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介紹
目錄前言 (Ⅲ)
黃文弼先生傳略 (V)
第一編
略述內蒙古、新疆第一次考古之經過及發現 (3)
1957—1958新疆考古調查簡記 (8)
新疆地形古今談 (16)
漢西域諸國之分布及種族問題 (22)
張騫使西域路線考 (37)
兩漢通西域路線之變遷 (39)
談古代塔里木河及其變遷 (43)
漢通西域後對西域之影響 (52)
河西古地新證 (63)
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 (68)
古西王母國考 (70)
大月氏故地及西徙 (74)
中國古代大夏位置考 (76)
重淪古代大夏之位置與移徙 (81)
論匈奴族之起源 (85)
前漢匈奴單于建庭考 (91)
第二編
吐魯番考察經過 (97)
《高昌陶集》敘言 (109)
吐魯番發現墓磚記 (112)
雅爾崖古墳塋發掘報告 (u5)
雅爾崖古冢中陶器之研究 (128)
獸形足盆形象考釋 (149)
高昌史事略 (157)
高昌疆域郡城考 (162)
高昌國麴氏紀年 (170)
高昌國官制表 (179)
亦都護高昌王世勛碑復原並校記 (184)
寧朔將軍麴斌造寺碑校記 (194)
張懷寂墓志銘校記 (198)
絹畫伏羲女媧神像圖說 (200)
第三編
略述龜茲都城問題 (205)
古代于闐國都之研究 (210)
焉耆博斯騰湖周圍三個古國考 (216)
焉耆考古調查簡記 (222)
輪台考古調查簡記 (231)
庫車考古調查簡記 (237)
漢文寫本殘紙簡釋 (268)
釋劉平國治關城誦 (271)
伊犁考古調查簡記 (275)
元阿力麻里古城考 (284)
若羌考古調查 (291)
第四編
羅布淖爾水道之變遷及歷史上的河源問題 (299)
古樓蘭國歷史及其在西域交通上之地位 (316)
樓蘭土著民族之推測及其文化 (340)
佛教傳入鄯善與西方文化的輸入問題 (343)
羅布淖爾考古簡記 (357)
羅布淖爾漢簡考釋 (375)
英文提要 (409)
前言
日前文物出版社約請我為黃文弼先生編一個論文集，出於兩個原因的考慮我欣然應命。一，為了紀念這位考古學界的老前輩，我國西北考古的開拓者，理應同其他著名考古學家一樣，出一部帶有紀念性質的集子；二，他的文章都是與他的實地考察相結合的，包含著不少第一手資料；他所提出的選題和論證的內容，在目前仍然為學術界所需要，從學術意義講，出這樣一個集子還是很有價值的。
十年浩劫過去後，我清理了黃文弼先生的遺稿，將他生前擬編而未完成的《西北史地論叢》，由我繼續整理完成，198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由於印數不多，沒幾天的工夫就賣光了。他在50年代出版的《高昌磚集》（增訂本）、《吐魯番考古記》、《塔里木盆地考古記》，都印數不多，在市面上早已絕跡。至於在三四十年代出版的《高昌陶集》、《高昌磚集》、《羅布淖爾考古記》等，目前即便是在大圖書館也難得找到了。這些書當前在國內外都有需求，但再版已非易事。
我想如果能從黃文弼先生的全部歷史研究和考古著作中選擇比較重要的論述部分，摒除圖版、說明以及一些次要繁瑣的部分，集為一冊，這樣不僅出版比較容易。對廣大讀者也會帶來很大方便。這部集子就是本著這樣的意圖進行編選的。
黃文弼先生的史地論述和考古論述是不大容易分開的，在他的歷史論述中往往包含著他所親身考察的地理、考古內容，而在他的考古著作中又往往包含著他的歷史、地理研究心得；把史學、地理學和考古學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融通為一，正是他治學的特色。在編這個集子時考慮到這一點，不強為區分。
他的歷史考古著作，絕大部分內容是與西北有關，尤其集中在新疆地區，在新疆又可劃分為幾個重點考察地區，本著這樣一個現實，這部文集也以地為綱，分為幾編，以便讀者。
本書所收黃文弼先生的著作，起於20年代，迄於60年代，最早的著作距今已整整60年了，60年的變遷本身就包含了它的歷史階值；但學術畢竟是後來居上，因而本書有的文章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它的歷史局限性，有些論點在他晚年已有更改。為保留他治學進展的原貌，我只作了點文字上的訂正，其他概不變動。
本書的編輯整理雖著手甚早，但由於我還擔負著其他方面的工作，不能專力進行，因而時斷時續，拖延時日，實感歉疚。本人水平有限，加以精力分散，整理中的疏漏錯誤在所難免，敬祈讀者不吝指正。
這本書是在文物出版社的熱心支持下才得以問世的，在此謹向關心和幫助這本書出版的所有同志表示衷心地感謝。
今天正逢先父94歲的誕辰，我希望在他95誕辰之際，這本書能夠與讀者見面，以此作為對這位在艱難歲月中奮鬥了一生的學者的一點紀念。
黃烈
1987年4月23日
黃文弼先生傳略
黃烈
