、文體性狀等多方面表征所共同形成的綜合指數。
第一代政治抒情詩的主要代表人物，當然是郭小川、賀敬之。這是人們已經相當熟悉的“前17年”中政治抒情詩的“大家”，倆人之間容有具體的，在某些關乎詩人與其詩歌文本之間關係的方面，還甚至較為明顯的差異。但他們既是同一個文化時代的產兒與寵兒，其相互間經歷、思想情感、文學觀、詩美學、乃至各種“觀”——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一致性，當是更本質的。了解中國當代社會及其詩歌發展基本情狀的人們，對他們的詩歌文本的特質的把握不會發生較大的分歧，而且與其實際情形的吻合度，也一定八九不離十。總之，他們在當時，是以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威發布人的身份，來充當“時代精神的單純的號筒”的。他們基本上並不表達自己對於生活的個人情感與認識；其詩歌創作中的內容，單純而明確；時代精神，也即抒情主體的精神，而文本的藝術特質，也即時代生活的特質；全部創作從裡到外，自始至終，通體都與整個時代融為一體。就此而言，賀敬之則無疑更加典型和顯著一些。
第二代政治抒情詩的主要代表人物，首推公劉，其次如白樺、邵燕祥、流沙河等，亦屬之。這些詩人內心裡所蘊藏的強烈的政治激情，絲毫也不亞於第一代人物——事實他們就是那一代人物的同伴與同道；所以在上述那些指數的基本的方面，這兩代人物之間並無多少實質性的差異。之所以又釀成了彼此“代”際之間的分隔，應當說，實在也是始料之所未及；恐怕此中的根本原因，是在於對“權威發布人”與“民間叛逆者”之不同社會身份的錯誤認定。其間所發生的政治錯位的顯在根由，當然只能歸因於其身份裁定者的絕對和極端的主觀隨意性。但世事運行與生活發展的自身規律性又是如此的微妙，它不可違背，又善於因勢利導。故爾，錯位既經發生，就不再以人們的主觀願望與意志為轉移——政治抒情詩創作中的“代溝”，就這樣在富有同樣政治激情的一代人之間形成了。而其詩歌創作中的政治蘊含與政治取向，由此也就不可能不在“同質”的情形中出現“異構”；這種“同一”中的“裂變”，當然從制約、影響、決定、規定詩歌藝術走向的生活本體其特質、形態、規律、性狀而言，也是必然的，所以我們從學術的角度出發，肯定其為兩代，還是理由充分的。一般而言，這一代政治抒情詩，其“民間”立場，其純粹形而上或曰抽象層面意義上的“叛逆”性，都是明顯的，也是其作為相對獨立的“一代”之最為突出的共同的精神標誌——但須強調指出：此一表述決非政治話語，而只包含最通常情形中的文化指涉；內中的多數詩人，如白樺、邵燕祥等，在進行純然的“個人表達”，或曰“民間情緒傳達”時，未必不於客觀上也充當“時代精神的單純的號筒”，但正因為此時社會文化結構，也及相應的意識形態運行狀況，包括文藝、文學與詩歌的生存、生命狀態，均已與上一時代的整個情形，從表現到性質，皆大不一樣，故爾這種“充當”，在實質上還是個人的而非群體的，自發、自覺的而非決定、規定的，獨立自主的而非趨時媚世的，亦即詩人所表達的情感與認識，雖與該時代的主流意識形態相一致，卻仍然是屬於他自己的——相反，郭、賀當時，倒未見得全然如此；其內容，也可稱單純而明確，但內裡面所潛含的東西，尤其是人生的積澱及其所決定的社會思考等等，都無疑是比之前代，豐富、複雜得多，也深沉、絢爛得多了；時代精神與抒情主體的精神的統一，文本的藝術特質與時代生活的物質的吻合，也是較普遍的一般性的事實；相應的，說它們在大致上與當時的時代融為了一體，也是站得住的——但是，其“時代先鋒”的精神風姿，由於詩人主體形象的先進性，自身素質的優異性，卻更切實，更堅實，更信實。詩歌，尤其是旨在吐露傾泄詩人最重要與最強烈情感的政治抒情詩，此時，尤其是從其主觀方面而言，已經基本上完完全全地回復到其所應有的自由表達的元狀態。這其實不必認為是什麼高境界，因為除本應如此或原就如此之外，它實際上還是相當粗糙的。自然，粗糙自有粗糙的魅力，究竟比不得成熟與圓滿。就此而言，我以為在更縝密的意義上，的確劃清了與上一代政治抒情詩的明確界線的，是公劉的作品；因為它有更顯豁、更清晰的獨立品格，而且不僅是姿態上的，同時也是內容、風度與質地上的。