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歷程
成立之初
1971年由瑞士日內瓦大學教授克勞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倡議創建，是一個非營利性基金會。
其前身是現任論壇主席、日內瓦商學院教授克勞斯·施瓦布1971年創建的“歐洲管理論壇”。論壇因每年年會都在達沃斯召開，故也被稱為“達沃斯論壇”。每年在達沃斯召開的論壇年會，一般是在一月下旬，會議持續約一周時間，每年都要確定一個主題，在此基礎上安排200多場分論壇討論。截止2010年共舉辦了39屆年會。
1973年發生的事件（即布雷頓森林體系固定匯率 機制的瓦解和阿以戰爭爆發）使論壇將年會的討論重點從管理領域擴展至經濟和社會問題，政界領導人也首次受邀於1974年1月前往達沃斯。
兩年後，論壇引入了一套會員體系 — “全球1,000家領先公司”。歐洲管理論壇是與中國的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展開合作的第一個非政府組織，推動了中國的經濟政策改革。每年的活動還包括在全球召開區域性會議，而1979年出版的《全球競爭力報告》也讓本組織擴展成為一個知識中心。
歐洲管理論壇於1987年更名為世界經濟論壇，同時擴展了其願景，包括提供一個解決國際衝突的平台。這一時期，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的里程碑事件包括希臘和土耳 其於1988年簽署的達沃斯宣言，將兩個國家從戰爭的邊緣拉了回來；而在1989年，朝鮮和韓國在達沃斯也首次召開了部長級會議。
世界經濟論壇非洲峰會 在同一屆達沃斯年會上， 東德總理漢斯·莫德羅和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討論了德國統一的問題。1992年，南非總統弗雷德里克·威廉·德克勒克在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會見了納爾遜 ·曼德拉和曼戈蘇圖·布特萊齊，這是他們在南非以外的國家首次共同亮相，也是該國政治轉型的一個里程碑事件。
從那時起，世界經濟論壇的活動還包括了一個公私合作中心，讓企業、公民社會和政界領袖參與到各項行動計畫中，包括印度的醫療項目和在非洲應對長期飢餓的聯盟。論壇的知識中心“戰略觀察中心”也擴大了規模，其活動包括編制其他幾種具有競爭力的報告，例如全球性別差距報告、全球風險報告和區域情景報告等。
歷屆年會
2004年1月21日至25日，第34屆年會在達沃斯舉行。本屆會議的主題是“建立繁榮和安全的夥伴關係”。包括30多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和200多名各國政界要人以及世界著名公司和企業代表在內的各界人士在會議期間研討世界經濟的現狀和前景，促進國際經濟技術的合作與交流。
2005年1月26日至30日，第35屆年會在達沃斯舉行。本屆會議的主題是“為艱難抉擇承擔責任”，本屆年會共有來自近百個國家的2000多名代表參加，會議就全球商業、科技、文化等主題進行200多場研討會，並將就中國經濟的前景、歐洲、氣候變化、全球化中的公平性、全球經濟、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世界貿易、巴以問題、伊朗核問題、伊拉克局勢和伊拉克大選等議題進行磋商和討論。中國國務院副總理黃菊應邀出席本屆年會，並在年會全體會議上發表題為《科學發展觀與21世紀的中國經濟》的特别致辭。
2006年1月25日至29日，第36屆年會在達沃斯舉行。本次會議的主題為“開拓創新，把握未來”，討論了世界經濟格局、創造未來就業等問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應邀在年會上發表題為《開拓創新 把握未來》特别致詞，介紹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相關政策舉措。
2007年1月24日至28日，第37屆年會在達沃斯舉行。論壇年會以“變化中的力量格局”為主題，來自約90個國家和地區的2000多名政要和各界人士就2007年世界面臨的挑戰以及對策進行了研討。中國國務委員華建敏出席年會全體會議並發表了題為《科學發展 和諧發展 和平發展》的特别致辭。
2008年1月23日至27日，第38屆年會在達沃斯舉行。有27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110多位政府部長以及眾多知名企業領導人和政界人士共2500多人出席。年會以“合作創新的力量”為主題，分別就全球關注的金融市場動盪、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氣候變化、能源形勢、食品供應安全等問題進行了辯論。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曾培炎與會並發表題為《協同創新 互利共贏》的特别致辭。