黃文弼先生是我國著名的考古學家、西北史地學家，第四屆全國政協委員。
先生字仲良，1893年4月23日誕生於湖北漢川縣黃家嘴。幼年家境清寒，父為木匠，後改業從商，始漸富裕。
先生於清末民初就讀於漢陽府中學堂，刻苦好學，成績優異。其間，辛亥革命的浪潮激發了先生求取新知的願望，他決計離開家鄉，負笈京師。
1915年，先生考入了北京大學哲學門。在這所最高學府里，浩瀚的圖書典藏，廣博的學術領域深深地吸引著他，使他廢寢忘食，置身於知識的海洋中，眼界大為開闊。
先生在北大學習的後期，適逢蔡元培先生掌校，蔡先生勵行整頓，革除舊習，倡導新風，發起進德會，實行六不主義，先生熱烈擁護，成為該會最早的會員之一。先生終生從事學術事業的思想是在這個時候奠定的。
先生於19]8年北大畢業後，留校任國學研究所助教，其後歷任講師、副教授。在國學研究所的前一階段，繼大學所學，著力於宋明理學的研究，著有《二程子哲學方法論》等書。其後轉向目錄學的研究，著有《續四庫書目略說明》、《中國舊籍新分類法綱目》等，對我國舊籍目錄的創新作出了貢獻。
這期間，“五四”運動反帝反封建的愛國精神，以及民主與科學的思潮，深深地影響了先生，使他在思想意識和治學方向上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
還在19世紀末葉，一些外國旅行者在新疆沙漠中發現了古代遺址和大量的古文字文書，從而引起了國外學術界的注意。隨後形形色色的外國探險者、考察家、學者接踵而至，穿梭式地活動在我國新疆以及毗鄰的內蒙、甘肅一帶。隨著他們的足跡所至，我國大量的珍貴古籍、藝術品，簡牘、文書等流散國外。迨至民國，我國學術界漸漸知道了我們失去的文化財富的學術價值和藝術價值，在痛心之餘，激起了研究西北的熱潮。愛國心和探求新學問的精神，激勵著先生投入到這一事業中去。
當時田野考古對中國學者來說還是剛剛注意到的一門科學，特別是西北考古，過去還沒有留下中國考古學者的足跡。北京大學國學研究所在沈兼士教授的領導下開辦了古物陳列室，先生從事古物的整理，從而對古物的研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北大成立考古學會，先生是最早的會員。
1927年，曾數次出入我國西部邊疆考察的世界著名地理學家斯文赫定博士又來到我國，他準備率領一個由歐洲人組成的所謂遠征隊再次到新疆考察，腐朽的北洋政府無條件地接受了他的要求。已經覺醒了的我國學術界，為了維護國家主權，防止珍貴文物資料外流，反對斯文赫定無條件的考察。經過中國學術團體協會與斯文赫定的多次交涉，達成了合組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協定，採集品歸中國。先生自告奮勇地參加了考察團，成為考察團我國5名學者之一，專事考古；其他尚有徐炳昶、袁復禮等先生以及5位學生，總計10人。當時的學術界對西北研究的熱情雖正高漲，但真正願意投身荒漠，涉險犯難，去進行科學實踐的人卻寥寥可數，這一批學者可謂開風氣之先。
先生在他的日記中明確地記載著，他們的責任有二；一為監督外人，二為科學考察。他是始終不渝地堅持了這兩條的。斯文赫定在他日後出版的真《長征記》中寫著：“（中國學者）負有按照新國家主人和新時代的要求贊同或反對我的意見而參加我這考察團的責任。”他們在斯文赫定眼中既是敵人又是朋友，而黃文弼先生是一個敵人的味道多了一點的人。
1927年5月，先生隨團由北京出發赴內蒙、新疆考察，歷時3年余。他的工作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為1927年5月至1928年初在蒙古考察，第二階段為1928年初至1930年春在新疆考察。前一階段是隨大隊行進，與斯文赫定等一道工作。在內蒙，先生的主要發現為貝勒廟北的金元古城、黑柳圖的漢代兵營遺址、額濟納河及天倉北的漢代古堡等。舉世聞名的居延漢簡就是由先生首先在古堡中得到，同團貝格曼相繼在附近地點大量掘出的。先生的工作得到斯文赫定的好評。斯文赫定在他的《長征記》中介紹了黃文弼先生的工作後，緊接著說：“我把這件事情略略地研究了一下，為的是可以得到一個觀念，能明了和中國學者們合作，對於一個在中國境內的西歐考察團有多么大的價值，要只是我一個人或者同著一些西洋人旅行，最多也只好在歸來後找歐洲的‘中國通’才能求得2100年前在噶順諾爾表演著的歷史遺事的說明。現在不只是有書（黃文弼曾帶有6箱古書），還有學者指示我，隨時隨地都能知道我願知的一切！我說中國團員對於我的考察事業增加無上的價值，現在大家該了解我了吧！”但是斯文赫定也有他不如意的時候，他這一次考察還有另一目的：受德國漢莎航空公司的委託，要取得新疆境內的航空權，所以他們的考察團中還有8名德國航空人員。這種單方面的航空權顯然是不平等的，是有損國家主權的。當斯文赫定向新疆省當局交涉時，遇到了很大阻力，這個阻力就是來自黃文弼及其同伴。他們為了捍衛國家權益，向新疆當局力爭不能同意斯文赫定的要求，包爾漢先生就充當了黃文弼先生等與新疆省長楊增新的中間人。斯氏的要求失敗後，德國航空人員全數回國。黃氏日記中記載了這一事件的經過。