他始終取著批判與思考的姿態；同時寫作著歷史與現實的兩類作品，並且內中都鮮明而強烈地體現出這種雙管齊下的姿態；他以毫不含糊的獨立的個人身份，站在純然的民間立場上，從自己所獨有的歷史與現實生活中的人生感受與生命體驗出發，表達著自己與當時時代生活相聯繫，但又非常獨特而深刻的，的確是只屬於他自己的情感與認識，並且始終凸顯出其批判與思考的姿態的幾乎獨一無二的文化品格；他出以冷峻，這種冷峻極為嚴厲甚至還顯得近乎苛酷，然而其內在的熾熱感，又差不多是所有同代詩人的作品所未曾企及或許也不可企及的，而這，可以說是他的詩歌，在那樣熱烈而沸騰的時代中，最為獨特的，足以充分顯示詩人個性的醒目的藝術旗幟和審美表征。
(三)
接下來我們便讀到了像胡丘陵這樣的詩人的像《拂拭歲月》這樣的作品。作為政治抒情詩，其寫作與出版的自然年度，距離上一代政治抒情詩的興盛，已經相當相當地遙遠了——這在中國新詩史上，可是從來就不曾出現過的。那么，即使僅從詩歌藝術發展的“自身”或曰“內部”規律來說，這是不是很正常的呢?
誠如謝冕先生所言：“詩不能離開人的內心，但詩也不能離開社會生活，其中包括社會的政治”；“詩既對自己和人們的心靈發言，也對詩人所生活的環境發言”。這二者——內心或心靈與社會生活或生活的環境——其實並不是兩個問題。詩人在作品中所表現或反映的“人的內心”亦即“自己和人們的心靈”，都是來自“社會生活”亦即他所“生活的環境”；作為其自身——獨特的人的個體所擁有的獨特的感受、體驗、認識的真實而藝術的表達，詩人“自己和人們”的生存狀況與生命質量——在表達其生命衝動、生命追求、生命理想時，所藉以顯現出來的主體及其人生過程的基本狀況、文化特性、精神本質等等，都與其生活環境，天然地是一種一而二、二而一的有機關係，它們是雙向互動的，或曰互為因果的。任何忠實於“人的內心”亦即“自己和人們的心靈”的詩人，都不可能“離開社會生活”，不對他“所生活的環境發言”。當然，構成其“社會生活”亦即其“所生活的環境”的因素，是如此之豐富、複雜、微妙、多變、，但“社會的政治”，作為構成人類文化或人的文化的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層面，或乾脆不如直言之曰要素，難道不是根本就不容或絕對不能迴避的嗎?它本身，就是“社會的重大事件’和“社會的重大主題”，詩人既然“不能離開人的內心”“對自己和人們的心靈發言”，又豈能“離開社會生活”，不“也對詩人所生活的環境發言”呢?你得承認，在中國，“社會的政治”，因為我們民族歷史生活的特殊性，因為我們人民歷史命運的特殊性，因為我們作為處在特定歷史文化傳統以及現實文化環境中的人的個體與群體之文化選擇的特殊性，實際上更是與之無法游離，同時也無法從中逃離的。
硬要游離或逃離的話，第一，它是一種矯情，或者說，它是一種出於“權宜之計”的，力圖獲得某種自我撫慰功效的，只在極為有限的範圍內與程度並且將為時短暫的主觀努力的；第二，它是一種幻想，“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髮，要離開地球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著，然而並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魯迅語)；第三，它是一種非詩、非文學、非藝術、非審美的行為——這不是故作驚人之論：一個時期以來，人們“反思”，“撥亂反正”，的確卓有成效，但信奉並鼓吹所謂“純審美”、“純藝術”、“純文學”、“純詩”等等，卻不在此列，而把所謂“自我表現”、“個性張揚”、“回到內心”、“拒絕世俗”等等抬到雲端里，使之不通人們煙火氣或極端“日常化”之類作法，均過於荒唐——居然還有“新潮”、“先鋒”、“前衛”、“現代”或“後現代”的詩人說，要把“三個世俗的角色”即“政治”、“歷史”、“文化”，均加以“排除”，這就更加堂·吉訶德和阿Q了。你知道你在做什麼——你的新感覺、新意識、新觀念、新操練，都屬於什麼性質嗎?詩人對詩的要求的悖離!
