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小說開始於烏爾比諾醫生，他前來檢查摯友傑勒米雅·德薩因特·阿莫烏爾（Jeremiah Saint-Amour）的遺體。阿莫烏爾在60歲的時候自殺，為的是不再變老。回到自己的家中，醫生髮現自己心愛的寵物鸚鵡正停在一株芒果樹的頂上，當他試圖抓住它的時候，迎向了自己的死亡。
弗洛倫蒂諾·阿里薩選擇了這個時候向烏爾比諾的妻子費爾米娜·達薩表白了心跡，但是她被他的唐突，以及自己所感到的內心深處觸發出的情感所嚇退。當他們都年輕的時候，她和弗洛倫蒂諾互相交換了許多熾熱的情書，並且曾經決定結婚。而再次見到他時，費爾米娜卻“驚慌地自問，怎么會如此殘酷地讓那樣一個幻影在自己的心間占據了那么長時間”，並對他說“忘了吧”。 弗洛倫蒂諾則珍守著對她的渴望，並且決心為她保持童貞直到他們最終能夠走到一起。然而他很快發現自己用放縱的生活來排遣分離的空虛，費爾米娜嫁給了烏爾比諾醫生，成為了他忠實的伴侶。而醫生本人也有著相似但比較簡短的一段前事。
只有在烏爾比諾死後弗洛倫蒂諾才重新檢視對費爾米娜的愛情，他慢慢地通過自己的文字消弭了兩人之間的隔膜。在一次船上的旅行中，年邁的一對發現自己重墜愛河。費爾米娜擔心這樁情事可能引起的醜聞，於是船長升起了一面向代表霍亂流行的黃旗，護送著這自我放逐但永遠不分離的愛情。
創作背景
《霍亂時期的愛情》創作的直接起源，是馬爾克斯在報紙上看到了一則新聞：一對來到四十年前的故地，重溫蜜月旅行的老人，竟被載他們出遊的船夫用漿打死了，為的是搶走他們身上帶的錢。他們是一對秘密情人，四十年來一直一起度假，但各自都有幸福而穩定的婚姻，而且子孫滿堂氣這個故事與父母年輕時候的愛情故事雜糅在一起，為作家筆下的虛構小說奠定了時間跨度與張力結構，但是，馬爾克斯更為重要的創作契機源自於他個人對愛情的理解和對拉美文化的認識。
馬爾克斯在小說創作期間，曾多次同自己的父母進行過交談，他是在計畫寫一部反映他們生活的小說。故事是從加西亞·馬爾克斯的父親開始的。他的父親加夫列爾·埃里希奧·加西亞·馬丁內斯是一個報務員、詩人和小提琴者，在他所屬的階級里，他是一個很受歡迎的年輕人，就像小說里的弗洛倫蒂諾一樣。一個偶然的機會，他來到年邁的馬爾克斯上校家裡，並且愛上了上校的女兒。1925年3月一個炎熱的下午，在馬爾克斯上校家一顆扁桃樹的綠陰下，他向這位叫做路易莎的漂亮姑娘透露了心跡，說自己因她而睡不著，他心裡沒有別的女人，一定要娶她為妻，甚至要即刻和她成親；只給她二十四小時的考慮時間。
然而姑娘未能做出任何回答，因為在這時候她的姑媽弗朗西斯卡·西莫多塞阿·梅希亞朝扁桃樹下走來。她即是《霍亂時期的愛情》中埃斯科拉斯蒂卡·達薩姑媽的原型。加夫列爾·埃里希奧給她取了一個“刻爾柏洛斯”的綽號，因為她形影不離地看著外甥女，成了所有想追求路易莎的小伙子的災星。但路易莎最終還是偷偷答應了加夫列爾·埃里希奧的求婚。
得知女兒私定終身，馬爾克斯上校氣得不許報務員再登自己的家門。但這對年輕的情侶想盡一切辦法保持聯繫。報務員的膽子越來越大，開始在窗下為愛人演奏小夜曲——就像弗洛倫蒂諾·阿里薩為費爾米娜·達薩所做的那樣。路易莎的雙親覺得只有遙遠的距離才能連根剷除年輕人熾熱的戀情。於是就像小說中的洛倫索·達薩那樣舉家搬遷。但是，加夫列爾·埃里希奧沒有服輸。他定下了更為高明的策略，在路易莎沿途經過的城鎮的報務員們的配合下，兩人通過電報進行密切聯繫。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霍亂時期的愛情》中。不用再多舉例證了，正是加夫列爾·埃里希奧的愛情故事，六十年後啟發他的兒子創作出《霍亂時期的愛情》。他們之間的愛情故事本身就富有傳奇色彩，即使原封不動，也是可讀性非常強的文學作品。但馬爾克斯並不就此止步，他又加入了另外一些人的愛情故事%包括他自己的愛情故事。