先生第二階段的考察重點是吐魯番盆地和塔里木盆地周圍諸古代遺址，他最重要的發現是在這兩個地區取得的。成功與困難是孿生的兄弟，誰也不會奢望沒有困難的成功，但在當時的新疆，政治的惡劣和自然的險阻給考察帶來的困難是難以想像的。楊增新是從前清蟬聯下來的主持新疆省政的官吏，實行閉關自守，抗拒革命力量和新生事物。他自然對於考察團來新疆並不歡迎。考察團設在額濟納河的氣象儀器，被他的偵探當作大炮，報告了他。他如臨大敵，派出了一團的兵力防守在哈密一線。當地們發現考察團的團長並不等於軍隊的團長時，才有條件的放行。在迪化（今烏魯木齊）的日子，黃文弼先生與新疆外交署長樊耀南過從甚密。樊是一個有革新頭腦的人，他相信屬於新勢力的考察團的中國團員，對促進新疆的變革將會有幫助。他與黃先生是湖北同鄉，同鄉之誼更加深了他們的關係。
1928年夏天，正是黃先生沿著塔里木盆地的邊緣進行考察活動的時候，突然發生了楊增新被樊耀南刺殺，樊耀南又為金樹仁所處決的事件。新上台的金樹仁對考察團設定了更多的障礙。他密令沿途道、縣監視黃文弼先生的行動，並阻止他穿越塔克拉瑪乾大沙漠到于田去考察，命令他回到迪化。在政局動盪的時候，一些老於世故的道、縣官僚要為自己留後路，所以金樹仁的命令並沒有得到認真的執行。經過一些周折，黃文弼先生還是實現了橫穿塔克拉瑪乾大沙漠的計畫。
穿越大沙漠並不是為了獵奇，而是為了探尋埋藏在沙漠中的古蹟和古河床，這對於揭示塔里木盆地的占代文明和地理變遷，將有重大的科學意義。但在橫穿這一條寬達500公里，寸草不生，滴水皆無的所謂真沙漠地帶，是要付出很大代價，以至會獻出生命的。斯文赫定在1894年橫穿大沙漠時幾乎把同伴、牲畜、儀器全部丟光，連他自己也只是僥倖地撿了一條命。其他著名探險者像斯坦因等人根本不敢作此嘗試。而在我國歷史上，一千五百多年前，高僧法顯就曾成功地穿越過。法顯描述他這一段行程說：“行程中無居民，沙行艱難，所經之苦，人莫理比，在道一月五日，得到于田。”當時的沙漠比現在要窄。黃先生是以科學的態度來對待這一次非凡的旅行的。我曾不只一次地聽他說過：“我們是探險而不是冒險。”他總結了斯文赫定失敗的教訓，依靠有經驗的維族同胞作響導，選擇了合理的路線，調整了裝備。在準備工作完成後，於1929年春從沙雅塔里木河畔出發，以一個月零六天的時間成功地穿越了大沙漠到達于田，他在描述這一段行程說：“由沙雅至於田，在荒寞無人的大沙漠中計行一月零六天，辛苦備至。”法顯用了一月零五天，而他用了一月零六天。他在沙漠中確曾覓得若干古址，採集到陶片、銅錢、古文書殘紙等，也發現了若干乾涸的古河床，考察了它們的流向。這些，為日後他提出南河說找到了可靠的依據。
先生在塔里木盆地的考察，除了南部東段外，幾乎都踏查遍了，他重點調查或發掘的地區有焉耆、庫爾勒、輪台、庫車、沙雅，拜城，和田、于田、皮山、葉城，巴楚等地，發現遺址極多，採集亦甚豐富．
吐魯番是先生工作過而且富有成果的另一地區。他曾於1928年春和1930春兩度在此工作，重點發掘過古交河城，得到大量陶器和高昌麴氏王朝紀年的墓磚，對於補充高昌國歷史紀年有很大價值。
舉世聞名的羅布泊地區，過去僅有少數幾個外國學者考察過，先生於1930年春踏上了這個地區，第一次印上了中國學者的足跡。他最富有成果的發現是一座西漢烽燧台遺址，出土了一批西漢簡牘。這是漢通西域後最早的一批簡牘，有很高的史料價值。他還找到了與黃龍元年木簡併出的一塊麻紙，對於我國造紙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據。
先生在新疆三年多的考察，獲採集品80餘箱，於1930年秋取道蘇聯西伯利亞返回北平。尚處在幼年時期的我國考古學界，由於先生考察的成功，而得到鼓舞。在北大為先生舉行的報告會上，代理校長陳大齊教授說：“黃先生此行前後三年余，經歷許多艱難困苦，成功而歸，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國人今以黃先生為第一，而其所得材料之豐富，亦不亞於外人。”沈兼士教授說：“我國的科學考古事業，今尚在幼稚時代，人材、經濟及環境均有困難，黃先生當時勇往直前，今果戰勝一切，成功而歸。現在國內學術機關漸注意考古及民俗學之研究，但在六七年前，只有北大同人注意於此，不但開通風氣而已，今果有偉大成功。”
在北平，先生一方面仍在北大國學研究所從事採集品的整理研究，一方面擔任女師大等校教授。1931年出版了《高昌磚集》，次年出版了《高昌陶集》。
先生在學術上是一個敢於創新，又十分謹嚴的學者。當他在研究中，發覺自己的工作尚不夠充分，新的思考需要有更多的材料所證實時，他決計再赴新疆。1933年開始了第二次新疆之行。這一次是以西北科學考察團理事的身份，在教育部的資助下進行的。但在進入新疆後，混亂的政治局面和戰火紛飛的軍事形勢，使他無法按計畫進行工作，只得南行到羅布泊地區考察，這正是他要補充工作的地方。他選擇了比上次偏西的一條道路進入羅布泊，因而有了新的發現，在第一次工作過的烽燧台遺址又有新的收穫。此外他找到的羅布泊北的一段絲綢古道以及古渠遺址和屯墾遺蹟，都是非常有價值的發現。1934年他返回北平，在沙灘紅樓整理所得的資料。
