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輝邦

現代佛教居士、佛教學者。法名智慧海。江西清江人。

黃輝邦老居士,江西清江人氏。生於1905年農曆正月初一，這天是立春日。出生地清江塘黃村。祖父黃達臣，父親黃濟卿，皆從商。在鄉里樂善好施，從事救濟貧困修橋補路、義倉義渡建造風雨停等公益事業。 母親蔣氏十分慈祥。
七歲在家中私塾讀書，經高小、中學畢業後，十六歲由父母安排娶妻陳韻蘭，二十歲生長子黃掉昭（民國13年），同年隨叔父黃英赴日本留學。
在東京高等預備學校補習功課，歷時一年余。
民國15年，考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為中國留學生設立的）特設預科。當時有四個學校為中國留學生特設預科，除東京一高外還有高等工業學校、高師等，凡考取這四個學校，就可享受官費。
一高最初先考，也最難考取，（上千人考，一高僅取17人）因為該校最好。特設預科時間一年，然後分到各高等學校的本科。
（黃老）在特設預科一年修完，選擇分到名古屋第八高等學校本科（民國16年）。（和日本學生一道學習）在此期間有官費待遇和國內家庭條件好，生活都很好。
家庭原想讓黃老學成報國、治國平天下，黃老認為要達到治國平天下，仍不究竟，產生了人生根本問題的思考。為解決這一問題，購買和閱讀大量哲學、倫理、宗教書籍，並求教於諸善知識，從科學、哲學等方面去研究。
從那時起，時時刻刻想如何解決宇宙人生的根本問題（包括生死問題），以至於上課都走錯路。
因為小時候受儒家教育，所以對於儒家聖人孔孟與宋明理學等十分崇敬；不過為解決生死問題，對其他宗教如基督教等也參加學習，並十分熱情與投入。而且對西方聖哲如希臘聖哲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及後來德國得康德、黑格爾等也很崇敬，並且對印度泰戈爾、俄國得托爾斯泰都很敬仰。
因為宋明理學分門戶之見，對佛教產生疑義，當時尚未學佛。
（民國19年，1930年）高等學校畢業後，考入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
到日本後，學習非常用功，日夜無鬆懈，所以參加一高考試後，自問已盡最大努力，縱然沒有錄取，也覺得對得起家長。一高開榜，僅取17人，榜上有名，十分欣慰。
當時官費每月有合60多現洋。進入帝國大學每月70多元現洋（當時每月有30多元即可，國內每月消費不到10元），所以當時是最好條件。家庭、父母都很好，也很富有。
帝國大學哲學系條件很好，匯集古今中外的各種哲學流派。採用學分制，最快可3年畢業，最慢5年畢業。勤勉同學3年即可。（黃老三年畢業）
進入大學第二年（民國20年，1931年），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宇宙觀、人生觀。
讀印度哲學、中國哲學和西洋哲學等課程，從此開始學習佛教哲學。而一讀佛教哲學，感到正合已意，於是多看佛教哲學書，並多請教於佛教教師。
過去對儒家“殺身成仁、捨生取義”有不同的認識，因為如有個我存在，還難放下。所以認為“殺身成仁”是有仁可成而無身可殺。“捨生取義”是有“義”可取，而無生可舍，就是所舍之生實是無生。
“所殺之身實為無身，所舍之生實為無生”，這正合佛家的空性思想，所以一看佛教的“我空、法空，二空所顯真如”正合過去自己思想，因此贊嘆佛教是最高、最徹底、最究竟的哲學和宗教。並認為佛教“正合我意，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
般若空性思想，佛教講得最透徹，真正的無死，不生不滅的。般若真空如虛空是不生不滅、常樂我淨的境界。真空妙有，非斷非常。
1932年，在東京帝大第三學年前暑假回家探親。特別前往蘇州報國寺，當時印光老法師在報國寺，由德森法師引領，皈依印光老法師，法師在關房裡打開窗戶進行開釋，取法名“慧輝”，並送了許多書籍。（回國後，曾參加印光法師主持的息災法會，每天聽印光老法師開釋，老法師開釋錄至今尚存）
