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客[春秋戰國之際社會現象]

自隋唐以來，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這樣的術士，他們不僅是其家中貴客，還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會親孟嘗君食客三千友時也往往“預坐”其中。

食客由來

孟嘗君食客三千

自隋唐以來，很多官僚士大夫家中常常有這樣的術士，他們不僅是其家中貴客，還可代主人“陪客”，主人家宴聚會親友時

也往往“預坐”其中。如《獨異志》記唐代貞元中李師古家中即有這么一位術士，一次李師古設宴招待皇甫弼、賈直言十位從事，讓他也就座，並請他給每一位來客看命。他看後說：“十日之內，俱有重禍。”果然幾位在一次宴飲中，亭子摧塌，一人當場死，其餘傷。又據《續湘山野錄》，宋代蘇易簡家中也有這種“食客”，他不僅為主人推算，還為來往客人起課。明代此風就更盛了，皇帝身邊也每每有術士跟隨，制訂政策，行軍打仗，任用大臣，凡事都要向他們詢問，相命術士[即命理學、相學]成了封建統治者的特殊謀臣。皇帝如此，大臣也跟著效法，明英宗時重臣石亨的身邊就始終跟隨了一位叫仝寅的算命術士。此類事例《明史·方伎傳》中都有記載，筆記小說等野史當中自不必說了。直到今天我們還可以在某些人家中看到這種“食客”術士，所不同的是，現在的相命活動往往跟“預測學”、“氣功”等聯繫在一起了。

歷史背景

歷史作用

戰國時代，養士已成為上層社會競相標榜的一種時髦風氣。只要是有實力有抱負的國君、權臣，無不以儘可能多地收養門客為榮。從戰國初期的趙襄子、魏文侯及以後的趙惠文王、燕昭王、“戰國四公子”、秦相呂不韋、燕太子丹，門下都收養有千人以上的門客，其養士之規模也是春秋時期所不能望其項背的。由於通過養士的方式可以大量集中人才，既能迅速抬高自己的政治聲譽，以號召天下，又能壯大自己的政治力量，以稱霸諸侯，所以上層權貴們爭相禮賢人士，不拘一格地網羅人才，以盡天才之大為己能，形成了“士無常君，國無定臣”的人才流動和人才競爭的大好局面。

戰國養士之風的興盛對快的發展起看極大的推動作用。

典型人物

戰國的養士，形成了以“四公子”——齊國的孟嘗君田文、魏國的信陵君魏無忌、趙國的平原君趙勝、楚國的春申君黃歇——為代表的人才中心，大量的人才迅速地聚結起未。據史書記載，“四公子”門下的食客都超過三千人。孟嘗君的封地是擁有萬戶以上人口的薛邑，但他在薛邑一年的收入還不足以供養門客。秦昭襄王稱讚孟嘗君善於結交各種人才，說：“孟君門下，如通物之市，無物不有。”平原君門下也人才濟濟，“文武備具”，他曾自誇：一旦有事，“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信陵君手下的門客甚至可以潛伏在趙王的身邊，他所得到的機擊信息甚至比他的國君魏安僖王還快、還準確。人才的大量集中，形成了強大的社會力量，信陵君“仁而下士”，使得周圍數千里的游士“爭往歸之”，“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其他三位公子，對社會產生的威懾力也大致相同。

戰國四公子的大量養士，使得遊俠有了集結的場所。這一點史書上雖無專門的記載，但也可尋見其端倪。秦圍邯鄲，趙王派平原君突圍去楚國求救，臨行時，平原君挑選“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同行。後解圍時，又“得敢死之士三千人”，說明平原君的門下聚結了不少俠士。信陵君曾“從博徒賣漿者游”，孟嘗君門下有“雞鳴狗盜之徒”，那么下層社會的俠士也有不少集合在四公子的門下。所以韓非子稱養士之風中存在“養遊俠私劍之屬”的現象，所謂“俠奸六萬，門客三千”，且認為由於他們的大量桑結已威脅到最高統治者的統治。

食客標準

一是“知人得士”。戰國時代的游士對於養士的權貴期望值甚高，不但要求他們能給予自己很高的物質待遇，而且要求權貴們能懂得人才，善於使用人才。信陵君在魏國偷盜兵符領兵解了趙國邯鄲之圍後，便留在了趙國。他聽說趙國有兩個出色的人才：一為毛公，藏身於賭徒之中；一為薛公，埋名於酒肆之內。信陵君幾次想見他們，兩人都躲了起來，不肯相見。信陵君打聽到他們的存身之處，就悄悄地走到那兒與兩人交遊，相互間處得十分融洽。平原君聽說後對妻子說：“我聽說你弟弟信陵君天下無雙。現在看來只是個糊塗蟲，只知道和賭徒、賣酒的混在一起”。信陵君從姐姐那兒知道了平原君的議論，感嘆道：“平原君的養士原來只是貴公子的豪舉，並不是真正為了尋找人才。”平原君連忙道歉。即使如此，不但天下之士，就是平原君的門客，也都投奔信陵君門下。在游士們看來，權貴者不了解自己，不懂得識別人才、使用人才，是不能容忍的錯誤。這就逼迫權貴者開拓人才的信息，提高識別人才的能力。因此許多隱姓埋名於民間的人才，如彈鋏長歌的馮瓘、勇於自薦的毛遂都被主人識別重用，充分發揮出自己的才幹。一些生活在民間的遊俠，如荊軻、聶政，都是被權貴們一再邀請，委以重任，才幹出一番驚天動人的事業的。

二是“不分貴賤，一與人等”。也就是說，門客受尊重的程度是由自己的才能所決定的，與身份的貴賤無關；而作為養士的權貴者須“仁而下士”，不能“以其富貴驕士”。正因為如此，佶陵君為了結交身為看門者的隱士侯贏，居然在鬧市中和顏悅色地牽著韁繩，站在一旁，等待侯贏和別人談話完畢，才請他上車迎到家中。燕太子丹通過“節俠”田光的介紹才得以見到身為平民的荊軻。見面時，太子丹“再拜而跪，膝行流涕”，以後“日造門下”，想盡方法來“順適其意”。這樣一種風氣，使得多數埋名隱姓於民間的武俠有了被重新發現的機會。在門客中，人與人的相對平等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圈。這顯然與由游士大量集中所形成的特殊文化氛圍，以及戰國時代“士議之不可辱者，大之也”這樣一種新的價值觀所喚醒的游士個人意識的自覺是分不開的。任何人只要能進入這一文化圈，那么至少在人格上都是獨立的，都能因自己的才識和武藝而受到尊重。中國古代社會自有確切的歷史記載起，“貴賤尊卑”等級有序的觀念便占統治地位。長達數千年的古代社會，只有極少數時期，並在極特殊的社會一文化環境下，人際關係才有相對平等的可能。戰國的養士制度就是這樣一種獨特的社會一文化環境。在這種社會一文化環境中，個人人格上獨立的要求得到鼓勵和尊重。

只有在戰國時代，身為“屠客”的勇士朱亥可以對魏王的弟弟信陵君的數次邀請不予理采；作為平民，荊軻可以因為燕太子丹催促他啟程赴秦而大發雷霆，甚至當面怒叱：“何太子之遣？”戰國的遊俠便是在這樣一種文化氛圍中存在並發展起來的，人格的自尊顯得特彆強烈和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