人物介紹
弗洛倫蒂諾·阿里薩
主人公，他在追求費爾米娜·達薩失敗後．則陷入同眾多女人頻繁私通的性狂亂中．妄圖用一切他能到手的女性來代替費爾米娜·達薩的位置，真可謂用愛情的名義來褻瀆愛情．他在老態龍鍾之時依然熱烈追求費爾米娜·達薩並終於贏得她的愛情。應當說，既有出自衷心能真愛，也有出自補賞失敗的執著，只有在費爾米娜·達薩真誠待他，愛他的感召下，他的愛才日益純真起來，從而在垂暮之年品賞到了幸福愛情的甜蜜。
馬爾克斯筆下的弗洛倫蒂諾·阿里薩，應當看作是情愛文學中一個不可多得的藝術典型。他能在任何情況下不忘當初的戀人，又能在任何情況下勾引別的女人。他性格倔強，又放浪形骸，厚顏無恥。
費爾米娜·達薩
弗洛倫蒂諾·阿里薩的戀人，胡維納爾·烏爾比諾的妻子。在作者的筆下，費爾米娜的愛情是深沉的、猶豫的。烏爾維諾醫生死後，阿里薩斷絕了同其他女人的來往，一心一意地愛費爾米娜，其熱烈程度不亞於當年。費爾米娜卻矛盾重重，猶豫不決，而對阿里薩的熱切渴望，她一再用不冷不熱的話回答他：“我別無他求，我已經七十二歲了。”“我不知道老見面有什麼意思。”
胡維納爾·烏爾比諾
醫生，費爾米娜·達薩的丈夫。胡維納爾·烏爾比諾說他娶費爾米娜·達薩是一次醫療錯誤的結果，並非完全是一句玩笑話，他們的關係從開始到結束，的確也很難讓人領略到多少愛的成分。年輕時期，他向她提供物質享受。年老之後，她向他提供起居幫助，這便是他們五十一年的和諧婚姻的全部內容。
作品賞析
主題
在《霍亂時期的愛情》中，"愛情”、“情愛”、“性愛”並沒有明顯的區分。馬爾克斯的書里很少出現“性”這個具體的字眼，他習慣使用的是“仰慕”、“愛”之類的抽象字眼。這種用法，讓愛與性在他那裡似乎是同中有異、異中有同，關係含混複雜。在馬爾克斯看來，愛和性顯然不應該截然分開。這符合現代人們對愛情的認識。也因此給馬爾克斯書寫愛情題材時所帶來一種特別的味道，一種或許受到誘惑的感覺。
著作封面小說以阿里薩和費爾米娜之間持續了半個世紀的愛情作為主線，不失時機地將其他多種愛情磨練成珠，穿綴於這條主線上。“野心勃勃”的馬爾克斯恨不能將人世 間的種種愛情“一網打盡”。不少的愛情在書中只是一筆帶過；不過，幾乎是出現在作品中的每個人物都被作者繫上了“愛情”的紅線。這裡有阿莫烏爾的隱蔽的愛情，但卻“不止一次體驗到了剎那間爆發的幸福”、有阿里薩父親那石破天驚的宣言：“我對死亡感到的唯一痛苦是沒能為愛而死”、有阿里薩許許多多的朝露之情、有烏爾比諾和林奇小姐之間羞澀而大膽的愛……如此這般，不一而足；形態各異，“真摯火熱”的情感核心卻都是一樣的。有評論家精闢地說：“它堪稱是一部充滿啼哭、嘆息、渴望、挫折、不幸、歡樂和極度興奮的愛情教科書。”作家藉此認真思考了情愛心理、性愛心理以及老年人心理。小說不僅僅是讓我們看到愛情的多種可能性；真正讓人嘆為觀止的還在於：涉言不多，而“愛情”的諸般特色輕易皆呈。這得益於作家透視愛情及人性的犀利眼光——由於這種眼光，作家三言兩語就切中了諸種愛情的“要害”。我們在《百年孤獨》中已經領教了作家的這種本領，書中對雷蓓卡、梅梅、阿瑪蘭塔等人的愛情的描寫就能很好地反映這一點：此種本領在描繪費爾米娜與阿里薩、費爾米娜與烏爾比諾的愛情時尤其發揮得淋漓盡致。