2009年1月28日至2月1日，第39屆年會達沃斯拉開舉行。本屆年會以“構建危機後的世界”為主題。2500多名與會者就如何應對國際金融危機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同時也充分關注了氣候變化、能源、糧食和水資源安全等全球性議題以及中東地區局勢等熱點問題。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出席並發表題為《堅定信心 加強合作 推動世界經濟新一輪增長》的特别致辭。
2010年1月27日至30日，第40屆年會在瑞士達沃斯舉行，2500多名與會領導人將討論全球面臨的各種緊迫性問題，包括經濟形勢、氣候談判、如何改進國際合作體制以及海地震後重建等。本次會議的主題是“改善世界狀況——重新思考、重新設計、重新建設”。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出席年會並發表了特别致辭。
2011年1月26日至30日，第41屆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在瑞士達沃斯舉行，全球政商界精英圍繞“新形勢下的共同準則”這一主題熱議全球經濟形勢和政經格局之變，而中國繼續成為焦點。
2012年年會於1月25日至29日，第42屆年會在達沃斯舉行，本屆年會主題為“大轉型：塑造新模式”，強調全球各領域存在著深層結構性問題，進行全面深入的變革已不可迴避。
2013年1月23日至27日，第43屆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在瑞士達沃斯舉行。年會以“彈性和動力”為主題。圍繞全球經濟風險、重建經濟活力、增強社會抵禦風險的韌性等三大議題進行250餘場研討會。來自全球150多個國家的2500多名政商精英齊聚一堂，商討全球經濟面臨的新挑戰及應對之策。
2014年1月22日至25日，第44屆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在瑞士東部小城達沃斯舉行，會議主題是“重塑世界:對社會、政治和商業的影響”。據悉,來自近100個國家和地區的2500餘名政商學界人士參加年會，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拉加德、歐洲央行行長德拉吉等國際組織領導人也將出席論壇年會。
2015年1月21～24日，第45屆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在瑞士小鎮達沃斯舉行，主題為“全球新局勢”（TheNewGlobalContext）。2016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冬季達沃斯)20日在瑞士達沃斯開幕。以“掌控第四次工業革命”為主題的論壇，將聚焦全球增長“新常態”、中國經濟轉型、科技進步和第四次工業革命、全球安全和環境問題等四大熱點問題。2016年6月27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天津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發言。 ”2017年1月17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瑞士達沃斯會見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
2017年6月27日，“世界經濟論壇第11屆新領軍者年會（2017夏季達沃斯論壇）”在大連開幕。
2019年1月22日至25日，2019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將在瑞士達沃斯召開，年會主題為“全球化4.0：打造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的全球結構”。1月7日，外交部發言人表示，王岐山副主席將出席2019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
主要宗旨
世界經濟論壇旨在研究和探討世界經濟領域存在的問題，促進國際經濟合作與交流，致力於通過公私合作改善世界狀況。
主要成員
截止至2013年，世界經濟論壇共有4種形式的成員，分別是基金會員、行業合作夥伴、戰略合作夥伴和全球成長型企業會員。基金會員包括全球約1000家頂尖企業，其中每年有100多家基金會員企業還可以根據其參與論壇活動的程度和對論壇的貢獻，成為論壇的行業合作夥伴或戰略合作夥伴。而全球成長型公司，即“新領軍者”，是世界經濟論壇推出的一種新型會員形式，主要是指那些正在快速成長的新型跨國公司。
