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介
被刺的傷口清晰可見，鮮血已染紅了浴巾和浴缸里的藥液，握著鵝毛筆的手垂落在浴缸之外，另一隻手緊緊地握著兇手遞給他的字條，女刺客夏綠蒂·科黛是利用馬拉對她的同情趁其不備下的毒手，我們還可以看到丟在地上的帶血的兇器。在浴缸的旁邊立有一個木台，看來，這就是馬拉辦公用的案台，“案台”之上有墨水、羽毛筆、紙幣和馬拉剛剛寫完的一張便條：“請把這5法郎的紙幣交給一個5個孩子的母親，他的丈夫為祖國獻出了生命。”而在案台上有一個明顯的繪畫落款，在頂線位置清晰寫著"A Marat"，其下是“他”的藝術家的名字“David”。
作者簡介
雅克·路易斯·大衛（ Jacques Louis David,1748-1825）法國大革命時期的傑出畫家，新古典主義的代表人物。
雅各賓黨執政期間，大衛成為共和政府的文化與教育委員。他以充沛的感情創作了《網球場宣誓》、《馬拉之死》、 《列弗列蒂埃》、《少年巴拉》等一系列謳歌法國大革命的優秀作品。雅各賓黨失敗後，他一度消沉，直到拿破崙執政，他又成為拿破崙的首席畫師， 以古典主義的宏大形式創作了《皇帝的加冕禮》、 《皇后的加冕禮》、《拿破崙騎馬像》等歌頌拿破崙的作品，極受恩寵。1816年，拿破崙失敗後，大衛流亡比利時的布魯塞爾 ，作有《薩平的婦女們》、 《疲倦的戰神馬爾斯》等，流露出對於鬥爭的厭倦。
1748年 大衛出身於巴黎一個中產階級家庭，他最初的繪畫老師是他的親戚，著名的羅可可畫家布歇（BoucherFrancois,1703-1770）。
1758年 父親去逝，由其叔父和建築師德麥戎撫養。
1766年 和皇家繪畫雕刻學院歷史畫家維恩學畫。1774年 從皇家美術院畢業後獲羅馬大獎，赴義大利遊學，深受義大利文藝復興（古典主義）美術影響。
1780年 大衛返回巴黎。
1784年 再次去羅馬並創作了歷史畫“荷拉斯兄弟的之誓”。
1793年 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推翻了路易十六王朝，達維特加入了資產階級左翼的雅各賓黨，並被推舉為國民議會主席。達維特因雅各賓黨兩次入獄。同年，雅各賓黨的領導人馬拉被刺，大衛懷著悲憤的激情創作了“馬拉之死”。
1794年7月 熱月黨人發動政變，推翻了雅各賓黨專政，因大衛參加了雅各賓黨，他被羅列了17條罪狀而被捕入獄，險遭殺身之禍。
1799年 成為拿破崙的首席宮廷畫師。同時期他還教出一批優秀的畫家，如：讓-奧古斯特·多米尼克·安格爾（JeanAugusteDominiqueIngres,1780-1867）、讓-巴蒂斯特·卡米耶·柯羅（JeanBaptisteCamilleCorot,1796-1875）等。
1814年3月 拿破崙失敗。
1816年 大衛作為一個弒君犯而被迫僑居比利時的布魯塞爾。
1825年 客死異鄉，享年77歲。
擁戴拿破崙的藝術家中，最有名的藝術家，就是大衛。大衛把拿破崙想成是法國大革命的繼承人與混亂的終結者，對他非常崇拜，同意做拿破崙的宮廷畫師。他畫了一系列肖像畫和歷史畫，精雕細琢，有驚人的效果，把我們帶到了拿破崙時代的歷史與生活中。
歷史背景
讓-保爾·馬拉（ Jean-Paul Marat，1743年5月24日－1793年7月13日）是法國大革命時期著名的活動家和政論家。
馬拉原本是一名醫生，1774年發表《奴隸制枷鎖》一書，抨擊英國的君主制。法國大革命爆發後，他投身進取。創辦《人民之友》報，批評《人權宣言》只是富人安慰窮人的誘惑物。
1790年參加科爾得利俱樂部並成為領導者之一。1792年9月，馬拉當選國民公會代表。1793年5月參與起義推翻吉倫特派統治，建立雅各賓專政。7月13日被吉倫特派的女刺客夏綠蒂·科黛暗殺。
馬拉為躲避反對派的迫害，長期在地窖里工作，因此，染上了嚴重的濕病。為了減輕病痛，同時，不影響工作，他每天不得不泡在帶有藥液的浴缸里堅持工作。1793年7月13日馬拉被刺殺身亡，終年50歲。馬拉死後被國民公會授以烈士葬禮，遺體被送進先賢祠，但不久後又遷出。
The Death of Marat夏綠蒂·科黛（ Charlotte Corday，1768年7月27日～1793年7月17日），是恐怖統治時期的重要人物。出身破落貴族家庭，她是溫和共和派支持者，反對羅伯斯比爾的激進派獨裁專政。後策劃並刺殺了激進派領導人馬拉，被逮捕並殺害。
作品賞析
從《馬拉之死》中可以看出，在1793年的恐怖統治時期，大衛不顧後果地畫了一幅紀念他的朋友臨死時的畫像，被謀殺的政治家——讓-保爾·馬拉。對於他的死，大衛以替補的形象（符號形式）基督教藝術來反映更多的當代問題。
The Death of Marat同時，我們可以證實，馬拉他已經死了：他的眼皮耷拉下來，腦袋沉重地壓在他的肩上，他的右手臂滑到地面。從大衛的畫中表現出來的他的身體，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健康而年輕的人。現場不可避免地讓人想起從十字架上繪製的“血統”。面對著苦難與死亡，他也溫柔地以泛著越來越平靜的面容去面對。大衛引用了他所經歷的與一些他從主體的世界借來的細節，包括了夏綠蒂·科黛的請願書。並且，企圖通過這些細節來反映出受害者的平靜和刺客的背信棄義所形成的鮮明的對比。其中，在請願書中寫道（“我最大的不幸，給了我一個對你的好意”），從中知道馬拉特別為一些可憐的不幸的人準備了紙幣（“請把這5法郎的紙幣交給一個5個孩子的母親，他的丈夫為祖國獻出了生命”），而從臨時的寫字檯和便條中可以看出大衛表達了他對馬拉的欽佩、尊敬和對殺戮者的憤怒。
馬拉的臉，馬拉的身體，都是泛著光的。這是多么的溫柔，因為它正好落在受害者的身上和嚴厲地照亮了刺客的請願書。同時，大衛在陰影中畫出了他的休息時悠然的樣子。在這清醒、微妙的相互作用中，在完美的和諧與繪圖中，同情而又憤怒的大衛的情緒融合到了受害者的視線里。一個評論家曾經宣稱“在犧牲中，臉最能表現出最高的善良和模範的革命精神。”
《馬拉之死》既是一幅歷史畫又是肖像畫是不朽名作。大衛他真實地刻畫了馬拉之死的真相，畫風極為寫實，局部刻畫也很詳實。這是一副沉浸於深刻的悲劇情感中的、結構簡潔而嚴謹的作品，大衛成功的把人物肖像描繪、歷史的精確性和革命人物的悲劇性結合起來。《馬拉之死》超越了人物和事件本身，成為一次祭奠、一種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