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生活與晚期資本主義 內容簡介
一般的觀念認為，社會民主主義可以通過行政手段達到一個民主的“人際關係”的時代目標，作者則明確表示，在一種關於民主與社會主義之間存在必然關係的假設中，存在著民主本身的概念被斷章取義的情況。通過某種含糊不清的解釋，民主變成了統治者向被統治者傳達決定的同義詞。民主的社會主義變成了在國家和社會範圍內現存的官僚主義化的同義詞。晚期資本主義的徹底改革，關鍵在於通過建立和鞏固獨立自主的公共生活領域來削弱公司和國家官僚機構的權利。本書著重談了三個論點。第一，作者認為，晚期的資本主義社會都生活在全是專業人員的官僚主義機構不斷延伸的陰影下。官僚主義化的過程正在國家和社會的各個領域裡，在晚期資本主義生活的公私領域裡進行。在這些領域裡，傳統的威脅和控制手段正在被逐步取消或淘汰；權力的行使越來越依靠各種管理方法、專業化和科學技術。而與此相對照的，官僚主義的社會主義政權通知整個社會，前提是使公共行動領域消失和受到限制。也因此在官僚主義的社會主義政權下建立獨立自主的公共領域比起在晚期資本主義條件下建立獨立自主的公共領域是一個更加危險的計畫。
第二，官僚主義希望管理晚期資本主義國家的全體居民。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官僚主義機構逐步變成日常工作機構。日常生活受到等級制機構網路的普遍影響，這些機構都由領導人、專業人員和專家顧問來管理，每一個機構都雇用法律顧問、保全人員和宣傳人員，每一個機構都力圖把沒有組織起來的居民變成爭取達到這個機構的目標的可靠工具。
第三，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官僚主義行政機關不斷的引起對獨立自主的公共行動的要求。
基於以上三個論點，作者認為由國家調節的資本主義制度容易受到瓦解和政治化危機的影響。根本的出路在於，政治制度能保護獨立自主的公共領域、實現它們的要求、調節它們的衝突和對抗。只有這樣，才可能實現民主的社會主義。
本書著重談了三個論點。第一，作者認為，晚期的資本主義社會都生活在全是專業人員的官僚主義機構不斷延伸的陰影下。官僚主義化的過程正在國家和社會的各個領域裡，在晚期資本主義生活的公私領域裡進行。在這些領域裡，傳統的威脅和控制手段正在被逐步取消或淘汰；權力的行使越來越依靠各種管理方法、專業化和科學技術。而與此相對照的，官僚主義的社會主義政權通知整個社會，前提是使公共行動領域消失和受到限制。也因此在官僚主義的社會主義政權下建立獨立自主的公共領域比起在晚期資本主義條件下建立獨立自主的公共領域是一個更加危險的計畫。
第二，官僚主義希望管理晚期資本主義國家的全體居民。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官僚主義機構逐步變成日常工作機構。日常生活受到等級制機構網路的普遍影響，這些機構都由領導人、專業人員和專家顧問來管理，每一個機構都雇用法律顧問、保全人員和宣傳人員，每一個機構都力圖把沒有組織起來的居民變成爭取達到這個機構的目標的可靠工具。
第三，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條件下，官僚主義行政機關不斷的引起對獨立自主的公共行動的要求。
基於以上三個論點，作者認為由國家調節的資本主義制度容易受到瓦解和政治化危機的影響。根本的出路在於，政治制度能保護獨立自主的公共領域、實現它們的要求、調節它們的衝突和對抗。只有這樣，才可能實現民主的社會主義。
公共生活與晚期資本主義 本書目錄
緒論論文一 官僚主義及其不滿：福利國家的危機傾向
論文二 馬克斯・韋伯的遺產
論文三 一個得到全面管理的社會？晚期資本主義理論的發展
論文四 技術和實踐：哈貝馬斯早期重新提出的政治概念
論文五 社會主義公共生活理論的組成部分
論文六 資本主義和創造性的破壞
論文七 受到圍攻的自由主義：權力、合法性和現代契約論的命運
公共生活與晚期資本主義 文章節選
自由資本主義的興衰
哈貝馬斯的自由資本主義理論與弗朗茲・諾伊曼、卡爾・波拉尼和謝爾登・沃林這樣一些思想家所提出的關於早期現代文明化過程的經典解釋非常相似。他也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馬克思關於19世紀資本主義的描述。按照哈貝馬斯的看法，自由資本主義的獨特之處在於工資勞動和資本之間的“自由”市場交換關係占優勢的程度。他把自由資本主義看成是一個社會進化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經濟生產和交換領域擺脫了正式的親屬關係和國家權力關係的約束。這種發展與古代的（vorhochkulturelle）和傳統的社會形態所特有的生活模式形成強烈的對照。在中石器時代結束以前一直居支配地位的非常有秩序和穩定的古代社會裡，年齡與性別角色以及親屬體系的禮儀和禁忌緊緊地控制著生產力的擴大。生產多半是為了部落成員的直接消費。隨著國家統治的傳統社會的出現，親屬體系開始交出它的生產權和社會化權力。生產成果的分配不再是親屬關係的職能，而是更加取決於能否接近國家機關，國家機關本身則由於家長制和宗教世界觀這頂神聖的保護傘而合法化了。在這種按照以政治形式進行階級統治的原則組織起來的傳統體制中，城市與鄉村之間和本地城市市場內部的非政治化交換關係在極大程度上受到限制。而且，因為技術革新是相當偶然的，所以對勞動力的剝削要么間接地通過政治手段強迫交付地租，要么更直接地通過強迫勞動。
現代化過程，或者哈貝馬斯所說的現代化過程，徹底地改變了這一切。各地的現代化都成了合理化的勞動、貿易、運輸和通訊入侵傳統日常生活的同義語。無論是在鄉村還是在城市，在階級和國家指導下的日常生活城市化已經開始盛行。資產階級力求使獨立自主的私人商品所有者之間分散的交換關係制度化和合法化。以家長制的資產階級家庭形式為補充的日常生活已經開始通過市場交換有目的的和作為手段的合理性得到解釋和安排，它的勞資關係被占主導地位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表述為等價或互惠關係。誠然，哈貝馬斯並不否認保持城鄉無產階級成員從屬性的其他機制（家長制的和宗教的傳統，暴力）的重要性。不過，等價交換思想日益盛行就等於傳統的世界觀喪失有效性。從這一點出發，“統治的合法性……不再是自上而下地來自傳統文化，而是自下而上地來自社會勞動”。市場交換關係――有財產的人和沒有財產的人都通過市場交換商品――看來是公正的，因為這種交換關係是等價的。
這種發展的必然結果是，通過市場控制外部自然界冒充擺脫了強制的個人權力的市民社會和社會關係。市民社會的交換關係傾向於變成自由資本主義的指導機制，變成政治權力和家庭生活領域內種種發展的起搏器。應該強調指出，哈貝馬斯堅決不同意把早期現代市民社會說成是徹底非政治化的、自我調節的、互惠的社會關係領域這種傳統的解釋――這是一種與以“自由資本主義觀點”知名的歷史學派相聯繫的解釋。哈貝馬斯在反對這種觀點時強調，家長制的資產階級家庭形式是自由資本主義私生活領域的一個重要方面。這種家長制家庭形式既是資本形成的所在地，又是父權和家庭傳統內在化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