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楠[教育學家]

馮楠[教育學家]

馮 楠 (1917 - 2006),貴州貴陽人。1917年1月16日生。民盟盟員、九三學社社員。從小受良好教育,讀私塾五年,習四書五經。 曾任貴陽市人民代表大會一至六屆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貴州省委員會第二至七屆委員,並任常務委員、副秘書長和教科文委員會、文史研究委員會副主任等職;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第六、第七屆委員。兼任貴州省史學會常務理事、貴州省哲學社會科學聯合會委員、貴州省科委委員,貴州省詩詞學會副會長,貴州省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現任貴州省中華文化研究會副會長,貴州歷史文獻研究會副理事長、貴州省文光書畫研究會會長,黔風詩社社長。

基本信息

早年經歷

馮楠,畢業於貴陽志道國小。讀貴陽縣立中學國中時,師從王夢淹學說文解字,培養了學習中國文史、書法的興趣,打下了一定的學習基礎。貴陽縣中高中部第一期畢業後任貴陽尚節堂國小教師。一年後考入雲南大學。不久轉入貴陽大夏大學文學院歷史社會學系, 1941 年畢業,獲學士學位。畢業後留校任助教,兼任文史研究室研究員和社會研究部工作員,協助研究室、研究部分別辦的《文史》和《社會研究》的編輯工作,這兩個版面都是當時《貴州日報》的副刊,在這兩個副刊上,發表過一些短文。任助教時,編有《高中本國史》一冊,列入貴陽文通書局《複習受驗叢書》中出版。 1944 年大夏大學遷赤水,抗戰勝利後遷回上海,未隨行,改任豫章中學教員,後任大夏中學教務主任, 1948 年任永國中學校長。

在大學期間,受中共地下組織及進步教師、學生的影響,得讀革命書刊,產生民主進步思想。在大夏中學時,曾幫助進步學生轉學,並資助進步學生轉移外地。 1949 年 11 月貴州解放時,作為永國中學校長,組織師生製作一面巨型五星紅旗,結隊到南門外迎接解放軍入城。這面紅旗被譽為“貴陽的第一面五星紅旗”。

工作經歷

1950 年初到 1952 年,先後受任為貴陽女子師範學校教導主任、貴陽師範學校校長、貴陽女子中學校長。

1952 年調貴州省教育廳工作,歷任中等教育科副科長、科長,普通教育處副處長。

1962 年加入中國民主同盟,曾任民盟教育廳小組組長、民盟貴州省委員會副秘書長。 1964 年初加入九三學社並奉調至九三學社貴州省委工作,直到 1989 年。在九三學社省委,任專職秘書長,後任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再又專任副主任委員。到任不久就去興義參加農村工作將近一年。“文化大革命”中,各民主黨派被迫停止活動,參加省統戰系統黨外人士學習班學習、勞動。 1977 年 10 月貴州省九三學社恢復活動,仍然繼續任職。參與恢復遵義九三學社組織活動和新建都勻、安順、六盤水市九三學社的組織工作。 1982 年組織召開省九三學社社員為四化服務經驗交流會和成果展覽,同年還與省政協科技工作組 ( 時兼任這個組的副組長 ) 聯合組織社內外 14 位專家去遵義市和遵義縣進行調查研究和科技諮詢服務。 1983 年又聯合組成一個農業科技諮詢服務組去甕安縣開展活動。這是九三學社開展智力支邊活動的開始。從此以後,智力支邊在省各民主黨派和省工商聯普遍開展起來。這段時期,還組織九三學社與省政協科技工作組聯合舉辦了幾次科學技術講座。

1974 年底,中國科學院、教育部和國家文物管理局決定,由北京天文台等單位具體組成中國天文史料普查整編工作組,向各省抽調力量,開展工作。貴州省由省科委聯繫,省政協、省圖書館、省文化局、貴陽師院共抽調 11 個人參加,與師院張祥光被指定為聯繫人,並參與編著《中國天文史料彙編》的普查整理工作。先後在省圖書館和師院分別普查全省地方志和新舊《唐書》等文獻中的有關天文史資料,記入卡片。 1978 年,隨工作組去長沙、北京、上海、杭州、蘇州、廬山、桂林、福州等地繼續普查和整理工作,還與雲南天文台的馮永明去成都將《中國天文史料彙編》的資料匯集整理並油印成冊,在北京編寫其中《人物事略》部分,作為《資料彙編》的第一集,1989 年由科學出版社出版。

1989 年 8 月調任貴州省文史研究館館長。除主持參與組織有關學術活動,組織館內同仁書畫詩詞創作,開展對省內學人、港台黔人的聯繫工作外,還主編《黔故談薈》(《新編筆記叢書》中的貴州卷 ) ,《黔故續談》,《黔風詩詞集》;主持校點 ( 民國 ) 《貴州通志》中的《人物誌》、《宦跡志》;校訂朱五義注釋的《王陽明在黔詩文注釋》;參與選輯《二十四史貴州史料輯錄》。

另外,在省政協七屆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時,主編《貴州省文史資料選輯》的第三十三輯和《貴州中醫耆宿錄》、《貴州民主黨派工商聯專集》,以及《抗日戰爭中的大西南叢書》中的《抗戰時期西南的教育事業》一書。

曾創作詩詞若干首,發表研究文章若干篇,擅書法,尤長於篆書,曾給黃河碑林、黃果樹碑林、陽明洞碑林、福泉碑林等題字,書法作品曾參加省內外展出。是貴州省書協會員、顧問。並能篆刻,自以為“印長於書”,刻有印 300 多方,惜多半於“文化大革命”期間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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