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從武林門而西1，望保叔塔突兀層崖中2，則已心飛湖上也。午刻入昭慶3，茶畢，即棹小舟入湖。山色如娥，花光如頰，溫風如酒，波紋如綾；才一舉頭，已不覺目酣神醉，此時欲下一語描寫不得，大約如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也4。余游西湖始此，時萬曆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晚同子公渡淨寺5，覓小修舊住僧房。取道由六橋、岳墳、石徑塘而歸。草草領略，未及偏賞。次早得陶石簣帖子，至十九日，石簣兄弟同學佛人王靜虛至，湖山好友，一時湊集矣。注釋
1武林門：古杭州的城門。
2保叔塔：應作“保俶塔”，在西湖邊的山上。
3昭慶：和下文的淨寺都是西湖的寺廟名。
4東阿王：即三國魏國的曹植，曾封東阿王。民間傳說曹植年幼時，曾受到哥哥曹丕的妃子甄氏的照料，因此彼此很有感情，後來甄氏早逝，曹植得到了甄氏的一個枕頭作為紀念，當天晚上，曹植在洛水的船上在夢中與甄氏重逢，醒後寫了一篇文章作為紀念，這就是著名的《思甄賦》，後改名為《洛神賦》。而甄氏也因此被尊為洛神。
5子公：方文僎，字子公，徽州人，袁宏道的朋友，與其共同游杭州。
6小修：袁中道，字小修，前一年曾游西湖。
7石簣兄弟，即陶周望兄弟：陶望齡，字周望，號石簣，官至國子監祭酒。其弟陶奭齡，字公望，萬曆三十一年舉人，官至濟寧知州。
譯文
從杭州的武林門向西前行，遠遠地看見保俶塔高高聳立在層層山崖上，心緒早已飛到西湖上了。正午時分進入到了昭慶寺，喝完茶，就劃著名小船進入了西湖。山巒的景色就像美女一樣，鮮花的光華好像少女的臉頰，春風好像醉人的美酒，（湖水的）波紋好似光滑的綾子，才一抬頭，已經不由得眼花繚亂，神情迷醉。此時想用一句話語來描繪（此時景色），卻始終沒想出來。大約好像東阿王夢中初遇洛神時（的狀態）吧。我游西湖的經歷從這一次開始，此時是萬曆二十五年二月十四日。
晚上同子公一起坐船來到淨慈寺，找到弟弟小修過去住的僧房。遊覽了六橋、岳墳、石徑塘等景點後走回來。很匆忙地領略了這些景致，沒有仔細觀賞。到了十九日，收到了陶石簣的請帖，到十九日石簣兄弟偕同佛學居士王靜虛來到了這裡，一同遊山玩水的好友一時間都聚集到一起了。
作者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學家。字中郎，號石公，公安（今湖北公安縣）人，萬曆二十年進士。
袁宏道始終無意於仕途，萬曆二十年（1592）就中了進士，但他不願做官，而去訪師求學，遊歷山川。他曾辭去吳縣縣令，在蘇杭一帶遊玩，寫下了很多著名的遊記，如《虎丘記》《初至西湖記》等。他生性酷愛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險登臨。他曾說“戀軀惜命，何用游山？”“與其死於床，何若死於一片冷石也。”（《開先寺至黃岩寺觀瀑記》）在登山臨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個性得到了張揚，文學創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漲。
明神宗萬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職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讓他進京。他只好收斂起遊山玩水的興致，來到北京，被授予順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第二年，升為國子監助教。本文就寫於這一年的春天。
明代文學流派。代表人物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貫為湖廣公安（今屬湖北），故世稱“公安派”。其重要成員還有江盈科、陶望齡、黃輝、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員主要生活在萬曆時期。明代自弘治以來，文壇即為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貞、李攀龍為首的“後七子”所把持。他們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大曆以後書勿讀”的復古論調，影響極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為四大家，無不爭效其體”（《明史·李夢陽傳》）。其間雖有歸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爭，但不足以矯正其流弊。萬曆間李贄針鋒相對提出“詩何必古選？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時勢先後論也”的觀點，振聾發聵，他和焦、徐渭等實際上成為公安派的先導。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發端於袁宗道，袁宏道實為中堅，是實際上的領導人物，袁中道則進一步擴大了它的影響。公安派的文學主張主要是：
