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書信息：
書 名：領導者影響技術創新的機理研究
作 者：陳建勛 著
圖書策劃：北京世圖著作權代理有限公司（出書網）
出 版 社：世界圖書出版廣東有限公司
書 號：ISBN 978-7-5100-3797-9
定 價：28.00元
作者簡介：
陳建勛，男，管理學博士，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國際投資研究室副主任，研究方向為組織理論和戰略管理，跨國公司管理。近年來在國內外核心期刊發表學術文章40餘篇，編寫著作4部，參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基金等縱向課題多項。參與外商直接投資報告、中國產業國際競爭力報告、中國企業歐亞國家投資報告、內蒙古科技產業園區戰略規劃、中國移動通訊有限公司福建分公司人力資源管理體系建設項目、我國停車場產業投資基金規劃與管理模式等政府和企業橫向課題和諮詢服務多項。並擔任清華大學中高層領導者培訓班，北京科技大學總裁班、國家氣象局、海關總署秦皇島分校、中國航天三院等多個單位的特邀培訓師，具有較為豐富的企業理論、培訓和諮詢經驗。
內容提要：
自變革型和交易型領導理論提出後，在過去二十多年的時間裡，該理論逐漸占據了領導研究的主導地位。然而現有對變革型和交易型領導行為的研究多基於中基層領導者層次，從高層領導者的層次來進行理論和實證研究的成果相對還比較少。與中基層領導行為不同，CEO的領導行為不僅會影響到高層領導團隊的決策過程，而且會通過遠距離領導過程影響基層員工的行為。但是從有限的關於CEO變革型和交易型領導行為與組織績效關係的研究中發現，國內外學者對其中介影響機制尚缺乏深入的理論探討和實證研究。在此理論背景下，本文從高層決策和遠距離領導的雙重視角來探討兩者關係的中介影響機制。同時從企業的領導力和技術創新的現實狀況來看，鑒於當前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重模仿創新而輕自主創新，重對技術的利用而輕探索創新活動，高層領導力偏低，領導者無法有效調動員工的創新熱情等阻礙技術創新的現實制約因素，本文還試圖從高層領導行為出發來論證並驗證其對不同類型的技術創新和組織績效的影響關係。
在對現有文獻進行回顧的基礎上，本文著眼於以下四個研究問題：第一，CEO的變革型和交易型領導行為對組織績效的影響機制存在什麼樣的差異性，探索式和利用式技術創新分別在其中承擔什麼樣的作用；第二，CEO變革型和交易型領導行為與技術創新和組織績效之間的關係是否會因情境因素的不同而變化，環境動態性和環境競爭性的協同調節效應會對其關係產生什麼樣的影響；第三，推動協同式技術創新的實現需要什麼類型的領導行為，這種領導行為的理論淵源和基礎是什麼；第四，二元領導行為是如何形成的，中庸思維如何影響CEO的二元領導行為。
由於CEO的領導行為不僅會對其直接下屬產生影響，而且還會影響基層員工的行為，但是現有理論對關於其影響的途徑和方式並沒有明確的答案和解釋。在對所研究的問題沒有明確答案和不清晰的情況下，我們在對神華煤制油有限公司進行案例分析的基礎上，發現CEO主要通過高層決策和遠距離領導過程兩種途徑來影響企業的技術創新和組織績效。進而，本文採用高層決策和遠距離領導雙重視角對CEO的變革型和交易型領導行為對組織績效的影響過程做了機理性的解釋，為後續的假設推演提供鋪墊。在本文的假設推演和概念模型提出過程中，我們也是從高層決策和遠距離領導過程兩個視角對CEO領導行為、技術創新和組織績效之間的關係進行了論述，並分析了具有相反壓力作用的環境動態性和環境競爭性在其中所起到的協同調節效應，探討了中庸思維對CEO領導行為的影響，並在此基礎上提出了9個假設和對應的分假設。?本文採取問卷調查的方式獲取數據以驗證所提出的假設，調研過程分為預試和大樣本調查兩個階段。在前期的調查訪談和預試過程中主要是確定本文所採用的變數是否具有較高的內容效度，題項能否被企業的高層領導者所理解，變數的維度結構是否符合現有理論，信度水平是否達標等，以及早避免或解決後續大樣本調查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大樣本調查是在中國10個省份和兩個直轄市進行的，有效回收的企業問卷共297份，達到管理學中進行統計分析的樣本容量標準。為了避免同源誤差對研究結果的干擾，我們採取多源數據收集的方式。具體來說，領導行為採用由CEO助理、技術副總和人力資源副總三個對象進行“他評”的方式以避免單一測評可能帶來的偏差；環境的動態性和競爭性由人力資源副總來測評；探索式和利用式技術創新的問卷由技術副總來測評；組織績效的問卷由財務副總來評價；中庸思維的問卷由CEO助理來填寫。由於領導行為由三個對象來測評，在數據合併之前我們採用RWG、ICC(1)、ICC(2)三個指標來判斷數據是否可以聚合。在所有變數達到了聚合性、信度和效度標準後，我們進而利用結構方程模型（SEM）和多元線性回歸進行後續的假設驗證。
在對我國297家企業樣本進行統計分析的基礎上，本文得出如下結論。第一，探索式技術創新和利用式技術創新會對財務績效和市場績效產生不同的影響效果，他們與財務績效之間呈倒U型關係，而與市場績效之間則只是正的線性相關關係。第二，CEO變革型和交易型領導行為對組織績效的中介影響機制存在差異。具體來說，變革型領導行為通過探索式技術創新的中介作用來影響組織績效，而交易型領導行為則通過利用式技術創新的中介作用來影響組織績效。第三，CEO變革型領導行為與探索式技術創新、組織績效之間的關係會因所處環境特徵的不同而發生變化。總體來說，在動態性高而競爭性低、動態性和競爭性都高、動態性和競爭性都低的外部環境中，變革型領導行為能夠增強對探索式技術創新和組織績效的影響程度；而在動態性低而競爭性高的外部環境中，變革型領導行為則會削弱對探索式技術創新和組織績效的影響程度。交易型領導行為與利用式技術創新、組織績效之間的關係因環境動態性和競爭性程度不同而發生變化。第四，CEO的二元領導行為能夠提升市場績效，但是卻不能提升財務績效。第五，CEO的二元領導行為能夠帶來協同式技術創新的實現，並且能夠通過它的中介作用影響市場績效。第六，在國有企業中，CEO的中庸思維有利於其二元領導行為的形成，但是在非國有企業中卻未必。
本文運用跨學科研究的優勢，在回答所提出的研究問題和對假設關係進行驗證的基礎上，也對現有的理論做了進一步的補充、擴展和創新。本文的創新之處在於：第一，從高層決策和遠距離領導兩個視角探討了CEO變革型和交易型領導行為對組織績效的影響機理；第二，比較並區分了CEO變革型和交易型領導行為對組織績效的不同中介影響機制；第三，不僅考慮了環境動態性的權變影響因素，而且還考慮了環境競爭性因素對CEO變革型、交易型領導行為與技術創新、組織績效之間的協同調節效應；第四，在拓展二元領導行為概念內涵的基礎上，為協同式技術創新的形成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思路；第五，首次將中庸思維套用於高層領導行為研究之中；第六，討論了本文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啟示，以及研究局限和未來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