我國悠久的歷史和光輝的古代文明，使我國擁有極其豐富的文物和古蹟，但遺憾的是長期以來許多重要文物都沒有得到妥善的保護和整理，破壞十分嚴重。有識之士對此十分不滿，發出強烈呼籲。國民黨政府在輿論的壓力下，也不得不做一點文物偽保護整修工作。1935年先生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的名義派駐西安整理碑林。他以廣博的學識，規劃並主持了這一工作。先生邀請梁思成先生設計了建築布局，在重重困難之下，他終於以三年的時間完成了任務，新的西安碑林於1938年以全新的姿態向遊人開放。在這一段事務繁忙的時間裡，他還擔任西北科學考察團專任研究員，擠出夜晚的時間，繼續整理西北考察的資料。
抗戰開始後，先生的工作和生活都起了較大的變化。他輾轉在大後方，主要從事於教學工作，1938年任西北聯大歷史系教授；隨後又受聘任四川大學教授，接受中英庚款董事會的資助，繼續從事考察報告的寫作。從1938年至1942年，他奔波在川陝之間。1942年任西北大學歷史、邊政兩系主任。19 43年受西北大學委託第三次赴新疆考察。考察重點在教育文化及古蹟古物，1944年返校。
抗戰的那幾年，先生的生活很不安定，有時弄到一日三餐都成了問題的困窘地步。他的藏書大部分沒於戰火，為了工作不得不添補一些。但有時為了吃飯，又不得不忍痛割愛。他教課的範圍比較廣泛，曾開過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美術史、蒙元史、西北邊疆史等課程。除編寫講義外，主要從事西北史地的研究，不少有關西北史地的文章是在那個時候寫出的。那時考察採集品已不在手邊，但他還是利用文字資料和圖片進行工作，《羅布淖爾考古記》一書的長篇緒論，就是客居四川崇慶縣斗室中寫成的。先生是習慣於在艱苦環境下工作的人，蒙、新考察期間的日記，大半是在一天艱苦跋涉之後，在夜間寫成的。因攜帶的蠟燭有限，有時只能藉助月光，有些路線圖是在零下十多度，迎著風沙騎在駱駝背上畫就的。抗戰期間的城固和崇慶，不僅沒有電燈，也沒有煤油燈。在城固點土蠟燭，在崇慶點菜仔油燈。而先生卻有夜間工作的習慣，通常是晚間八點後開始工作直到凌晨二三點，一燈如豆的黯淡之夜，先生是從不輕易放過的。這樣的日子一直到抗戰勝利。
抗戰勝利後，1947年應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之聘，回到北平擔任專職研究員，主要從事考察報告的編寫。1948年《羅布淖爾考古記》出版。這是一部受到國內外學術界所矚目的大型著作，在日本曾被影印。
先生在解放前從沒有參加過任何黨派，似乎對政治比較淡漠，但他的正義感和愛憎分明的態度還是有所表現的。北平解放前夕有人動員他到台灣，遭到了他的拒絕。最近發現為李大釗同志營葬的捐款簿上有先生的名字，在白色恐怖下作這樣的政治表態，是難能可貴的。
1949年先生以歡欣鼓舞的心情，迎接了北平的解放，迎接了新中國的誕生，他擔任了中國科學院考古所的研究員。國家蒸蒸日上的政治經濟形勢，以及文化科學事業的發展，深深地激勵了他。在極左思潮的影響下，先生也曾受到過一些不公正的對待和流言蜚語的中傷，但他不以為意，仍然煥發精神，努力工作，到1957年先後出版了《高昌磚集》（增訂本）、《吐魯番考古記》，《塔里木盆地考古記》等專著。先生在《羅布淖爾考古記》的自敘中曾慨嘆該書歷經周折，經十餘年始得問世；而在解放後不到八年就有三部著作問世，這是多么鮮明的對比。
他在昔日考察資料的整理工作告一段落，書稿付印後，感到有再到新疆補充考察，進行新的探索的必要，特別是新中國成立後，新疆的的變化更是吸引著他，乃決定作第四次新疆考察。1957年，他已是60多歲的老人了，而且體弱多病，由於他要求堅決，終於得到批准，率領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一支考古隊又前往新疆。過去他在新疆考察，交通工具只是駱駝和驢馬，現在有了汽車，空間變得小了起來，這增加了他多看一些地方、多做一些工作的願望和勇氣。他以一年多時間，跑遍了天山南北，行程萬里，特別是對過去沒有做過多少工作的北疆，進行了廣泛的踏查，對北方遊牧民族的遺蹟右不少新的發現。並在焉耆、庫車等地進行了發掘，有不少新的收穫。這一次是帶病考察的，1958年回京後，健康狀況已不容許他再度遠行。
他在編寫考古報告之餘，決心拿出更多的精力，從事一些長期研究成果的寫定，《談古代塔里木河及其變遷》就是其中的一篇。在這篇文章中他根據實地考察所得，提出了塔克拉瑪乾沙漠的南部有一條北與塔里木河相平行的大河，匯流於古代的羅布泊，也就是《水經注》所說的南河。這一條河源於蒲犁，經皮山，于田、抒彌、精絕、且末、鄯善與車爾臣河匯合東流人牢蘭海。他認為南河在漢晉時尚未斷流，推測其東西斷流和改道過程發生在5至8世紀間。這是一項重大的研究成果，如果得到更充分的肯定，那末，關於新疆南部沙漠中一些重要古代遺址的湮沒、絲綢之道的改線，新疆南部古代文明的興衰都將得到新的解釋。對於新疆的農田水利建設也有現實意義。
