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雅堂論金石札
作者：張之洞
張之洞以“儒臣”名世，以“有學”自負，終其一生，不僅勵精圖治，政績斐然，而且親治文書，勤於筆耕。他生前己有多種論著刊行，辭世後，其家人、門生及學者一再編輯遺作，出版文集。著述勤奮，兼之刊印及時，使張之洞以近五百萬言垂世，成為晚清名臣中留下文字較多的一位。
張之洞生前出版的著作，影響較大者是《書目答問》、《輶軒語》、《勸學篇），此外還有《張香濤學使學究語》、《廣雅碎金》、《廣雅堂詩集》等。
《書目答問》（不分卷），完成於光緒元年（1875）四川學政任上，光緒二年（1876）初刻本即廣為流行。光緒三年（1877）重加勘定，在京師為諸生授讀。光緒五年（1879）貴陽王秉恩刊刻本增補二百多處，為較善之本。《書目答問》究竟是張之洞自撰還是由目錄學家繆荃孫（1844—1919）執筆，素有爭議。民初學者范希曾編《書目答問補正》，范在跋中稱：“張氏《書目答問》，出繆筱珊先生手，見《藝風堂自訂年譜》”①柳詒徵為《書目答問補正》作序，亦稱：“文襄之書，故繆藝風帥代撰”②。這類說法的根據是繆荃孫本人，他在《藝風老人年譜》中說：“光緒元年，年三十二，八月，執贄張孝達先生門下，命撰《書目答問》四卷。”但繆氏《豐岩廠所見書目序》卻別有講論：“同治甲戊，南皮師相督四川學，有《書目答問》之編。荃孫時館吳勤惠公（棠）督署，隨同助理。”若依此說.則張為《書目答問）著者，繆為協助者。
《輶軒語》（一卷），光緒元年（1875）著於四川學政任上，翌年刊行，光緒十四年（1888）山西解州書院刻《存諸已齋格言叢書）本。民國十二年（1923）匯印光緒中沔陽廬氏刻《慎始基齋叢書》本。
《張香濤學使學究語》（一卷），蔣德鈞輯，光緒中湘鄉蔣氏龍安群署刻《求實齋叢書》本。
《廣雅碎全》（四卷），光緒二十三年（1897）桐廬袁昶刻《漸西村舍彙刊》本。
《勸學篇》（二卷），光緒二十四年（1898）春書成，三月有兩湖書院刊本，五月有桐廬袁昶於蕪湖刻《漸西村舍彙刊》本。又有同年兩湖書院石印本、桂垣書局刊本、中江書院重刊本、黃州河東書院刊本、漢川詒谷堂重刊本及各省重刊本，估計總印數不下二百萬冊，一時風行海內。美國人渥特勃內基（Samuel Woodbridge）將其譯為英文，以《中國的唯一希望》China’s onlv Hope ； An Appeal by the GreatestVictory ChangChintung）作題，於 1900 年在紐約出版。法國傳教士熱羅姆·托巴爾將《勸學篇》譯為法文，在《漢字雜誌》第二十六期發表。《勸學篇》為張之洞手撰無疑，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卷七稱，張於戊戌（1898）初，夜以繼日著作《勸學篇》，“日撰一首，率以燈下為之，黎明而就，次日復改，易稿至於六、七。”但時人又有黃紹箕、楊銳曾襄助張之洞寫作《勸學篇》之說。黃紹箕（1854—1908）是張之洞摯友黃體芳之子、三兄張之淵的女婿，又是張之洞的門生， 1898 年授翰林院侍讀學士，戊戌變法前後與張之洞接觸頻繁，《勸學篇》即由其進呈皇上。楊銳（1857—1898）是張之洞任四川學政時的得意門生，以後長期追隨張之洞，張設兩湖書院，“以銳為史學分校，之洞關於學術文章，皆資取焉。”①1898 年張之洞薦楊應經濟特科，又以陳寶箴薦，楊充軍機章京，參與新政，繼續與張之洞保持密切聯繫，“張愛其謹密，甚相親信”②，“張於京師訊息，一切借君（指楊銳——引者），有所考查，皆托於君。”③楊銳在京期間（也即張在武昌著《勸學篇》前後），每日必以一二密札馳遞張之洞，宮闈密事、朝政動態，官吏黜吵，無不一一詳告。故稱黃紹箕、楊銳曾參與《勸學篇》寫作過程，誠有可能，然未獲直接證據。
《廣雅堂詩集》（四卷），紀鉅維編校，光緒間順德龍鳳鑣刊刻。卷一收《連珠詩》等三十題，卷二收《海水》等三十四題，卷三收《過華山》等五十二題，卷四收《詠史》等四十題。
張之洞作古以後，編輯其遺作出文集者頗多。最先問世的是宣統二年（1910）刊印的《張文襄公詩集》，端方作序，卷一收古今體詩一百三十首，卷二收古今體詩一百零四首，卷三收古今體詩八十九首，卷四收古今體詩一百六十九首，詞一闋。
張之洞親屬南皮張氏刻印《廣雅堂四種》（十五卷）。
