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城驛是秦東南幹道，武關道上出陝西境最後一個著名的驛站。地址在今 312國道上的陝西商南縣東 11公里的富水鎮。
武關道是在秦楚相互攻伐又友好結盟的關係中開闢出來的，它利用秦嶺北側的壩水河谷和秦嶺南側的丹水河谷連線而成。武關道位於潼關道南側，是長安東出僅次於潼關、函谷道的一條重要交通路線。唐德宗時曾明令規定：“從上都至汴州為大驛路，上都至荊襄為次驛路”。武關距商州 45公里，唐設驛。出武關至青雲驛，再東行越分水嶺至陽城驛。陽城驛距陝豫分界處不遠，東去抵交通四達的鄧州。長安、商州和鄧州道聯繫著東南半箇中國的疆域，是長安通往江南、嶺南的捷徑。
武關道唐代稱商山路，江南名士至京都謀取功名富貴，長安仕宦遨遊江南，或官貶江南、嶺南，多由此道而行。曾寫《商洛山行懷古》等詩的張九齡四經此道；白居易曾“七年三往復”；元稹曾七度武關；韓愈貶官潮州及後返長安以及杜牧、李涉等均曾走商山路。王貞白《商山》詩云：“商山名利路，夜亦有人行。”李涉《題武關》詩云：“來往悲歡萬里心，多從此路計沉浮”。因而商山路也被稱作“名利路”。
唐時沿用秦漢武關舊道。由於行旅特多，山道不寬，驛馬有時滿足不了需要。顏真卿貶官峽州，在《荊州謝上表》中說：“小道使多，驛馬先少”。加之大部分路段沿丹水北側行走，夏秋江水上漲經常沖毀道路，曾多次修治。唐德宗貞元七年（公元 791年)八月，徵發工役十餘萬，加寬舊道，於阻水澗處，別開偏路，以避水潦。“修橋道，起官舍，”此後“人不留滯，行者為便。”據史載：沿武關道曾設“傳軍國急報，達官司文書”的驛站共 18個，自長安都亭驛東南行經五松驛，藍田驛、青泥驛、韓公驛、蘭橋驛、蘭溪驛、北川驛、安山驛、仙娥驛至商州；四浩驛、洛源驛、棣華驛至丹鳳；東去經桃花驛、層峰驛、武關驛、青雲驛至商南；再東去至陽城驛。
陽城驛的驛名，正好與唐德宗時的名臣陽城姓名相同。史載，陽城為官廉潔，愛護百姓，聲譽頗佳。陽城任諫議大夫時，宰相陸贄為用人、節財等事屢諫言，為裴延齡所譖。德宗於貞元十年(公元 794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錯罷賢相陸贄，任用了權臣裴延齡。陽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使用奸臣，殺無罪人。’”他剛直不阿，犯顏直諫上疏論“延齡奸佞，贊等無罪。”上大怒，欲加城罪，經太子營救，才於貞元十一年(公元 795年)七月初一“貶國子司業”，貞元十四年(公元 798年)九月二十三日又降為道州刺史。陽城雖遭貶而終不悔。由於驛名與人名巧合，圍繞驛之改名，在唐代幾位詩人中曾出現一段趣話。
有人說他敬重陽公，不忍直呼驛館之名而冒犯了賢者的姓名，建議應改個避諱陽城的名字。如中唐詩人元稹，因與宦官和官僚鬥爭遭受打擊，唐元和五年(公元 810年)被貶為江陵士曹參軍。他行經商山陽城驛，佇立館前，聞名思人，感慨落淚，寫了首《陽城驛》長詩，曰：“商有陽城驛，名同陽道州。陽公沒已久，感我淚交流。”他首議主張陽城驛應改名：“我願避公諱，名為避賢郵。”
他把這首詩寄給白居易，白很贊同，立即寫了《和陽城驛》，除完全同意“改名避賢驛，大署於門楣”的同時，還認為元的詩寫了陽公的行、跡、道、節“一一皆實錄，事事無了遺。”“若作陽公傳，欲今後世知。”應該上《全錄元稹詩》。元稹提出改名，雖有白居易全力支持，但十多年裡“陽城”驛名仍未變更。唐穆宗長慶二年(公元 822年)白居易赴杭州為刺史，經此處有《宿陽城驛對月》一詩可以為證。
也有人說驛館之名應該保留下來，以紀念賢者，同時警戒那些做官為宦的人，使他們看到這個名字，便想起陽城的為人，敬而畏之。如晚唐詩人杜牧於唐開成四年(公元 839年)由潯陽赴長安路過此地時，陽城驛已改為富水驛了。杜牧在《商山富水驛》詩中讚頌陽城的剛直有節：“邪佞每思當面唾，清貧常欠一懷錢。”他認為：“驛名不合輕移改，留警朝天者惕然。”
圍繞著“陽城驛”的名稱改與不改的論爭，看似觀點對立，實際上詩人們的良苦用心是相同的，都表達了對先賢的敬重仰慕，對奸佞的鞭撻憎惡，都是借題抒情的。宋代詩人王禹在淳化二年(公元 99l年)九月謫任商州團練副史時，曾寫有一首《不見陽城驛》的長詩，詩中指出：元杜兩人“一以諱事神，名呼不忍為；一以名驚眾，名在教可施。為善雖不同，同歸化之基。”這應該說是對詩人們關於陽城驛名改與不改的心曲恰當的闡發與總結。
陽城驛改名為富水驛至少已 1160多年，至今仍名為富水。商南縣郵政局在此設富水郵政支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