先生從事考古學和古代史方面的教學與研究工作達半個世紀。他有深厚的漢學根底，受過新思潮的陶冶和新的治學方法的鍛鍊，加以他的研究工作是與實地考察相結合的，他的研究成果中往往包含著考古、歷史，地理、民族、社會等多方面的綜合內容，形成了他自己特有的風格。
他對羅布泊的考察研究，成績卓著。1930年當他發現海水已浸灌到北部，他的觀察結果迅速傳到歐洲，引起了歐洲地理學界的重視，斯文赫定博士、郝勒博士等陸續前來觀測。但他們都只側重闡明其地理學上的意義，先生則根據羅布泊的變遷，河流改道等地理因素的變化，結合他的考古發現，闡明樓蘭的歷史，漢晉及以後內地與西域關係的變化，西域交通路線的改變，諸綠洲古國歷史的變化，以及我國古籍記載的正誤等一系列問題。他對羅布泊發現的漢簡作了詳密的考釋，弄清了一些為史籍所不載或含混難解的西域職官。《釋居盧訾倉》從地望到釋文，都糾正了前人之失。
先生結合他在吐魯番的發現，整理出了高昌國麴氏紀年，論證了高昌國官制和高昌疆域郡城等。這些對高昌史的研究都很有價值，可以說對高昌史的研究作了奠基的工作。他從高昌出土陶器的研究，論證了新疆彩陶的斷代，否定了安特生對我國彩陶來自西方的臆說，提出了兩期推進說，並肯定了新疆陶器形制受內地的影響。這在當時都是很有價值的學術見解。
塔里木盆地周圍的古代遺址，他作過較深入考察的有數十處，對焉耆、龜茲、于闐等古國都城及主要遺址，他都結合實地考察和文獻研究，進行了考證，指出了今地所在。他的許多文章都涉及到大大小小遺址的考證，為今後的研究和發掘提供了線索。
先生對於古代的西域民族，也結合考察進行了研究。他在第一次蒙新之行，就注意了民俗學的調查。他關於大夏、大月氏的故地及西徙，對西域諸國的分布以及種族問題，都作過有意義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啟人思路的見解，為推動進一步研究作出了貢獻。
先生在舊中國度過了他的大半生。舊中國黑暗的現實，使他厭惡官場，逃避政治。解放後他對新中國寄與了極大的希望。先生從他幾十年的學術實踐中，深感理論思考的重要性。當中國科學院舉辦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講座時，先生滿懷熱情積極參加。他還學習俄文，冀圖吸取新的學術營養。他熱心參加院、所的各項政治學習和活動。1957年在新疆考察時，曾在烏魯木齊演說，以大量的歷史事實證明新疆在漢唐以來即是祖國不可分割的部分，反擊了別有用心者分裂新疆與祖國關係的謬論。1965年，先生任第四屆政協委員。他感謝人民對他的信任和委託，常以能把自己的餘生貢獻給社會主義的祖國而自豪。他雖有很強的個性，但也能平易近人，特別是年輕人向他請教問難，他從不吝惜時間，不知疲倦地長談。他對少數民族青年願意更多傾注心血，在新疆考察時曾帶了五位民族幹部，讓他們邊乾邊學。他時刻關懷著西北考古事業的發展，當他聽到任何一項新的發現和讀到新的研究成果時，都感到無限喜悅和欣慰。他甘當鋪路的石子，希望寬廣的道路在他披荊斬棘過的地方延伸開來。他曾懷著深情厚意告訴過新疆的同志，那些地方值得工作，那些地方應該注意，那些問題值得探索。
正當這位終生從事學術事業的老人，欲以夕陽晚照的精神，為祖國的科學文化事業貢獻最後的光和熱的時候，60年代的狂風暴雨鋪天蓋地而來。在那“史無前例”的浩劫中，先生十分不解地承受了他所承受不起的災難，身心俱損，不幸於1966年12月18日離開了人間，終年73歲。三反五反運動和“文革”大抄家證明，他是一身清白的受害者。
十年動亂終於結束了，先生得到了平反昭雪，他未完成的工作也得到了續成。我為先生整理了《西北史地論叢》於1981年出版。考古所的同志為他整理的《新疆考古報告》（1957－1958）已在1984年問世。其他待整理的著作也將陸續完成。先生的學術成果並沒有隨同他的生命一同消失，而是隨著西北之學的廣泛開展，更加引入矚目。先生堅韌不拔的開拓精神鼓舞著新的一代：1983年出版的一部長篇小說《千古之謎》，其中就有描寫先生荒漠考古業績的內容。一些報刊和著作中也有介紹先生的愛國精神和學術貢獻的。
如果先生的事跡能對後來者起一些引導和鼓舞作用的話，先生是會含笑於九泉的。最近獲悉，由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理事長宮川寅雄教授發起，日譯先生的《羅布淖爾考古記》等8部著作，正由日本土居淑子教授、田川純三先生等積極進行，將陸續出版。他的成果將在國內外產生更大影響。
About the Book and Its Author