1933年，我二十九歲開始吃長齋。因為皈依佛法，皈依印光法師，就發願求生西方極樂世界，看見書上介紹，尤其許志淨老居士寫的著作，介紹往生傳紀時，講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多是長齋念佛的人。所以為求穩當生淨土起見，發願長齋念佛，並且在阿彌陀佛像前請示，以二張紙條，一條寫吃長齋，一條寫否，放在筆筒里，用筷子拈，並默想如果佛贊成我吃長齋就連拈五鉤。第一次拈出吃長齋，再次頂禮並照前觀想，結果連拈五鉤，所以深信佛菩薩靈驗。因此吃長齋從無間斷。（文革期間下放農村勞動，吃大鍋飯。葷素一鍋，他們以為這次總得開齋了；我在此不得已時學六祖吃肉邊菜，仍然沒有吃葷。心想：“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大學畢業後，繼續進東京帝大研究院研究生，同時在東京大正大學（佛教大學）研究院研究生，主要研究佛學。當時按管理有機會轉到歐美，但因為日本的哲學很齊備，所以仍留在日本。大正大學有天台宗、真言宗、淨土宗，淨、禪、密各宗齊備。
密宗在唐朝時，由中國傳到日本，後來在中國漢地失傳，所以在大正大學研究時，特別學了日本的東密（日本空海大師入唐向慧果阿闍梨學習唐密，帶回日本，在東大寺弘法，叫東密)和台密（日本修天台宗人到中國學密宗後，回國後與天台宗合併的密宗，名為台密）。
由於漢地密宗失傳，（黃老）特別學東密和台密，而且在東密和台密的寺院裡實際修學，得到了東密、台密二方面的灌頂傳承，其後回國後又學習了藏密。
1936年（民國二十五年）初回國，帶回了許多東密、台密及佛教其他方面書籍。在南京毗盧寺參加了聖露上師的破瓦法灌頂法會，當時有許多佛教名流，其中有蔣維喬等；聖露上師帶領共修開頂，均都插入吉祥草。
1937年（民國二十六年）抗戰，（黃老）隨中央軍校（及黃埔軍校）遷往四川成都。在成都有幸參加了貢嘎上師首次來漢地的傳法（貢嘎上師此次成都傳法時間最長）；貢嘎上師傳法有翻譯，且法本翻譯很齊備，傳法地點在成都少成公園佛學社，最後上師由成都返回康定。（民國三六年抗戰勝利後，貢嘎上師第二次出來弘法，到昆明、上海、南京，在昆明傳法最久，而我又正在昆明師範大學教書）
抗戰期間在軍校教書四年多，作日語教官。
抗戰初期全家到四川，後因生活困難，父母帶二個女孩回江西，父親在家鄉病逝。打電報到成都，我收到後向中央軍校請長假奔喪。因為信佛很虔誠，知道七七四十九天對亡人最要緊，如果回家因交通困難會耽誤在七七四十九天內的佛事，因此就在成都幾個寺廟做了超度佛事。因為軍校有分部設在離成都40公里的新都寶光寺，而我就住在寶光寺內，在新都寶光寺受居士菩薩戒，受戒後新都寶光寺方丈請我在寶光寺內佛學院擔任了課程。寶光寺佛學院許多學生成為了其他寺院的方丈。
為父做滿四十九天佛事後離開了四川，回到江西辦理喪事。喪事辦完後，應聘赴泰和中正大學任教。（中正大學後遷長勝，在長勝就抗戰勝利）
1945年（民國三十四年），中央派魯道源軍長在南昌受降；江西省政府特別電報中正大學，請我同魯道源一起到南昌接受日本投降。我同受降大員住在江西大旅社（現八一起義紀念館），受降典禮儀式在對面中央銀行大廳舉行，總受降儀式由我全部策劃並擬稿，中方三位受降代表魯道源、我、秘書長。投降日方是一位中將和其他幾個。各部受降接收財產我不願參加，惦記著在南京的那些從日本帶來的佛教書籍，可到南京一看，都化為烏有，痛哉！！（餘一生二次痛惜，後來文革期間紅衛兵將所有書籍全部搶去，令我痛哭萬分。）
從南京回長勝後不久，中正大學遷至南昌望城崗。
因為我是接收大員，就專門找魯軍長說：“維護和保護好南昌的寺廟”；當時保存完好的寺廟有：南海行宮（圓通寺）、佑民寺、水觀音亭、繩金塔寺、普賢寺。進城後，同曹德山老居士二人發起成立江西佛教會，佛教會址設在當時南昌最大寺廟圓通寺內，我被選為主要負責人。同時在繩金塔寺和佑民寺設立辦事處。在佛教會成立的那一天早晨，突然會定老法師和妙空法師（即法海喇嘛）二師徒來圓通寺。我們請二位安住在寺內，適逢方丈定衡老和尚因年老退休，我們請年輕的妙空法師擔任此職。佛教會成立後，著手準備修復各地寺廟。我和妙空法師去雲山、寶峰等處查看。因為戰爭緣故，雲山一片荒涼，僅存一尊毗盧遮那佛像在草地上。不久，中國佛教協會成立，江西佛教協會更名為中國佛教協會江西省分會。
因要從日本人手裡接收長春大學（後改此名），長春大學日文書籍多，生活條件好，因此應聘到長春大學。江西佛教會就由妙空法師負責。
餘一人到長春大學，該校原日本人辦，條件很好，日本風格，有洗澡，學生能講日語；教了一學年。因為國共內戰在四平爭奪幾回，暑假回來就沒去。儘管長春大學催我回去做教師兼圖書館館長，但因為害怕戰爭，沒回去。