在半個世紀的漫長光陰里，阿里薩在數不清的女性肉體上尋找和迷失，儘管他在內心說“心房比婊子旅店裡的房間更多”，但那些心房的牆壁可以輕易酥塌，於是那闊大的心房裡裝著的又只是“戴王冠的仙女”費爾米娜了。他固執地以為他最終能與她結合。可是，對阿里薩來說，那難以實現的愛情又並非牢籠，他的意志在愛情的苦海中自由戲耍，甚至沒有顧及到可能沉沒的危險。可敬的上帝製造了他的本能，卻對他這種懸於本能之上的“愛情”無可奈何，甚至會感到受了威脅。
費爾米娜與烏爾比諾之間又是另一類的愛情，它如溪水般平靜、遲緩卻偶有跌宕。相對費爾米娜與阿里薩的愛情，或許我們可以在其中找到更多的世俗的東西。但作家並沒有對它加以否定；恰恰相反，老馬爾克斯甚至把“幸福”這樣的字眼用到了上面。在“愛情”與“婚姻”的疊合、交錯中，作家認為“夫妻生活的癥結在於學會控制反感。”馬爾克斯還說過：“男女雙方的結合，如同整個生活歷程一樣，是一件極其難以處理的事情，它必須從最初的時刻天天開始，而且必須在有生之年天天如此。”（《番石榴瓢香》，第25頁）這是一種有收斂的愛情，要想讓它細水長流，就必須做出相當的努力乃至學習。不過，費爾米娜與烏爾比諾並沒有把作家的謹慎告誡放在心上：兩人的愛情雖被作家安排在這個模式下，但並沒有進入自覺狀態，遠未達到作家所希望的那種境界。
顯然，阿里薩、烏爾比諾所代表的是兩種有很大差距的愛情；前者是激情的也毋寧說是帶有幻想性質的；後者是理智的也毋寧說是帶有世俗性質的。兩者之間，並未見作家有多少傾斜。其實，這兩種愛情恰恰是作家兩個精神層面的體現——老馬爾克斯既充滿激情與活力（文學家之個性），又有一顆世俗的平常心（人之共性）。在《霍亂時期的愛情》中，瑣屑與高尚、變幻與永恆、平淡與傳奇、肉慾與靈欲、理智與激情完美地結合在一起，使人難以給“愛情”以明確定義以及種類之劃分，這是愛情的魅力，恰也是小說的偉大之處。
小說末篇阿里薩和費爾米娜則以愛情來結束他們的生命形式。面對死亡，生命的現在性才呈現出來；面對死亡，生命的雜質蕩然無存，愛變得更加濃醇；面對死亡，世俗的觀念不再能局限那純淨的、永恆的愛情： 實現愛情也就是對生命的執著。老年的阿里薩與費爾米娜的愛是純淨的，並不是因為他們遠離了性的誘惑，而是由於他們越過了道德的、世俗的偏見而直接與自己的生命對話。馬爾克斯細緻地描寫他們在半個多世紀之後，用瘦骨嶙峋的老人的手在黑暗中相互觸摸，他們的吻散發著老人特有的酸味。與許多描寫老人的相互理解與扶持的小說不一樣，《霍亂時期的愛情》直接地描寫了他們的如同新婚的年輕人一樣的緊張而又激動人心的做愛。它不是理解，不是同情，不是相互扶持，而是一種生命的無可替代的交流。對於費爾米娜來說，回到舊生活才意味著死亡，和阿里薩一起在河上永遠向前航行才是對死亡的超越和對生命、愛情的肯定。
小說所描述的時代背景是加勒比海城市的世俗風貌——危及哥倫比亞的三大災難：戰爭、霍亂、人為的破壞。時間跨度從19世紀80年代一直延續到20世紀30年代。戰爭和霍亂威脅著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為的破壞加劇了人與自然的對立，人的社會孤獨感使人與人之間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離加大。人們如無垠的野草，產生了孤獨感，不敢面對社會，也無力改變社會。這種社會孤獨感的根源在於所處的時代和社會環境。社會孤獨感大致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是與生存方式可以聯繫的表層心理感受，主要由外在環境直接引起。如與親人分離後的重聚，相思戀人的結合等等。隨著外界環境的好轉，這種社會孤獨感就會隨之煙消雲散。另一種是與生存意識相結合的深層內心體驗。它長久地居於人們的心理深處，所處環境的改變也不能輕易地消除這種孤獨感。即便是在車水馬龍中或在蜜月旅行中或是天倫之樂中這種孤獨感都絲毫不會散去。二者互為表里，有聯繫也有區別。社會孤獨感雖然是人的一種心理體驗，但這種體驗絕不是始終不變的。
