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鳴一先生撰

1946年搬回北京，物理系一年級仍然沒幾個人。 但這些年實踐，自己也被培養成電子系統工程的一個指揮員。 自己在中信工作，是學習新事物，移植國外經驗，廣讀書廣交友的過程。

魏鳴一，原籍湖北建始，1924.年生於吉林長春．1944年由北京輔仁大學轉學到成都燕京大學物理系二年級，物理在舊中國是冷門學科，但屬於個人愛好。
1944年9月中旬，方才到達成都。經燕大老學長指點去見賴朴吾先生，他先是講中國話，然後改英文問過去情況，大概回答題還可以，一槌定音同意轉學二年級，並介紹我去見陳尚義先生，當時是物理系主任。這一天，把課也選好了，第二天搬入文廟宿舍十號，第三天跟班上課。在十號同屋的有王恭立、伊葆芳、張占元、徐世蘅、韓守田、高凌白、姚剛、賈肯堂、牛慶隆、周文雄等等，但一個物理系的也沒有。
物理系學生甚少，記得選修過陳尚義先生所授光學的，只有龍懷民、吳林襄和我三人。杜連耀先生授無線電工程，學生也只這三個人。可是1945年曾選修經濟系的運輸學時，一走進教室，前後坐滿，這在物理系是從未見過的，我在那時已經開始擔心，這冷門學科讀下去，將來如何就就業? 同學院的化學系系和生物系都比我們人多。自己作為物理系在學生自治會中的代表，又究竟能代表幾個人呢？幸好當時的燕京人很多來自北方，遠離家鄉，互相照顧，生活雖苦，其樂也融融。大家打成一片也就不分什麼系不系的。1946年搬回北京，物理系一年級仍然沒幾個人。
1947年一開年就忙於申請赴美留學獎學金，也在做就業準備。8月底突如其來得到批准，辦護照、簽證、買票、辭行，9月下旬才到BROWN大學，又和1944.年去成都的時候差不多，早開學了。到達第二天，不顧一切先上課。為了生活，1948年初，擔任普通物理學的助教，教授下午從不到試驗室，下午試驗課我就成了小鬼稱霸王，這也是第一次見到這么多學物理的，雖然判卷答疑擔子很重，但想想物理還有前途，那時在BROWN無華籍教授，美國學生見中國教師不苟言笑，在課堂上都很老實，對教師很客氣，倒也滿足了自己的自尊心。
1949年是轉折的一年。上海已解放，廣州還在國民黨控制中。拿到碩士學位後究竟繼續讀博士，還是回國參加建設？各校留學生相聚時經常討論，常是一場大辯論而告終。祖國新生了，但同學們大都一則以喜，一則以懼。這年9月，終於辭別客居回國。中外友人贊成的約1/5，懷疑的3/5，不表態的1/5，後來他們中有的人也回來了
1949年10月，在軍委電信總局王錚局長和李強副局長安排下進入軍委電信總局。不久成立了研究所。接著，研究所不斷改換門庭，成為郵電部電信總局研究所，而後總參通信部研究所，而後軍委第五研究院，第十研究院，，最後是第四機械工業部第十研究院。但自始至終都是王錚同志領導，他擔任副總參謀長後，家中還是有一批知識分子常客。
工作的前15年，草創我國超短波和微波通信技術，從只有書本知識帶幾個人摸著乾，到專業帶頭人，直至軍隊有了超短波微波散射通信。
1964年轉入微波測量、控制、安全系統，為中程和遠程飛彈服務。其中經歷“文革”靠邊站的三年後，又被召回現場。作為系統總設計師，，經常帶隊一年半載戰鬥在沙漠中的靶場。這時的電子系統已成為龐然大物，一次任務曾從全國各地運入十幾個車皮設備，分裝於上百公里的各點上。沒有先進的系統工程管理技術和計畫理論指導，沒有質量設計，要想無差錯的在線上成功，是不可能的。這個系統第一次在中國把幾百台設備設備聯入大型計算機，用中國人的聰明才智預報落點，回收彈頭，保障航區生命安全。可是就在我們經過半年奮鬥，把返回式衛星成功發射之後，拔寨回京的第三天，《人民日報》發表了“衛星上天、紅旗落地”的社論。以此對關心尖端事業的周總理施加壓力，對第一線的工作也打了一悶棍。那時節回想篳路藍縷建成的新學科，以及不準貼大字報的這個避風靶場，只余苦笑。但這些年實踐，自己也被培養成電子系統工程的一個指揮員。“四人幫”倒台，逐步轉入技術行政，後來擔任了電子工業部副部長，管科研、進出口、教育、質量和外事工作。
1985年自思已到年齡了，主動打報告要求不再擔任副部長。後經組織安排，1985年6月進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任副總經理。本想年齡不小，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心理上毫無準備地在1989年擔任了總經理，更沒準備的是榮毅仁董事長於1993年出任國家副主席，我被任命為董事長。這時中信已從我剛去時的四百多人擴大到四萬多人。這幾年也是我此生再次改行。
中信事業有成是我國改革開放的見證。我們始終遵循老董事長提出的搞投資而不是投機，既開拓創新又穩妥經營。但在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的夾縫中求生存，其中艱苦難於向外人道。中信有所作為也完全是榮毅仁同志高瞻遠矚的功勞。自己在中信工作，是學習新事物，移植國外經驗，廣讀書廣交友的過程。也許系統工程經驗，和除英文以外的語言能力幫了大忙。搞系統工程的人樂而不疲的是能亂中理出頭緒。30年代40代學的那點兒日文、法文、德文，樣樣不精，誰知50年後，都有用處。
1995年，我上報辭去董事長職務，隨後中信的新領導班子，要我擔任顧問和中信公司國際咨委員會主席。我退入二線後，也在社會上，任幾個國際知名公司諮詢會議的成員，在清華大學和荷蘭WEBSTER大學掛個教授，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和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大學亞澳研究所任顧問，也是巴黎國際商會中國委員會的副主席。我還被選為燕京大學北京校友會的常務副會長和燕京研究院的副董事長。幾年來在WEBSTER等大學教課，到日本、荷蘭、德國、瑞士、美國、紐西蘭、香港等地走一走，講講演，閒中有忙，忙中有趣，總算幹些有益之事。
贍望我國開放改革，前程似錦。問題雖多，但從計畫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哪有一帆風順的事？然而一個人，一個單位，一個國家切記要勇往直前，無堅不摧。錄一首1995年5月1日的小詩，作為結束。當時剛開完中信領導班子會，新班子人人表了態，於是高興地退下來。
衰鬢曾已七十載，綠樹紅花又一春。
掛冠緣盡征夫夢，書劍深藏論古今。
出藍人才一代代，搏揖蕭規見繽紛。
密雨驚濤俱往矣，人稀風靜樂黃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