This book embraces most of the papers on archaeology, history and geograhpy by the late prof. Huang Wenbi.
Perhaps some words about the author's life will facilitate a fuller understanding of what are given in the author's book.
Huang was born in 1893 of a rural family in Hubei of central China. The years of his childhood and youth bore a witness to those most dramaticil scenes in the conflict of two civilizations in modern China. He first entered a new-styled middle school in his hometown, and having finished learning there came to Bejing and began to study at Peking University, the first modern top seat of learning in China. The famous liberalist thinker Cai Yuanpei's directorship during Huang's later terms turned the university into a forum of various thoughts. This lent a lot to Huang's identification with new values, as evinced in his affillation of the Morality Promoting Association or in his seeing learning, in harmony with its modern professionalization, as a lifelong and full-time pursuit, instead of straddle over a scholar and an official, a typical stance of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s. His major at the university was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After graduation he worked at the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Sinology. He devoted several years to research of the Neo-Confuciznism of the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and published the book On the Methodology of Two Chengs' Philosophy. Later, is interest once shifted to bibliography and brought out New Classification of Old Chinese Books.
The Sino Sweddish expedition to Northwest Chirta in 1927 marked the beginning of his archaeological career, although several yeers earlier he had joined the newly-established University Association of Archaeologists and had written an article on artistic archaeology. "Today I come out into the open field and bid farewell for the time being to the days of bending over the desk" he said excitedly in his dairy of the departure day.