1947年（民國三十六年）應聘到昆明師範大學。在昆明佛緣很好，正遇貢嘎上師第二次在昆明傳法。這次在昆明傳了各種大法；以傳大圓滿法最久、最詳細，特別選擇在山上妙高寺傳大圓滿法，參加的人眾多。貢嘎上師第二次來漢地，在昆明傳法時間最長，而後去上海、南京等地，最後又返回昆明，由昆明返回西康。在貢嘎上師領導下開始修加行，叩完十萬大頭，六皈依和金剛薩埵百字明十萬遍，並修了很多施身法（大圓滿特別加行，由我發起請上師傳），供曼達和上師相應因解放而未修。
貢嘎上師所傳大圓滿，有大圓勝慧、大圓仰兌和噶瑪巴口訣。先傳前行，分共同前行有“人生難得、佛法難聞、輪迴過患，勉勵精進”，不共前行有“六皈依、十萬大頭、發菩提心、百字明懺罪、供曼達(大圓滿曼達有三身曼達）、施身法、上師相應”。再傳正行，正行中有特別加行，正式的正行就是徹卻與脫嘎。
1950年離開昆明回清江老家。從昆明將書籍及行李法本帶回，知道難回昆明，回家途中很危險，有土匪而且有人檢查，我雖行李多，但由於打坐念佛不理別人，也沒人來檢查。
回家鄉別人說：“人家都跑出去，你卻跑回來”。後來到南昌參加改造學習，然後應聘到福建師範大學任教。在福建任教五年。
1950年離開昆明回清江老家。從昆明將書籍及行李法本帶回，知道難回昆明，回家途中很危險，有土匪而且有人檢查，我雖行李多，但由於打坐念佛不理別人，也沒人來檢查。 回家鄉別人說：“人家都跑出去，你卻跑回來”。後來到南昌參加改造學習，然後應聘到福建師範大學任教。在福建任教五年。因為吃長齋，請求食堂另做素菜。
由於從祖父以來家裡行善，鄉里對家人很好，儘管被劃為地主，但家人遷到南昌未被阻攔。1956年全家返回南昌，在江西師範學院任教，擔任邏輯學、中文系課程。1957年反右，有幸未被劃為右派，但同情右派。
1957年帶母親及內人到雲居山皈依虛雲老和尚，受了三皈五戒，老和尚為我取法名寬邦。母親和內人單受到三皈，三人跪請老和尚打香板消罪障。
以後還多次拜見了虛雲老和尚，參加過禪七，聽過老和尚開釋。
不管什麼運動，公開信佛立場，從不隱瞞。有好心人有意幫我袒護免受批評，但我認為信佛、學佛是光明正大的事，不論他人怎么說。所以幾十年來天天堅持長齋念佛，求生淨土繼續不斷。
1962年政府號召精簡機構、裁減課程，鼓勵人員退休退職。我因連續不斷的國內運動，趁此機會申請提前退休。承蒙學校和政府挽留，但我還是請求批准退休了。
1966年文革初所有佛像、書籍都被抄光；搶去時我不禁大聲痛哭流淚，如喪考妣。家人來勸，我說：“法本被搶，斷我慧命，怎能不痛哭流淚？”
1981年中日恢復邦交，東京帝國大學老同學邀請我回母校開東京大學哲學年會。承蒙政府批准，資助我前往日本，參加東京帝國大學哲學年會。老同學熱情接待，因幾十年未見，特意在機場舉出“歡迎黃輝邦先生”的牌子。老同學特意為我舉辦了歡迎會、聚餐會及茶道招待。到東京大學後，我告訴他們自己吃長齋，所以東京大學的同學們特意招待我在東京廣德寺居住；學校安排我到各處訪問老朋友，每到一處，老同學都親自到車站迎接，非常熱情招待。
後到大正大學，大正大學也熱情招待。參拜了各文化機關。二個學校原來的老師都不在了。其中原東京帝國大學中國哲學系的主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宇野哲人教授壽年100歲，於幾年前去世，他兒子也曾繼任中國哲學系主任，我去時已退休。當時中國哲學系主任是山井涌教授。
在日本京都（西京），承蒙佛教大學的校長、教授們招待。在該校遇見正在日本進修的傳印法師和姚長壽居士，異國相見，甚是歡喜。佛教大學校長派專人及汽車陪同我們三人在京都、大阪、奈良、高野山、比叡山等地遊玩。（高野山是真言宗的根本道場，比叡山是天台宗的根本道場）
因為知道台灣長子的通信地址，一到日本就寫信告訴他。他收信後立即回電話，相隔幾十年的父子通話，說不出的歡喜，在電話里問過情形後，約好來東京相會。後來他專程來日本，同住在廣德寺。
按政府資助的費用，在日本最多只能住一個月，但由於同學挽留並集款資助，我在日本住了二個月零幾天。
回國後，台灣同大陸還不能往來，需經第三地轉通信，約好兒子在香港見面。後來我同老伴、孫子、曾孫還有第二個兒子一道到香港同大兒子相會。近幾年來大陸與台灣可以往來，長子才能常回家探望。
1985年恢復江西省佛教協會，後重新被選為江西省佛教協會副會長。文革期間，雲山成為墾殖場。我同霧源和尚來往，商量過多次，如何使墾殖場搬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