世界經濟論壇評選委員會要對會員企業的實力進行評定，這些企業需是其所屬行業或國家中的頂尖企業（主要基於其營業收入；金融機構以資產計算），並可對其行業或區域的未來發展起重要作用。
“行業合作夥伴”來自廣泛的行業部門，涵蓋建築、航空、科技、旅遊、食品、工程和金融服務等行業。這些企業對於影響其行業部門的全球問題具有很高的敏感度。
成員結構
世界經濟論壇的影響力在於其成員組的實力。世界經濟論壇基金會的成員是位居全球前1000名之列、引領世界經濟潮流的跨國公司。各個成員組的人們代表著各自領域內最有影響力的決策者和潮流領導者。成員組內的人員互相交流，不同成員組之間也進行密切討論，這使得世界經濟論壇基金會舉辦的每一項活動都得到了積極參與，而這，也正是世界經濟論壇有別於其他論壇的主要標誌。
為滿足世界經濟論壇成員和參加者各種具體的要求，該基金會召集有關人士並組織各種活動，如：成立一個專門的組委會，並舉辦一系列全球性、區域性和地方性的活動，以便促進合作、改進全球經濟現狀。全球成長性公司的成員屬於一個單獨的成員組，他們包括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些創新企業。之所以成立GGC這個組織，是因為中小型創新企業在世界工業領域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而且他們往往採用跨國經營的模式。
此外，世界經濟論壇還包括其它其他參與者。
這些參與者分屬不同的成員組，這些小組把分散的力量聚集了起來，以便在其特定的領域內進行全球性的合作。每個小組都是獨立的，而且成員名額有限，因此各自都具有其鮮明特點。他們包括：各行業領袖組：分別由世界主要工業領域內最知名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組成；未來全球領袖組：約有600名成員，年齡在45歲以下，他們是新一代全球性的決策者；
媒體領袖組：包括全球傳媒領域內最有影響的人，他們的參與將保證本次活動的可靠性和公正性，並為所有的參與者增光添彩；論壇嘉賓組：包括在政治、經濟、科學、社會、科技等領域內的知名人士；政界人士組：包括各國政府領導人以及主要國際組織的領袖人物；
文藝精英組：包括100餘名來自文藝領域的知名人士。未來全球領袖組正努力網羅全球不同背景的年輕傑出人士，建立並發展一個全球性人才網路，以增進他們之間的互相支持，並促進他們就迎接全球性挑戰等問題展開對話。
其他組織
青年領袖
2005年，世界經濟論壇建立“全球青年領袖”社區，這是“全球明日領袖”社區的繼承組織。“全球青年領袖”社區集合了來自世界各學術和行業領域的40歲以下青年領袖。他們積極從事“2030倡議”——即一項旨在為實現2030年願景的行動計畫。全球青年領袖有：Shai Agassi, Anousheh Ansari, Maria Consuelo Araujo, Lera Auerbach, Ian Bremmer, Sergey Brin, Tyler Brucirclé, Patrick Chappatte, Olafur Eliasson, Rahul Gandhi, Kenneth Griffin, Scott J. Freidheim, Crown Prince Haakon of Norway, Abdulsalam Haykal, Silvana Koch-Mehrin, Tariq Krim, Irshad Manji, Princess Mathilde of Belgium, Matias de Tezanos, Aditya Mittal, Euvin Naidoo, Gavin Newsom, Larry Page, Andrea Sanke, Anoushka Shankar, Peter Thiel, Karim Meïssa Wade, Jimmy Wales, Niklas Zennström, Felix Maradiaga, Mina Guli,論壇每年選出一批新的成員。
企業家
自2000年開始，世界經濟論壇與“施瓦布社會企業家基金會”密切合作，在世界主要社會企業家中推選楷模。基金會高度評價社會企業家在推動社會進步和解決社會問題中的關鍵性作用。推選出的社會企業家將應邀參加世界經濟論壇的地區峰會和年會，他們在會議中有機會與企業執行長和高級政府官員會面。比如，在2003年的年會中，Jeroo Bilimoria與國際電信聯盟副秘書長Roberto Blois不期而遇，這次會面促成了Jeroo Bilimoria的國際兒童幫助熱線組織與國際電信聯盟的重要合作。
權利義務
企業在成為世界經濟論壇的成員後，應履行相應的義務，同時可以享受一定的權利。
世界經濟論壇相關負責人於江指出，企業在成為論壇成員後，應秉承論壇“致力於改善全球狀況”這一宗旨，積極參與論壇舉辦的各種活動，並貢獻其專業知識和資源。此外，由於論壇是一個非營利性組織，其活動經費主要來自會員費，因此，會員企業每年需要向論壇提供4.25萬瑞士法郎（1美元約合1.21瑞士法郎）的會員費。
