組織
青海藏文研究社於其第一次社員大會上正式向社會宣告，它是一個學術團體，是民間組織，它的宗旨是“研究西藏文字，溝通藏漢文化”。設社長一人，由黎丹擔任。社員分為基本社員與普通社員二種。原西寧藏文研究社的具有獨立進行研究能力的社員和社會人士，以及藏族學者顧問、教師等均被吸收為基本社員；具有中等學校文化水平，且有一定藏文根基的藏、漢族青年則吸收為普通社員，共有社員40餘人。設研究、教務、評議三個業務部，研究部以進行專題研究為主，凡有志於從事研究活動的基本社員皆屬於這個部，由陳顯榮負責，陳文、龔瑾、陳錦文、更登曲成（藏族）、歐旺丕（藏族）、龔藏（藏族）、洛桑香趣、祁建昌、劉定奎（時劉已被貴德縣本教卻摩寺認定為該寺卻摩倉“奪社”轉世的活佛）、蒲涵文、苟戊甲等作為研究人員；教務部專門負責對普通社員的培訓，由楊質夫負責，陳文（亦以字行稱陳智博，湖北宜昌人，專門研究薩迦派教義，玉樹藏族稱為“漢喇嘛”）、海善言（藏）等輔之；評議部負責對社務活動及研究成果的評議，負責人由黎丹兼，聘藏族學者古朗倉、拉卜堅貢倉、的扎·智化達吉、格塘·羅桑華丹、久麥·丹曲嘉措、甘禪·嘉義倉、廣惠寺夏魯瓦倉等為評議員。青海藏文研究社租用西寧隍廟街（今西寧市解放路）原崇慶寺（今少年文化宮東側原隍廟街國小）第三進東西樓房為社址，樓上闢為圖書室，由黎丹撥所藏的藏文《嘛呢寶訓》、《五部遺教》、《塔爾寺志》、《蓮花生傳》、《宗喀巴傳》等典籍及漢文《天下郡國利病書》、《讀史方輿記要》等供社員研讀。樓下為教室，由大通廣惠寺以敏珠爾呼圖克圖名義捐贈課桌50套，供教學使用。
教學與培訓活動
（1）教學：青海藏文研究社的主要活動為教學。自1930年至1933年三年多時間中，由楊質夫負責教讀古典藏文，如《薩迦格言》、居·米旁《王道論》、《格丹嘉言釋》、《文成公主進藏記》、《猴鳥故事》、《水木喻》等，陳文授《司徒文法大疏》，海善言教《藏語會話》等。每日下午，授課2小時（有時延長至3小時）。教材用鍾靈印字機、石印及油印印發，所需經費均由黎丹個人以私人工資提供，無償供社員使用。社員不繳納任何學費，教師皆為義務制，沒有任何報酬。當時參加學習的社員計有20餘人，由於皆系自願參加，都能自覺學習，勤奮攻讀，學習之風甚濃。?（2）培訓：該社自西寧藏文研究社時起，即一直重視實習與培訓。自1932年開始，又按社員志願，先後選送王任邦赴貴德米那塔寺，祁佩椿赴同德拉加寺，沈桐清赴尖扎南宗寺，侯生楨與張斌赴化隆支扎寺（後又轉赴塔爾寺）。1933年年底，送我、溫存永、納朝璽赴同仁隆務寺，楊福齡赴大通廣惠寺，皆住宿於各該寺寺主府中，遵守普通學僧應遵循的制度，參加一定的學院生活，在名師教導下，勤工儉學，進行深造。這是該社較西寧藏文研究社規模更大的一次選派社員進入藏傳佛教各派寺院實習深造的舉措。這些社員經過數年勤奮自勵，學習成績得到各寺寺主的肯定，曾授予不同的命名（等於學位），於1935—1936年先後回到西寧參加工作，在此後的民族教育和藏漢文化交流中都各有表現。
研究與出版情況