馬爾克斯筆下的不幸愛情與死亡均源於生存意識的社會孤獨感。導致人的社會孤獨感的重要原因是愛情在現實中的受約性和不完美性。愛情雖然是人的屬性之一但並不是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條件下都能順利地實現愛情的願望。愛情不僅受到社會條件的制約，也受到交往者自身條件的制約。貧窮的阿里薩被費爾米娜勢利的父親拒絕後，產生的心理創傷演變成一種社會孤獨感。在社會孤獨感的衝擊下，柔弱的阿里薩面對費爾米娜的父親拿死亡來威脅他時居然說出驚人的誓言：“沒有比為愛情而死更光榮的事情了。”
由社會孤獨感衍生的強烈自我意識引領阿里薩積累財產，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等待重回費爾米娜身邊的機會。社會孤獨感與自我意識是相互依存的。自我意識弱化使得社會孤獨感加重，自我意識強化使得社會孤獨感瓦解。如果烏爾比諾醫生的死亡的揭示的是失落的自我，那么阿里薩和費爾米娜的愛情則昭示著找回了的自我。社會孤獨感反映了社會時代的心態變化，展示出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深刻隔閡。不僅如此，小說中人物的社會孤獨感折射出人類心靈的痛苦。馬爾克斯通過小說中人物的社會孤獨感透露的信息是： 並非對社會絕望，對人生悲觀，將人生看做是奔向死亡的過程，而是體現了對生命濃烈的愛。
川端康成在《睡美人》中說：年老的人擁有死亡，年輕的人擁有愛情，愛情可以擁有很多次，死亡卻只有一次。這句飽含著淡淡憂傷的話語深深影響著馬爾克斯的思考：“我想，歲月的流逝已使我意識到，感情和情趣，即內心的活動，是最重要的······我覺得我要是年輕幾歲，就寫不出《霍亂時期的愛情》。其實，這裡面包含著終身的經歷。它蘊藏著許許多多的體驗，有我自己的，也有他人的。尤其是，裡面有我以前所沒有的觀點。”事實上，《霍亂時期的愛情》的愛情主題包孕了愛情、死亡、青春、生命、時間等關乎人類存在的形而上問題。在小說的最後，弗洛倫蒂諾·阿里薩寫了一封長信給費爾米娜·達薩，此舉有類似“鏡中鏡”的效果：表面上這並不是一封情書，而是他基於對男女關係的理想與體驗而衍生的思考；對她而言，則是關於生命、愛情、衰老與死亡的自我觀照。而且，在文化層面上，不同於《百年孤獨》，馬爾克斯讓落後、封閉、孤獨的馬孔多隨風吹去，他對拉丁美洲寄予生的希望，《霍亂時期的愛情》鼓勵正在面臨著困苦、瀕臨幻滅的拉丁美洲能夠珍惜當下，獲得重生的機會。在某種程度上，《霍亂時期的愛情》反倒比《族長的沒落》更像是《百年孤獨》的續集，它提出了愛情能夠給孤獨帶來慰藉這一秘訣。由此可見，《霍亂時期的愛情》的寫作己經遠遠超越了單純的愛情主題。
手法
對話極少
馬爾克斯認為西班牙語的書面對話總是顯得虛假做作（《番石榴瓢香》，第43頁），因而《霍亂時期的愛情》如同他的其他小說一樣，對話極少。不過，在這本小說中，每個人物的的興奮、焦慮、悲痛、憂懼皆裸呈於讀者眼前。作家剝奪了他們的話語權，卻賦予他們傾訴權。他們或竊竊私語、或長聲哀嘆，都直接訴之於我們的心靈。小說情節進展緩慢，讓人想到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但人物的詠嘆卻消解了我們閱讀時的寂寞感。