會員企業同時享有相應的權利，主要包括參加每年1月底在瑞士達沃斯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年會等。在年會舉行期間，論壇會員企業的領導人可以與全球政治、經濟、藝術界的知名人士就世界面臨的共同挑戰發表意見，交流看法，進而引導全球輿論關注的重點，並為全球領導人提供決策參考。
組織結構
管理委員會
管理委員會是世界經濟論壇的執行機構，它確保論壇的所有活動均符合論壇的使命，同時對外能夠代表論壇。管理委員會集體對論壇承擔執行職責，並向基金董事會匯報工作。
執行委員會
論壇所有的活動都由行政領導。在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施瓦布教授的領導下，來自全球超過60個國家的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來到論壇工作。這種全球化的深度和體驗使論壇有能力充分支持我們的會員參與全球各項事務。
基金董事會成員
Mukesh D. Ambani
Marc R. Benioff
Peter Brabeck-Letmathe
Mark Carney
Orit Gadiesh
Al Gore
Herman Gref
Angel Gurría
Jim Yong Kim
Klaus Kleinfeld
Christine Lagarde
Jack Ma
Yo-Yo Ma
Peter Maurer
Min Zhu
Luis Alberto Moreno
Indra Nooyi
H.M. Queen Rania Al Abdullah of the Hashemite Kingdom of Jordan
L. Rafael Reif
Joe Schoendorf
Klaus Schwab
Jim Hagemann Snabe
Heizo Takenaka
Ursula von der Leyen
George Yeo
對外關係
中國發展
自1979年以來，中國一直與世界經濟論壇保持著良好的合作關係。中國領導人先後多次出席年會並發表講話。1992年至2000年，李鵬總理、朱鎔基副總理、李嵐清副總理、吳邦國副總理先後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並發表講話。2005年至2009年，黃菊副總理、曾培炎副總理、華建敏國務委員和溫家寶總理分別與會並致辭。
自1993年起，中國還多次派團參加世界經濟論壇舉辦的地區經濟峰會。1981年至2006年，世界經濟論壇與中國企業聯合會每年聯合在華舉辦“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國際研討會”（1996年起更名為“中國企業高峰會”），2007年起因在中國舉辦“夏季達沃斯”論壇而暫停。
通常在每年年初，世界經濟論壇都要在達沃斯召開年會，因此世界經濟論壇也被稱為“達沃斯論壇”。2005年，世界經濟論壇主席克勞斯·施瓦布提出了“中國夏季達沃斯”的構想。2006年6月，世界經濟論壇北京代表處成立。這是世界經濟論壇在瑞士境外設立的首家代表機構。
世界經濟論壇於2007年開始每年在中國舉辦世界新領軍者年會（“夏季達沃斯”論壇）。夏季達沃斯論壇的目的是為“全球成長型公司”創造一個與成熟企業共同討論、分享經驗的平台。
首屆“夏季達沃斯”論壇於2007年9月在大連舉行。會議沿用2007年達沃斯年會的主題“變化中的力量平衡”。2008年9月，第二屆夏季達沃斯論壇在天津舉行，主題為“下一輪增長浪潮”。2009年9月，第三屆“夏季達沃斯”年會在大連舉行，主題為“重振增長”。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先後出席了三屆論壇的開幕式並致辭。
此外，世界經濟論壇還積極開展與中國企業的合作。至2009年9月，世界經濟論壇的中國企業會員超過60家。
2012年夏季達沃斯論壇，被譽為“世界經濟風向標”的夏季達沃斯論壇於9月11日至13日在天津拉開帷幕，此次論壇參會嘉賓人數已創歷史新高，來自世界各地的精英政要將圍繞 “塑造未來經濟”的主題掀起頭腦風暴。
2013年9月11日第七屆夏季達沃斯論壇在大連開幕。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出席並發表特别致辭。
世界經濟論壇發布全球競爭力報告 中國排名29位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2014~2015年度全球競爭力報告》顯示，中國最新排名升至第28位。
運營管理
世界經濟論壇的經濟支持來自其1000家基金會會員。會員企業需是年收入額在50億美元以上的國際企業（收入額可因行業和區域而異）。同時，這些企業均是其行業或國家中的佼佼者，並對於該行業或區域的未來發展起重要作用。世界經濟論壇的基金會會員每年向世界經濟論壇支付年費作為世界經濟論壇舉辦各種會議和活動以及運營的費用。世界經濟論壇的基金會會員可以選擇稱為“行業合作夥伴”和“戰略合作夥伴”，更深入地參加論壇的活動，並發揮其影響力。