Chinese scholars' interest in the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Northwestern frontiers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middle and late Qing Dynasty. It had converged with an eager attention to the newly-discovered ancient documents into an academic trend, which, later with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western science was invested with new life. Still virgin to Chinese archaeologists, that desolate land had become a haunt of foreign explorers, of whom Stein, Hedin and Pelliot are but several big names. They entered the region sheer unchecked and went home heavily loaden, provoking an ambivalence from amo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of Huang's generation: scientific identification and nationalist alienation or repugnancy. In 1927 when Hedin came to Beijing for another expedition he found himself confronted with an unsupple intellegentsia. A compromise was reached after chaffer between the two sides that endorsed a joint expedition andmaintained a Chinese ownership of the findings.Thus, Huang was enrolled in the joint team, both as an explorer and a defender of China's antiguities. This duality seems to have manifesteditself in Huang in a less cryptical way.
Huang's maiorjobin the expedition was archaeological recon naissanee and collection,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phases. In the first one he traveled with the whole team from Beijing traversing Inner Mongolia into Xinjiang. The Etsin-gol inscribed slips now familiar to every student of the field were first discovered by Huang at one spot, and a little later, in a great number, by Bergman at another spot nearby. Of this trip Hedin had vivid narration. The second phase of work was conducted in Xinjiang with the emphasis placed on the Turfan Basin and the sites skirting the Tarim Desert. Most of Huang's important discoveries were made during this period. His exploration lasted more than threeyears. When he reappeared in Beijing in 1930 with some eighty crates of finds, the Chinese archaeological circles still in their boyhood was given much stir. Not a man of literary talent, Huang's description of the trip was but "full of hardship".