反對承襲，主張通變。公安派諸人猛烈抨擊前後七子的句擬字摹、食古不化傾向，他們對文壇“剽竊成風，眾口一響”的現象提出尖銳的批評，袁宗道還一針見血地指出復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擬，而在無識”（《論文》）。他們主張文學應隨時代而發展變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袁宏道《敘小修詩》），“世道改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之》）。不但文學內容，而且形式語言亦會有所變化而趨於通俗，這是因為“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於俚又變矣”（袁中道《花雪賦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們進而主張：“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顧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濤閣集序》）衝破一切束縛創作的藩籬。
推重民歌小說，提倡通俗文學。公安派重視從民間文學中汲取營養，袁宏道曾自敘以《打棗竿》等民歌時調為詩，使他“詩眼大開，詩腸大闊，詩集大饒”，認為當時閭里婦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棗竿》之類，是“無聞無識真人所作，故多真聲”，又讚揚《水滸傳》比《史記》更為奇變，相形之下便覺得“六經非至文，馬遷失組練”（《聽朱生說水滸傳》）。這是和他們的文學發展觀與創新論相聯繫的，對提高那一時期民間文學和通俗文學的社會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體上頗有功績，“一掃王、李雲霧”（《公安縣誌·袁中郎傳》），遊記、尺牘、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潑詼諧，自成一家。但他們在現實生活中消極避世，多描寫身邊瑣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會內容，因而創作題材愈來愈狹窄。其仿效者則“衝口而出，不復檢點”，“為俚語，為纖巧，為莽蕩”，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後人評論公安派文學主張的理論意義超過他們的創作實踐，是為公允之論。
賞析
你在元宵夜的人叢里千百度地尋覓意中佳人時，可還能留意遠近的鳳簫聲動、笑語盈盈？你終於在萬頭簇動中望見她的依稀俏影時，可還能斜視道旁的寶馬雕車、鵝兒雪柳？袁中郎為了辭官上西湖，一年裡兩回杜門不視事，辭呈上了七回，稱病足有六月，直到最後掛印封庫，不辭而別，才好容易得到罷官的允準。如今他終於望見了天堂杭州的大門，那高聳的保俶塔，便是意中佳人頭上的玉簪螺髻，一望見它，眼裡能不只剩塔尖的步步移近？有情之痴，終屬中郎，你看這初入杭州的一筆，才點到武林門，即飛掠往昭慶寺，道中雜碎，纖毫不及，便可知他那時實實在在是魂魄喪失、心無旁念，直待到了下榻地——親近在佳人身邊，才算回過魂來。世間文人若無這段痴情，倒全似桐城姚老先兒《登泰山記》悠悠然地左顧右盼、細大不捐，則後世人到何處去感受那文筆的飛動之妙？
“精移神駭，忽焉思散”（曹植《洛神賦》），這是曹子建乍睹洛神時的情景。西湖之美，何難擬之宓妃？袁中郎初棹湖上，見湖外美女般娟秀的山嶺、湖岸粉頰般鮮嫩的桃花、湖上醇酒般香濃的暖風、湖面綾緞般起伏的波紋，其神魂之顛倒，亦何減子建？娥也，頰也，酒也，綾也，都是極常見的喻物，看似至淺，遠不及子建的“翩若驚鴻、婉若游龍”奇妙，其實不暇擇詞，脫口而出，正是中郎愛慕西湖的至深。此時若也學《洛神賦》鏤金錯銀地刻寫，則讀者擊節於中郎的才情之富，西湖美人豈不反受冷落？且若一見美人便想借她容顏來賣弄自家才情，豈不是不識風情的俗士所為？惟有如中郎這般語若至淺，令人讀來渾不感人力雕鑿，不知不覺已迷醉於美人的天生麗質，始是真能為美人傳神生色的多情種子。“才一舉頭”以下，尤見中郎的深致：西湖美人之儀態萬方，一見之下便不由你不倒身伏拜，哪還容你抬頭平視？西湖美人之容光明麗，一見之下便不由你不心醉如死，哪還容你萌生他念？世之俗士，每逢佳景，便打熬不住要即刻誦一通爛熟套語、謅幾句打油歪詩，似不如此就不算山水知己，其實這正是殺風景的惡道，該拖去掌嘴一百的。惟有似中郎這般默然酣醉於西湖美人的芳馨氣息之中，不妄置一喙以唐突美人，才是真正敬重美人、真正愛惜美人。《詩品》有“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語，袁中郎不下一語，豈可不謂之風流佳士？
初至西湖佳麗地，是極叫人欣躍、極引人感嘆萬千的事。而此篇字句極平易、感想極簡單，似無多少奇思巧構、不足以副西湖之美。但若要將此景不放在西湖，而移於別處；將此感不放在初至，而移於他時：則又斷斷不能夠。文章最難是本色，而唯大英雄能真本色，豈不信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