所以，謝冕先生說：“極端的個人化的結果，反而使人們期待著那種變得陌生了的政治抒情詩”。這不只是一種社會現象，文化現象，應當說也是一種文學、藝術、審美活動，在日益複雜化的現代生活當中，藉助其自我調節機制，以某種詩體的沉浮現象為文化契機和外顯形態，向世界發言，並引起“廣大的關心詩的人”的積極回應的結果。重新拾起已經“變得陌生了的而精神生活中所潛藏並亟待很好地表現出來的詩的情結，恰恰可能是最“純粹”、最堅執的。自然，政治抒情詩在中國當代的第三度崛起，不可能是前兩度興盛的簡單重演。這一點同樣毫無疑義。
而筆者首先注意到，是第三代政治抒情詩的創作主體，其獨特的寫作立場和文化態度。
以胡丘陵而論，他在《歲月之紋·後記》中坦言：“我不是詩人，我只是寫過詩今後還要寫詩的人。”這說法似很平常，但也很有意思。所謂“不是詩人”，自然是以自命為詩人而且是天生的和天才的詩人的人們為進行相對比較的參照者的。這裡的第一個層面的內涵，當然是表明自己並不甚至絕不“拒絕社會”：社會生活與私人生活，是人的生活的兩個基本的文化層面，其在藝術創作與鑑賞活動當中的正當關係，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容割裂，也無法割裂，任何企圖把其私人生活從其社會生活中加以強行剝離的想法與做法，都是極為可笑、可悲、可憐、可嘆的——藝術活動從頭到尾、從裡到外、從形式到內容、從現象到實質，都是社會的，怎么可能在藝術處理當中，把私人生活與社會生活當作是兩回事?其次它也許還包含這樣的意味，即作者是打算並實際上以常人的立場、態度，來感受生活、認識生活、把握生活、表現生活的。這其實很重要：第一代詩人顯然不是“常人”，他們是宣傳家，主流意識形態的“權威發布人”，其詩歌文本的幾乎所有特點——思想感情的特點和藝術傳達的特點，都是由此而來並被之所決定的(像郭小川這樣的“動搖分子”，自然會有些例外或越軌)；第二代詩人顯然也不是“常人”，他們是先鋒隊，採取某種“民間叛逆者”姿態的主流意識形態的擁護者和質疑者，這種看上去有點“二律背反”意味的矛盾現象，對他們而言，並不構成思想與行為上的“兩難”，而恰恰是以自然而和諧的情態，奇妙地統一於一體的，這是他們的詩歌創作實踐的時代特徵，也許正是其藝術活動之處在“過渡期”中絕好的標誌性體現，其詩歌文本的幾乎所有特點——思想感情的特點和藝術傳達的特點，同樣也都是由此而來並被之所決定的(這在像公劉這樣的“骨幹分子”那裡，表現得最為顯著)。這兩層內涵，在胡丘陵下述接踵而來的表白中，都可以得到有力印證：
很多寫詩的人改寫小說了，而我是在寫小說的同時也寫幾句詩。我不知道那些寫出長篇詩論的人寫出的詩會是什麼樣子；我也不知道那些為詩而臥軌的人倘若活著，寫出的詩又會是什麼樣子。但不管是我要寫詩還是要我寫詩，我都會說一句：別急，等吃過晚餐再說【3】。
作為“寫過詩今後還要寫詩的人”，對待寫詩哪怕是政治抒情詩，他所持的就是這樣的立場與態度。難道我們不是可以從中獲得一些絕非第一代與第二代政治抒情詩所有的新鮮的訊息嗎?