敘述
費爾米娜與阿里薩、費爾米娜與烏爾比諾的愛情時間跨度長達半個世紀。為此，作家將敘述分為兩個層次：一類是連貫性的概括敘述，一類是片斷性的詳細敘述。概述宏闊粗朗，但人物的情感起伏窈窕可見，作家的敘述基點不是事件而是情感；詳敘綿密有致，情感的微妙處也被放大，其中矛盾畢顯、詩意俱呈，尤其讓人嘆服的是那種稍縱即逝的人物心理也被作家以心靈的攝像機加以定格，如寫費爾米娜與阿里薩剛剛相識時，“他（阿里薩）的棄兒般的眼睛，牧師般的裝束，他的神秘的行動，都引起她（費爾米娜）難以遏止的好奇心，但她從來沒有想到，好奇也是潛在的愛情的變種。”寫阿里薩，“有許多次，他想到了愛情的宿命論，不禁在心中自問，他們（阿里薩與費爾米娜的父親）遲早會相逢，那時的情景會是怎樣呢？”……作家的一雙眼睛具有俯視功能、又具有顯微功能，二者相反相成，使他得以潛入變幻多姿的人性深海，尋找愛情和幸福的真義，也使《霍亂時期的愛情》具有巨大的感染力。
霍亂
小說的故事發生在霍亂時期。在小說中，加西亞·馬爾克斯賦予霍亂一種象徵意味——愛情。因為霍亂能致人死命，也能讓人懂得生之珍貴，激發出更加頑強的生命力。對於小說的男主人公弗洛倫蒂諾·阿里薩來說，霍亂與愛情的作用相近。馬爾克斯用令人恐懼的霍亂隱射愛情，似乎告知人們，愛情雖然很甜美，但它折磨起人來，會讓人生不如死。但是，不經過這樣的生死考驗，也無法得到真正的愛情。馬爾克斯將自己對愛情的獨特理解投射到弗洛倫蒂諾·阿里薩的形象之中。
小說中的阿里薩 “身材瘦削、性格內向、衣衫簡陋”，但充滿了詩人的氣質，在他與費爾米娜偶然的對視中，他把她當作了他的“花冠女神”。她們並沒有機會交談，他只能坐在花園中一張不易被人發覺得長椅上，假裝讀一本詩集，偷偷地看心愛的姑娘走過。他寫出了滿紙詩情的情書，在夜晚浪漫地演奏小提琴，用飽含愛慕的雙眼追隨者他的女神。在鼓足勇氣把情書遞給費爾米娜等待回信的日子裡，他開始變得“寡言少語、茶飯不思、輾轉反側、夜夜難眠”；“他腹瀉、吐綠水，暈頭轉向，還常常昏厥”；母親以為他患上了當時令人談之變色的霍亂。正如作者所言，似乎相思病和霍亂有著相同的症狀。阿里薩因為得不到費爾米娜的回應而惶惶不可終日，忐忑不安。當他得到了費爾米娜的一封再簡單不過的回信，卻神魂顛倒，幸福無比，恨不能“在信的每一行里把自己燃燒殆盡”。他甚至在面臨女孩父親殺死他的威脅 時，能夠勇敢地說“您朝我開槍吧，沒有比為愛而死更光榮的了！”阿里薩愛得狂熱，因愛而生卑微，難怪費爾米娜看到的總是他“冰冷的眼睛、青紫色的面龐和因愛情的恐懼而變得僵硬的雙唇”。愛情真是一種疾病，阿里薩陷入了這場由文字營造的愛情疾病中，從來沒有被治癒過。
這種愛的疾病足以感染一個同樣正直青春的少女。費爾米娜在阿里薩的守候和情書攻勢之下，由“同情”、“消遣”、“好奇”發展到“渴望”見到他。她開始在課上偷寫回信，在彌撒時偷偷收起信件，在私底下差侍女送回信。他們的感情似在一封封情意綿綿的書信中俱增。書信達兩年之久時，費爾米娜答應嫁給他。即使遭到父親的死亡威脅時，她也不忘記寫一封告別信，並割髮辮寄給他來明確自己的決心。
小說中，弗洛倫蒂諾·阿里薩得不到自己真正的性對象，在與費爾米娜的愛情中飽嘗苦果，甚至有生命之憂，猶如感染霍亂一樣。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在眾多的情人關係中，不斷得到了性目的的滿足，這反而更加強化了他對費爾米娜持久不衰的愛情。因為弗洛倫蒂諾把自己的生命力與性能力等同起來，性慾的旺盛使他相信自己並未老去，使他相信最終能夠等到和費爾米娜結合的那一刻。可以說，馬爾克斯賦予了愛情以激發生命的力量。在他筆下，短暫的魚水之歡不僅不會消解真正的愛情，反倒是堅定了主人公追求真愛的勇氣和信心。而且，小說的結局對此予以了肯定。