其中《廣雅堂散體文》（二卷）《附錄》（一卷），民國七年（1918）刊本；《廣雅堂駢體文》（二卷）《補遺》（一卷），民國十年（1921）刊本；《廣雅雜著》（四卷），為早年潛研經學時所綴輯，民國十一年（1922）刊本；《廣雅堂論金石札》（五卷），為晚年治金石學之作，民國十一年刊本。
張之洞的十三子張仁蠡輯印《先文襄公傳家遺墨》，收張之洞與家人偶書小幅十九紙。後北平琉璃廠榮寶齋、北平琉璃廠清秘閣、通縣鼓樓新生工藝社以“專己守殘齋”名義將此印行，名曰《張文襄公傳家遺墨》，湖北省圖書館有藏。
由張之洞門人或學者所編各類集子，有民國七年（1918）刊印的許同莘編《張文襄公電稿》（三十二冊，六十六卷），陳寶琛題簽，輯錄張之洞自光緒十年（1884）閏五月至光緒三十三年（1906）八月的電稿及對方電稿約五千餘件。僅此一端，足見張氏政事之勤。
民國九年（1920）許同莘編《張文襄公函稿》（二冊），卷一，十九首；卷二，二十九首；卷三，三十九首；卷四，二十六首；卷五，三十八首；卷六，十八首；續編，三十一首。共二百封信函。同年，許同莘編《張文襄公公牘稿》（十五冊），陳寶琛題簽，匯集張之洞光緒八年（1882）二月迄光緒三十三年（1906）八月的咨札、批讀、諭示。同年，許同莘編（張文襄公奏稿）（二十六冊，五十卷），陳寶琛題簽。收錄張之洞自光緒五年（1879）四月至宣統元年（1909）八月的奏摺共六百十九篇，《附錄》（四卷）七十八篇。
（張文襄公論書語），趙尊獄輯，全書僅八頁，收張之洞答張佩綸書若干則，均論書法及時文。
旁搜遠紹張之洞各類著作的集成性文本，有許同莘編《張文襄公全書》，民國八年至十年（1919—1921）出版；王樹楠編《張文襄公全集》，北平文華齋 1920 年出版，1928 年再版，台北 1963 年重印。中國書店 1990 年 10 日海王邨古籍叢刊以文華齋本為底本縮印《張文襄公全集》。
許同莘編《張文襄公全書》，奏議五十卷，公牘二十八卷，電牘六十六卷，書札六卷，駢體文二卷，散體文二卷，雜著四卷，金石文四卷，共一百六十二卷，為張氏全集奠定了基礎。
王樹楠編《張文襄公全集》是目前行世的較完備的張之洞文集，奏議七十二卷，自光緒五年四月初十日《遵旨妥議折》至光緒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謝賞加太子保銜並用此韁折》，共七百三十三件；電奏十三卷，自光緒十年閏五月三十日《致總署》至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四日《致軍機處》，共四百二十九件；公牘三十六卷，自光緒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札藩司通飭永遠裁禁陋規》至光緒三十三年八月初一日《手諭停止興修示》，共八百八十一件；電牘八十卷，自光緒十年六月初七日《致總署》至宣統元年六月二十日《致武昌高等學台存古學堂紀監督》，共六千件（含對方電牘）；勸學篇二卷；輶軒語二卷；書目答問四卷；讀經札記二卷；古文二卷，收古文十八篇，附錄二篇，存目闕文三篇；駢文二卷，收駢文二十一篇，存目闕文四篇；詩集四卷，收詩四百六十一首；弟子記①一卷，一百二十條；書札八卷，三百二十七件；家書一卷，十三件。全集二百二十九卷，另有卷首上、下，輯關於張之洞喪事的上諭、諭祭文、諭葬碑文、奏摺、墓志銘，以及《清史稿·張之洞列傳》、《大清畿輔先哲傳·張文襄公傳》等。
湖北人民出版社目前正以 1928 年北平文華齋《張文襄公全集》為底本，廣為輯佚張之洞未刊奏摺、試卷、書札、詩文、聯語、著作、手跡、圖片等，並收錄“抄本張之洞督楚公牘”等件，編輯整理《張之洞全集》，分奏議（含文華齋本奏議七十二卷、電奏十三卷及未刊奏議），公牘（含文華齋本公牘三十六卷、電牘八十卷及張之洞督楚公牘、輯佚公牘），書信（含文華齋本書札八卷、家書一卷及輯佚），論著（勸學篇、輶軒語、書目答問、讀經札記、古文二卷及輯佚，駢文二卷及輯佚、詩集四卷及輯佚、弟子記），手跡（含書法、題字，多為輯佚）。該全集預計 1995 年出齊。
張之洞在四川學政任上曾倡“勸刻書說”，以為“刻書者，傳先哲之精蘊，啟後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也。”近人刊刻、輯佚張氏文集，正是此類傳先啟後、利濟積善之盛事，也足見張氏遺文映現著一個時代的影象而為後人所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