（四）
這種立場與態度的第一個最為突出的特徵，就是從容，或如謝冕先生所說是“從容的審美”。
第一代與第二代政治抒情詩人，如前所言，儘管彼此之間，也存在明顯的差異；但同時也存在很多醒目的共同之處，比如幾乎超乎於其他任何詩體的詩歌寫作的激情。這若以通常的理路與事實看，不止很自然，很理所當然，而且很固然，很勢所必然。因為政治情感，實際上正是一切人，尤其是詩人之最重要最尖銳最熱烈最執著的情感；它是個人化的，私人性的，但又有著最大程度上的社會化和群體性的特徵。因此，從主體的創作衝動而言，它從一開始就具有最大的強度和力度；從其對審美傳達對象的心理期待而言，其渴望得到回應與共鳴的願望也尤為深刻和迫切。何況迄今為止我們所說和所看到的政治抒情詩，(一)它總是“把自己的歌唱緊緊地維繫於社會的重大主題”，而且是現實的、熱點的、尖銳的主題；(二)它總是藉此凸顯出創作主體異乎尋常的思想高度，並且其情緒的傳達中有著強烈的時代精神；(三)它總是追求並且確能實現最廣大的社會效應，同時成為當時的社會生活與藝術中的時代強音。
但我們看到，這些特徵，連同這兩代詩人所共同遵循的美學原則，如賀敬之在《郭小川詩選·序》中所強調的“三個統一”，即：詩人與戰士的統一；詩學與政治學的統一；“小我”與“大我”的統一，或曰反映時代精神、時代情緒和人民民眾共同的思想感情——第二代政治抒情詩人雖然可能已在詩歌宣言與主觀願望上，在很大程度上“放棄”甚至“反對”這些美學原則，但由於那是明顯出於特定的政治文化動機，而不是自覺而徹底的詩歌藝術實踐追求的價值實現，加之其文化教養與薰陶的難以超越的歷史限定，實際上仍然於此取與第一代政治抒情詩人同樣的步調，故其所謂“叛逆”只是體現在他們的“民間”立場與身份上，倒是像《拂拭歲月》這樣的第三代政治抒情詩，已經在實際上真正地把它放棄了。而這首先是依據於、取決於其創作主體所處的文化環境。要而言之，即：第一，當下的時代生活，雖然也講政治，但至少在一般民眾的“集體有意識”中，已非一個人人懷有強烈的政治情結的年月；第二，過去的時代生活，其所給予政治抒情詩的強大影響，作為一種歷史的記憶，是被作為藝術實踐中的迷誤來加以體認的；第三，當下的時代生活本身，也已不再肯定和青睞那種事實上有熱狂色彩的政治激情，尤其不接受它成為顯赫的藝術現實；第四，過去的時代生活中的政治內容，一則已大多數被當代中國人所否定，一則也因或潛藏於心或存在隔膜而深感迷茫。而胡丘陵的政治情思，正是在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心境中，才醞釀和孕育出其迥異於前兩代政治抒情詩人的詩歌文本之全新的特色與質地。
他既“深深懂得，詩人必須是人類命運峰值的獨行者，但又必須與芸芸眾生共享空氣、雨露和陽光。詩，永遠不能游離於社會之外歌唱”【4】。顯然，在這裡，他是極力要避免詩人作為文化精英和作為普通平民這兩者之間因其記憶體的精神張力——對立與統一關係——把握的失準而導致的振盪及其所引發的詩人主體定位的不當的。他們在告誡自己“永遠不能游離於社會之外歌唱”，而且所關注的，仍然是既往歷史生活——就此而言，他也已與前兩代政治抒情詩人有明顯的不同，其重要性一樣地是不言而喻的——中的政治性的內容，但非常明確的是，作為“寫過詩今後還要寫詩的人”，此時他已經“自動地”獲得了如魯迅在《讀書雜談》中所說的“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這一部活書”的歷史“觀察者”的文化——藝術身份。唯其如此，他能夠做到很從容。雖然他也很清楚：
然而，理解這個時代是多么的艱難，拂拭塵封的歲月，無異於一次精神歷險。
想那位“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的先人，果真是那么輕鬆?