作品評價
如若沒有在這條河上的航行，就沒有愛情可言：這樣航行的最好產物就是那些把我們破損不堪的靈魂歸還給我們的作品，而這其中不可置疑地包括這部炫目且令人心碎的小說《霍亂時期的愛情》。——美國作家托馬斯·品欽
這部多姿多彩、時間跨度為五十年的悲歡離合的巨著，展示了所有愛情的可能性，所有愛情的方式、表現、手段、痛苦、愉快、折磨和幸福。它堪稱是一部充滿啼哭、嘆息、渴望、挫折、不幸、歡樂和極度興奮的愛情大全。——哥倫比亞文學評論家安東尼奧·卡瓦耶羅
這部光芒閃耀、令人心碎的小說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愛情故事之一。——《紐約時報》
一部華麗炫目的作品，寫盡了愛情、死亡、回憶的主題。——《華盛頓郵報》
一個力量無窮的愛情故事，一部永恆的傑作。——《新聞周刊》
這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超乎時間之外的故事，他是本世紀最有魅力的作家。——《芝加哥太陽時報》
一部在寫作上爛熟的小說，永遠暗含豐富的哲理，充滿人性的光輝。——《出版家周刊》
加西亞·馬爾克斯把愛情寫成了一種救世恩典，一種使生命具有意義的偉大力量。——《明鏡周刊》
愛情戰勝了死亡，作者將對女性世界的認識融入到字裡行間，為我們創造了一個世界，我們便會夢想著都要去的世界。——《星期周刊》（哥倫比亞）
《霍亂時期的愛情》寫盡了生命的尊嚴與哀傷，呈現出一片人世的奇蹟。——《朝日新聞》
《霍亂時期的愛情》是加西亞·馬爾克斯最著名的作品，為我們描繪了愛情中的執著、忠誠與命運。——《ABC》（西班牙）
在《霍亂時期的愛情》中，馬爾克斯發掘出一條新的道路，一條漫長的永恆愛情的通道。——《快報》（法國）
《霍亂時期的愛情》是馬爾克斯最好的小說，這場關於男女間各式愛情令人萬般感喟。——《泰晤士報》
作者簡介
加西亞·馬爾克斯，哥倫比亞小說家、電影編劇、新聞記者，史上“最無爭議”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影響世界小說走向的文學巨匠，代表“魔幻現實主義”文學主峰，二十世紀全球最重要的作家之一。1927年出生於哥倫比亞馬格達萊納海濱小鎮阿拉卡塔卡。父親是郵電報務員，家境貧困，母親出身世家。自幼在外祖父家生活。外祖父當過上校軍官，思想激進，外祖母見多識廣，善講神話傳說和鬼怪故事，對其日後的文學創作產生了深刻影響。1936年隨父母遷居蘇克雷。1947年考入波哥大國立大學攻讀法律。1948年因內戰輟學，進入報界，曾任《觀察家報》等報記者。五十年代開始出版文學作品。六十年代初移居墨西哥。1967年《百年孤獨》問世。1982年“小說作品創建了一個自己的世界，一個濃縮的宇宙，其中喧囂紛亂卻又生動可信的現實，折映了一片大陸及其人們的富足與貧困”獲諾貝爾文學獎，並任法國西班牙語文化交流委員會主席，同年，哥倫比亞地震，他回到祖國。1999年得淋巴癌，此後文學產量遽減，2006年1月宣布封筆。2014年4月17日下午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因病去世，享年87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