論壇活動
論壇年會
每年一月末在達沃斯舉行的年會是世界經濟論壇的旗艦活動。在瑞士阿爾卑斯山度假勝地舉行的年會每年吸引1000家論壇會員企業的執行長的到來，同時還有來自政界、學界、非政府組織、宗教界和媒體的眾多代表，只有收到世界經濟論壇邀請的人士才可參會。每年約有2200位參會者參加為期五天的會議，列入正式會議議程的場次多達220餘場。會議議程強調關注全球重點問題（如國際爭端、貧困和環境問題）和可能的解決方案。全球約有來自網路、紙媒、廣播和電視媒體的500餘名記者到會場進行報導，媒體可以進入所有列入正式議程的會議場次，其中一些場次可通過網路視頻觀看。
區域會議
世界經濟論壇每年舉辦10餘場會議，使企業領袖與舉辦地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密切溝通。會議分別在非洲、東亞、拉美和中東等地舉行，每年選擇不同的主辦國家。但在過去十年中，中國與印度已成為論壇的長期主辦國家。
活動倡議
“全球健康倡議”（GHI）是由科菲·安南在2002年年會上提出的。其目標是使商業企業加入到公私合作的健康項目中去，以應對愛滋病、肺結核、瘧疾等疾病，並建立更好的健康體系。
“全球教育倡議”（GEI）發起於2003年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全球IT公司與政府人士在約旦、埃及和印度會議上達成協定，將新的個人電腦硬體引入更多學校課堂，並培訓更多掌握電子教學方法的地方教師。這一倡議對孩子們的生活產生了切實的影響。GEI模式已成為不斷擴大和持續發展的項目，被列入包括盧安達在內的很多國家的教育計畫。
“環境倡議”關注於氣候變化和水資源問題。在2005年在蘇格蘭Gleneagles舉行的G8峰會氣候變化對話會議上，英國政府邀請世界經濟論壇在第31屆G8峰會上協助商業社區成員參與氣候變化對話，提供有利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建議。由全球多位CEO首肯的一系列環保建議方案在2008年7月日本洞爺湖舉行的G8峰會前承交給各國領導人。
“水資源倡議”得到了各利益相關方的支持，其中包括：加鋁公司、瑞士發展與合作署、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印度、聯合國發展計畫署/印度、印度工業聯盟、拉賈斯坦邦政府和非洲發展新夥伴計畫商業基金會，它們在南非和印度就水資源管理開展了公私合作。
"反腐夥伴倡議" 為加強反腐敗力量，在2004年1月的達沃斯年會上，來自工程、建築、能源、金屬和礦產行業的企業CEO共同啟動了“反貪腐夥伴倡議”（PACI）。此倡議提供了一個為同業者相互交流反腐實際經驗和面臨困境的平台。已有140家企業簽署了此倡議。
“創新：勢在必行”是2013年第七屆夏季達沃斯論壇的主題。來自9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超過1500名各國政要和企業家代表出席了為期3天的會議。就可持續增長、能源安全、貿易和投資展開了深入地探討。
研究報告
世界經濟論壇還同時作為一個智庫研究論壇社區所關注的事務，並對此發表廣泛的研究報告。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論壇的“戰略分析團隊”，此團隊致力於在國家競爭力評估、全球風險評估和預期模式規劃和思考等相關領域撰寫報告。
“競爭力報告組”Competitiveness Team撰寫了許多年度經濟報告（括弧中為第一次發表時間）：《全球競爭力報告》（1979）對各國和各經濟體的競爭力進行評估；《全球信息技術報告》（2001）基於各國的信息技術實力評估其競爭力；《全球性別差異報告》（2005）調查在某些重要方面的男女平等問題；《全球風險報告》（2006）評估全球主要存在的風險；《全球旅遊業競爭力報告》（2007）對旅遊業進行評估；《全球貿易促進報告》（2008）對各國貿易促進因素進行分析評估。
“全球風險網路”Global Risk Network發布年度報告，被評估風險的標準是：這些風險可在全球範圍內造成影響，涉及跨行業問題，具有不確定性，可能對經濟造成100億美元以上的損失，對人類存在潛在的重要危害而需要多方利益相關方共同努力降低風險。
“預期模式規劃組”Scenario Planning 發布一系列地區、行業和特定話題的預期模式報告，從中提出不同於人們假想的狀況，提醒人們對重要潛在因素的關注並激發人們看待未來的新思維。[41]最新的報告包括《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對金融危機可能產生的短期和長期影響進行分析，《全球金融體系的未來：進期展望與長遠預期》The Future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A Near-Term Outlook and Long-Term Scenarios 以及《資助人口轉變：2030年養老金和醫療保障預期模式》預期研究由於人口情況變化而導致養老金和醫療資金所出現的變化和影響。Financing Demographic Shifts: Pension and Healthcare Scenarios to 2030。