明知不“輕鬆”，又要去“歷險”，還不能匆促和莽撞，必須沉著而鎮定，這就是他的“從容”姿態背後的基本內容。火山爆發式、狂飆突進式、暴風驟雨式、雷鳴電閃式的政治抒情詩過去所慣用的激昂慷慨、豪邁奔放、大膽熱烈、高亢雄壯的情感表達方式，理所當然地不可能被採用。取而代之是的：(一)從當下文化立場出發，對歷史生活進行凝神透視的主體姿態；(二)把持住科學理性，向歷史生活進程尋求感悟的抒情主旨；(三)摒棄浮躁的情緒，使歷史生活的觀照本身儘可能客觀化的既定追求。但是，話語傳達的方式，絕對只止於吟喔，而決不讓它跌出詩藝的軌道外而衍化為評判；也就是說，可以隱含著“理趣”，但堅決避免使之形成“理障”。俗白地說，即其精神態度是理性化的，而其審美形態則保持感性特質；其為詩，“情”的傾吐努力節制，而“理”的取向潛含其中，藝術傳達的基礎是深厚的“積澱”，審美活動的歸宿是心靈的“感悟”；藉此實現與讀者的交流、溝通以及無形的共鳴，以“心會”達到“會心”，因而無須按傳統的直抒胸臆的方式來完成“言傳”。但客觀地看，這種新的詩歌的抒情形態，並非剛剛才萌生，其實最早的實踐，是艾青新時期的詩歌創作【5】。但年輕的詩人胡丘陵把它作為政治抒情詩的基本藝術方式來加以運用，卻依然有其開拓之功。
這樣說來，“從容”雖然只是一個看似平常的詞語，卻在一定程度上標誌著第三代政治抒情詩的可貴的跨越。
(五)
相應地，第三代政治抒情詩相對於前兩代政治抒情詩的“熱”，其突出的藝術特徵恰恰是“冷”。但它是“冷靜”而非“冷峻”，與公劉作為第二代政治抒情詩突出代表的既定風格，從外部形態到其情感底質，都絕不相同。而且它已經基本褪除了“代言”的色彩，詩人的既定身份，既非“權威發布人”，也非“民間叛逆者”，而是完全個人化的歷史“觀察者”與“審視者”。
但又不是一個一般的“觀察者”與“審視者”。這首先從其詩集的題名上就可以看出來；《一種過程》、《歲月之紋》、《拂拭歲月》之類的命名本身，就至少能說明他不是一個“蹲著看生活”的視野狹窄者。入其心目的歷史生活，首先，它是一個渾然的整體；其次，它有極為廣大的容含；再次，它是有機的動態序列；複次，它有深重的滄桑印痕。胡丘陵用巨觀的眼光對之加以觀照，但又用細膩的心靈探查文化底蘊；他用編年體的寫作方式，把生活的歷史過程按年代作順序的排列，又從每一個年代選取一個重要的政治事件，對之進行聚焦，以期把捉相應的時代特徵亦即“歲月之紋”，當這些作為歷史皺褶的“點”因其集合自然成“線”之後，“一個過程”就極為鮮活地呈現出來了。這其實不只是一個形式(寫作體例)上的創造，其內裡面恰恰藏寓著一個宏大的、隱性的文化構架，作為內容(情感認識)，它當然也反映出創作主體精神世界的活躍與開闊。這種既嚴謹又靈動的藝術結構，對於詩人既概括又翔實地洞見歷史生活的規律與本質，當然是既有成效又很經濟的。何況其話語傳達又有豐盈的藝術趣味和雋永的文化意味。試隨手拈出幾例看看：
《1949，28響禮炮》：“天安門是歷代王朝舉行典禮/也是舉行喪禮的地方/毛澤東和他的戰友知道/每一個開國大典都很熱鬧/只是熱鬧的時間/有短有長”；
《1953，郝建秀工作法》：“這是一個/只有國家沒有自己的命名/共和國太多的先天不足/創造了太多的人間奇蹟/包括後來/無法解釋的自己”；
《1959，霧中的廬山》：“橫看/側看/還是廬山……毛澤東的香菸抽得厲害/熏得整個廬山/煙霧朦朦/以致各路神仙/分不清/哪是枝葉/哪是樹桿……於是，一場大霧/從九江到長江/迷漫了好多年/還是教人看不清/廬山的/真正面目”；
《1965，大寨》：“然而大寨/畢竟是一個寨子/可以生產一些特殊的/思想/卻不能/生產很多/開花結果的高粱”；
《1969，珍寶島》：“1969年的烏蘇里江/冰層很厚/一個0.74平方公里的小島/金元寶似的/擺在中蘇邊境/成了世界注目的焦點”。
筆者在上面連續性地加以引錄，一是因為如果“點”不成“線”的話，其中的思想韻味和審美餘味，都較難一眼看破；二是因為這些由現代大白話結構而成的詩歌文本，雖非明說，卻又可以意會而無須進行解說。並且，除了確在一定的層次上，胡丘陵的這部詩集，以其相對獨立、完整的藝術構架，基本上較好地完成了他自己“拂拭歲月”的既定創作意圖外，其審美追求的本身，也以其大體算得成功的話語操練，為我們提供了有益的啟迪。目下我們可以比較明白地肯定的是，與其既定的創作追求相適應，其白而曲的語言形態；巧妙地運用言語的反諷功能；以留白與藏鋒來產生餘味；尋求綿里藏針和皮裡陽秋的效果，等等，都是獨到的，新鮮的，同時也是有益的，可取的。