The subsequent years he spent on sorting and studying his collections and teaching at some universities at the same time. He published, as the result of his exploration, Inscribed Bricks from Gaochang and Pottery from Gaochang along with some articles. With the financial aid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he had another archaeological tour to Xinjiang but was badly hedged about by the political disturbance there. He once went to Xi'an and took charge of the renovation and relayout of the Stele Forest.
The eight years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made his life quite a precarious one. He taught at th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and Sichuan University. Most of his books were brought to naught by flames of war. He now wrung food out of his lean bookshelf, now managed to replenishit. This added to the difficulty of his writing the report on his exploration, which was often done deep into the night under a primitive oil-lamp.
Not long after the war he returned to Beijing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Beiping (Beijing) Academy, to complete his long report, which went into publication a year later under the title of Exploration around Lop-nor.
After Liberation in 1949 he served as a research fellow at the Institute of Archae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ithin a few years he got other four of his long reports published. In 1958 at the age of 65 years, he led a team for the last time to Xinjiang. His late years passed peacefully in his study until the adven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collapsed both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in the pandemonium of the August of 1966, and died at a snowy dawn of the December of the same year.
Considering the comprehensiveness that gives a special feature to Huang's research the papers included in this volume have been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by the regions explored instead of the disciplines approached.
Part One consists of 16 papers, either on subjects of a relatively comprehensive sense such as "On the Origin of the Xiongnu People" and "Notes on the Kingdom of Western Goddess", or dealing with the problems that concern Xinjiang or more broadly Northwest China such as "Topography of Xinjiang Past and Now" and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he Kingdoms and Races in the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he Han Dynasty". All the papers in Part Two are in this or that way related to Turfan, especially to the ancient Gaochang Kingdom. Studies of the cultural traits of ancient Turfan, history and boundary of Gaochang all to gether with criticism of stele and brick inscriptions make up the bulk of this section. Part Three includes 11 peper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Tarim Basin. Compared with other areas, field work was more exciting here with many important sites reporfed. For the sake of the abundance of discoveried, the papers pertaining to Lop-nor, a region falling geographically under Tarim, have been compiled into an independant unit, viz. Part Four, in which the function of the region in the intercourse of China with countries to her west, the introduction of Buddhism into the area, the ethnicity of some ancient native peoples and ancient inscribed wooden slips are discussed.
A preface with a short biography is given by Prof. Huang Lie, a historian and son of the author. (by Huang Jisu)
作者介紹
黃文弼(1893～1966)，中國現代考古學家。字仲良。湖北省漢川縣人。生於清光緒十九年三月初八(4月23日)，1966年12月18日在北京病逝。1918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1919年到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任教，並於1927～1930年參加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內蒙古、新疆考察活動。1934～1937年任西北科學考察團專任研究員，1935年又以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委員身份派駐西安任辦事處主任，進行整理碑林等工作。抗日戰爭期間任西北聯合大學和四川大學教授，又任西北大學歷史、邊政兩系主任。1947年任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研究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1964年被選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
黃文弼4次去新疆考察，對西北史地和新疆考古的研究卓有貢獻。他曾在吐魯番附近考察高昌古城遺址和交河古城遺址，發掘雅爾湖的麴氏高昌墓地，在羅布淖爾北岸發現了石器時代遺址，發掘漢代烽燧遺址，又在塔里木盆地周圍地區進行調查。1957～1958年的考察，足跡遍及南北疆的哈密、伊犁、焉耆、庫車及阿克蘇、喀什、巴楚、和田等地區。他在考古學上的主要貢獻是，根據實地考察所得，論證了樓蘭、龜茲、于闐、焉耆等古國及許多古城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演變；判明了麴氏高昌的紀年順序和塋域分布；提出了古代塔里木盆地南北兩河的變遷問題；更為探討新疆地區不同時期的歷史文化積累了相當豐富的資料。黃文弼的著作有：《高昌陶集》(1934)、《高昌磚集》（1951增訂）、《羅布淖爾考古記》(1948)、《吐魯番考古記》(1954、1958)、《塔里木盆地考古記》(1958)、《新疆考古發掘報告》(1983)、《西北史地論叢》(1981)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