2017年6月27日，世界經濟論壇第11屆新領軍者年會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到2050年，全球六大養老金儲蓄國（美國、英國、日本、荷蘭、加拿大和澳大利亞）面臨的養老金缺口高達224萬億美元。計入中國和印度兩個人口超級大國，養老金缺口預計達到400萬億美元，相當於目前全球經濟總量的五倍。這不僅將對人類後代生活造成沉重負擔，還將令現代化國家的養老金體系陷入嚴重危機。
報告提出五項應對養老金制度挑戰的優先措施：
一是，根據預期壽命調高標準退休年齡。對於後代預期壽命超過100歲的國家，如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日本，到2050年，退休年齡標準至少應為70歲。
二是，為所有人提供便捷的儲蓄方式。例如英國正在實施的改革，自2019年起，每個英國人收入的8%將自動存入其養老金儲蓄賬戶。目前，這一舉措已幫助22-29歲人群和低收入者提高了儲蓄。廣泛實施後，預計每年可增加25億美元養老金儲蓄。
三是，扶持金融素養教育工作：從學校開始，針對弱勢群體。加強人口的金融素養教育，提高公眾對儲蓄重要性的認識。例如新加坡曾開展的公積金制度（CPF LIFE）媒體宣傳活動，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向公眾普及國家養老金計畫。
四是，清晰明確地說明國家養老金制度每個支柱的目標和收益。這將有助於每個人了解他們在政府和工作體系中所能實現的收入水平，從而判斷是否需要積累個人儲蓄，做必要的補充。
五是，整合、規範養老金數據，使公民能夠全面了解其財務狀況。例如丹麥，人們可以通過線上平台全面了解其不同養老金儲蓄賬戶情況。
主要影響
世界經濟論壇的影響力，首先是其作為一個“世界級”思想交流平台的作用和對全球輿論的影響。論壇自成立以來，藉助包括年會在內的各種會議形式，成為各國政要、企業領袖、國際組織領導人、專家學者就各種世界重大問題交換意見的重要平台。更重要的是，達沃斯年會討論的都是全球性熱點問題或趨勢性問題，對全球輿論具有重要影響。
世界經濟論壇的影響力還表現在其遍布全球的會員和關係網路。世界經濟論壇是會員制組織，其會員來自全球各地區的1100多家大型跨國公司，其中有全球500強中的絕大部分公司。除企業界外，論壇還與世界各國的政界、學界、媒體高層建立了廣泛的關係網路。
2017年8月16日，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王棟副教授接受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專訪，就中印洞朗對峙提出中方學者觀點。
在專訪中，王棟就洞朗對峙的起源、洞朗對峙的更廣泛地緣含義，以及如何化解危機等問題做了詳細解讀。王棟批駁了印方的觀點，即印方行動是為了幫助不丹捍衛自己的領土，以及是出於安全關切的考慮。王棟指出，《不印友好條約》中沒有任何一項條款能為印度的跨境干預提供正當依據。印度以保護不丹利益為藉口入侵中國領土，不僅侵犯了中國主權，也侵犯了不丹的主權與獨立。此外，印度的行為會為國際關係樹立一個極端惡劣的例子。新德里政府的立場是否表明，中國也有權代表其他與印度有領土糾紛的國家實施干預呢？而印度試圖以對中國修路行為的安全考量為由為其非法越界正名，這也與國際法和規範國際關係的規約背道而馳。多年來，印度在錫金段邊界建造了大量基礎設施，其中不乏防禦工事和其他軍事設施，對中國的安全構成了嚴重威脅。相比之下，中國在自己國家邊界一側建造的基礎設施實在是少之又少。印方的立場是否說明，中國也能以安全考量為由，派遣中方邊防軍進入印度境內，阻礙印度建造基礎設施呢？
王棟認為，洞朗對峙的本質一目了然：它是印度邊防軍非法越界進入中國領土，阻礙中國正常道路施工項目所導致的。“解鈴還須系鈴人”，解決這一僵局的主動權仍掌握在印度手中。
最後，王棟在專訪中指出，如果印度能夠撤回非法越界進入中國領土的人員，那么將為雙方尋找解決此次事件的外交途徑奠定基礎。除了政府層面的談判外，智庫間對話等公眾外交手段也有助於緩解針鋒相對的僵持局面，向彼此傳送信號，表明進一步緩解緊張氛圍與解決爭端的意願。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此次對峙事件正是中印近年來安全困境不斷加深的一個體現。從長遠來看，中印雙方都需要運用政治意願與智慧，正確判斷彼此的戰略意圖，扭轉不斷惡化的安全困境，構建未來正和發展的中印關係，共同為推動繁榮穩定的多極化世界發展作出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