應當指出，儘管我們還不能說這部詩集，已經在思想與藝術上，達到怎樣圓滿和完善的程度，但如謝冕先生所說，肯定其已經基本上創製出了“一種由簡潔清新的風格構成的、建立在平常姿態和個人立場上的新型的政治抒情詩”體式，卻並非過譽。它的確提供了某種“有異於以往的政治抒情詩的新質”，並且“在處理政治與抒情、歷史與現實、社會與個人……等方面，較之過去，均顯得成熟而機智”。而其尤為可貴之處，我以為，還在於詩人的創新追求，是積極而自覺的。在《拂拭歲月·跋》中，他說：多年的追求，我渴望形成這樣一種詩歌樣式：既直面現實，緊貼時代，具有思想和道德深度，又解構意識形態的寫作方式；既有大生命大靈魂的歷史載力，又有個人人格的獨立與堅韌；既有傳統文化優秀成份的衍生，又有現代意識的觀照；既運用“先鋒”寫作語言，又能為大眾所解讀。
儘管很難說在這裡所設立的目標，作者現在都已經達到了，但第一，這些想法本身，都是非常好的，有質量的；第二，這本詩集明顯是在朝著這樣的方向走。哪怕它仍還就是一個尚有稚嫩之跡的文本吧，以之作為第三代政治抒情詩的標誌之作，我以為還是當之無愧的。
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發展的道路，有其值得加以深刻總結的經驗與教訓，尤其是在政治生活方面，其中的慘痛，留給我們的記憶，真是太深刻了。包括詩歌藝術在其前進過程中所遭受過的強橫的扭曲，都是人們不可能也不應該忘記的。但是，錯失和迷誤本身，不應當構成我們對於詩歌藝術自設禁區、作繭自縛的理由；而對於政治抒情詩這一詩體的盲目“痛恨”與“恐懼”，更是一種非常具體的可笑的行為。正如《歲月之紋·行進中的歌唱(序)》所指出的：“獨立地把握世界，正是一位真正意義的詩人所必須具備的能力”，而它又 以詩人自身的品格、智慧、學識和才華為前提。在迎來第三代政治抒情詩的時候，我們同樣欣喜於胡丘陵及其《拂拭歲月》在當今詩壇上的站立。
Whishing years:The Third Generation of Political Lyric Poetry
——and the"Rational Interests"in Chinese Contemporary Poetry Writing
Zhong Youxun
(Literature Institute,Univeersity of Centre－South China,Hunan Changsha 410000,China)
Abatract:《Whisking Years》,Written by HuQiuLing ,i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political lyric poetry.It abandoned the art identities of"the authorized spokesman"and"the folk rdbellions" made by the first two generations which is represnted by Guo Xianchuan,He Jingzhi and Shao Yanxiang,GongLiu,appreciatde the beauty of historical lives cool－headedly and made a thorough cultural inquiry on the combing juncture of macrocosmic and micricosmic.Having the traits of straight for wardness and deliberate digression,irony,hiding a ruthless character in a gentle appearance and making implicit remarks,it is a valuable piece of contemporary poetry.
Key words:Whisking Years;the third generation of political lyric poetry;cultural inquiry;calm;cool－headed;ir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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