（1）研究：自1931年起，該社的研究工作集中編輯藏漢文合璧的《分解名義大集》（通稱《翻譯名義集》），由的扎·智化達吉指導，陳顯榮負責，於1932年完成。《翻譯名義集》是一部著名佛學詞書，國內有梵漢合文和梵藏合文的兩種。梵漢合文的《翻譯名義集》，系宋時漢族僧人法雲（1088——1158）所編，有較詳的注釋和考證。梵藏合文的《翻譯名義集》，系唐時吐蕃國王可黎可足（可黎可足，為吐蕃王朝第四十一代國王，本名赤祖德贊，於公元822年，致力和好唐蕃甥舅關係，在拉薩舉行唐蕃會盟，823年，樹立拉薩甥舅會盟碑。他大集天竺和西藏譯師，建立譯場，統一譯名，使藏文得以規範化。史家以之與松贊乾布和赤松德贊並稱為“祖孫三王”。）時由當時的噶瓦貝則、焦若·魯堅贊、祥·也協德三大譯師主持，集眾多譯師彙編而成。兩書名稱雖同，但編篡的時間有先後，內容不盡相同。青海藏文研究社根據梵藏文本，略去梵文，加上漢文，成為藏漢合璧的詞書。故按藏文名為《分解名義大集》。1933年，黎丹得到著名藏學家呂澄先生提供的日本學者編訂的《瑜伽師地論法數》。這是將佛教法相宗主要典籍《瑜伽師地論》一百卷中各詞類整理成為便於檢查使用的辭彙性質的冊子。但只有漢文，且無釋文。乃於是年冬，組織社員歐陽鷙（江西人，後按藏文法名稱歐陽無畏，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教授，1992年去世）、吳均、詹生楨、沈桐清、溫存永、納朝璽、王任邦等人，由楊質夫負責，在黎丹的西寧寓所，按《藏漢大辭典》體例，對照藏文《瑜伽師地論》，分類進行藏漢文對勘，一一摘錄全部藏漢文詞條和釋義，製成卡片，分別補充於大辭典各該詞條之中，經過三個多月的努力，使《藏漢大辭典》的內容得到進一步的充實。
（2）出版：資金與印刷條件，始終制約著青海藏文研究社研究成果的問世。它在教學當中雖以石印印行了一些典籍和資料，但印數不大，使用範圍僅限於社員群中，無法提供社會人士之需，而且所需經費出自黎丹個人的捐助，力量有限，難以承擔批量印刷的所需。1933年秋，黎丹終於說服當時的青海省政府主席馬麒，由省政府撥出一部分經費，交青海省政府印刷局，以石印印行《藏漢小辭典》（上下二冊）和《分解名義大集》（計4冊），石印所需的繕寫藏漢文技工，藏文由楊質夫、陳顯榮、蒲涵文等承擔，漢文由青海省政府秘書處工作人員承擔，皆義務獻工，不取報酬。黎丹以“為什麼要學習藏文”為題給《藏漢小辭典》寫了序文，闡述學習民族語文對民族工作、民族教育、民族團結、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性，的扎·智化達吉以藏文為《分解名義大集》寫了一首情文並茂，規格嚴謹，宛轉迴環，縱橫成文的藏文回文長詩。這首典雅雋永的藏文迴文詩和藏漢合璧《分解名義大集》，被藏學者譽為珠聯璧合，得到極大的讚譽。這兩部工具書，於1934年春全部印出。這兩部工具書的出版，既是青海藏文研究社為探索藏漢文化交流途徑而艱難探索的一個小結，也是藏漢族學者們坦誠相與，積極協作的結晶。
由於石印條件的限制，《藏漢小辭典》和《分解名義大集》雖出版發行，但印數只有數百，遠遠不能滿足國內的需求。抗戰時，北平菩提學社曾刪去《藏漢小辭典》的序文及出版單位，以石印盜印一次，但印數不詳。建國後，民族工作者及各民族學校亟需藏漢合文詞書，一些求學心切的學生曾相互傳抄《藏漢小辭典》及藏漢合璧《舂解名義大集》，供學習之用。1951年，西北民族學院曾剔去《藏漢小辭典》的序文等在上海影印若干冊，供教學之需。《分解名義大集》以內容份量較大，宗教詞條較多，沒有得到重印的機會，但作為工具書，仍在學習藏文的人士之間傳抄流行。而今時逾多半個世紀，西寧及北平所印的石印本僅在個圖書館中尚可窺見，上海的影印本，也以時移境遷，不復多見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