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簡介
1967年起歷任《湖北日報》記者，1972年任二汽設備修造分廠辦公室副主任，《二汽建設報》採訪組組長，1978年廣州外語學院馬列主義教研室教師，1983年入《深圳特區報》，歷任記者、部主任、副總編、總編輯，1999年《深圳特區報》與《香港商報》合作，開內地報業對香港報業參股改革的第一範例，出任《香港商報》副社長兼總編輯，高級記者。
廣東省記協第八屆常務理事，深圳市作家協會第三屆理事，政協深圳市第二、三屆委員，廣東省八次黨代會代表，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和武漢大學兼職教授。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199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個人作品
著有報告文學《歷盡坎坷志未磨》、《夢裡依稀丹青墨》，文學評論《假如是毒草》、《冷處理漫筆》，報告文學集《風采集》，人物傳記《他的一生在燃燒——記饒彰風》，主編報告文學集《改革者的風采》等。報告文學《突破》獲1984年深圳市優秀文學三等獎，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獲中國新聞獎一等獎、單列市頭條新聞競賽特等獎、廣東新聞獎特別獎、全國改革好新聞一等獎、深圳新聞獎特別獎，其作品還獲廣東新聞界首屆金槍獎。曾獲韜奮新聞獎、廣東省第六屆宣傳文化精品獎個人獎、中國人民大學校友特別獎。
個人榮譽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他作為貼身記者，采寫的長篇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在中國新聞史上留下了輝煌的一頁。
個人事跡
記錄鄧小平南巡的新聞人
志在新聞，卻兩次離開新聞崗位
“1992年，又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寫下詩篇……”那個春天，87歲的鄧小平以非凡的智慧，又一次掀起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潮。正是這次“南巡談話”，構成了“鄧小平理論”最重要的精髓。那些在汽車上、散步中、參觀時吐露出的字字珠璣，通過一篇《東方風來滿眼春》的通訊，傳遍全國，激勵了10億人。
一紙風行，名聞天下，從此，當時鄧小平的貼身記者陳錫添的名字，與偉人、與一個改革開放的時代緊緊聯繫在一起。沒有人會想到，這樣一位新聞界的名人，他也有自己的無奈和嘆息。
1966年，陳錫添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熱愛新聞工作的他，在那個年代，在“左”的思潮影響下，到處東碰西撞。1967年底，他被分配到湖北日報社，新聞工作的板凳還沒坐熱，第二年下半年就被迫到湖北鍾祥縣一個農場接受“再教育”。好不容易把一年多的“再教育”熬到了頭，卻傳來訊息，這批大學生湖北日報社一個也不留，全部重新分配，而且不能分配到縣以上單位，就這樣，他被分配到湖北鹹寧縣一個廣播站。
1970年，陳錫添被調到東風汽車公司專用設備廠從事行政工作。本著對新聞工作的熱愛，1974年，他強烈要求從工廠辦公室副主任崗位調到當時的《二汽建設報》任採訪組組長。時至今日，陳錫添還清楚地記得，第一台東風車下線大巡遊時，他激動地寫了一個整版的稿子。
他的新聞事業剛剛有了好的起步，沒想到“海外關係”又影響了他，當時只要有親戚在國外，就會招來諸多是非。後來想到廣東有“海外關係”的人比比皆是，回廣東也許會好一些。可是，當時廣東的新聞單位不要人，幾經聯繫，他才於1977年調到廣州外國語學院，具體工作是教黨史。這是他第二次離開新聞崗位。
雖然冰冷的現實總是刺痛著一個新聞人的激情和夢想，但他一直沒停過練筆。在學校任教期間，他在各種報刊雜誌上發表了散文、雜文、文藝評論等各類作品。1982年，還在香港《大公報》上發表了人物傳記《記饒彰風》，連載10天，受到當時《大公報》社長費彝民先生的讚揚。
毛遂自薦，42歲再當“小記者”
1981年，陳錫添回母校新會三中（現在的棠下中學）參加一次聚會，學校請他這個當年的優秀生對校友講話。站在台上，面對眾多的校友，滿腹的辛酸湧上心頭。他想到，自己在學校的時候品學兼優，甚至還是低年級學生的偶像，又從堂堂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畢業，那屆畢業的還不到50人，現在卻不能在新聞舞台上擁有一席之地，感覺這么多年一事無成，實在無顏見江東父老。講著講著就哭了起來，再也講不下去。這件事促使他再次下決心找準自己的人生定位。
1983年10月陳錫添到深圳旅遊，聽說《深圳特區報》這一年12月要由周報改為日報，可能需要人，就跑到報社毛遂自薦。
當時，他什麼背景也沒有，就是拿作品給社領導看。結果他回到學校還沒有跟外語學院提出來，《深圳特區報》的調令就來了，要求12月1日報到。學校當時不放，他就給院長寫了一封長信，寫自己畢業後到處輾轉的情況，以及對新聞事業的執著追求，院長看完信，當即同意放人。
來到報社，陳錫添感覺如魚得水，熱情澎湃。白天一接受任務就出去採訪，晚上就騎個破腳踏車去采寫人物通訊、報告文學。隨著諸多力作的接連面世，他終於被人們接受和認識，並且很快得到領導的賞識。半年之後，他就當上了部門副主任，過了兩年，他又當選為大部門的主任，1988年5月，到報社不滿5年的陳錫添被提拔為副總編輯。1992年，他又評上“正高”職稱，成為當時深圳僅有的三位高級記者之一。
當時，陳錫添42歲才開始重新成為一名普通的“小記者”，51歲時終於因為鄧小平南巡遇到一次重大機遇。對此他有何感想？陳錫添引用一位哲人的話說，鷹有時飛得比雞還低，但鷹總是要高飛的。
抓住機遇，一文而名動天下
在中國新聞史上，如果要在新聞工作者中尋找一個與鄧小平有關的人，很多人會第一個想到陳錫添。1992年3月26日，由他撰寫的那篇1.1萬字的通訊《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志在深圳紀實》在《深圳特區報》頭版頭條刊出後，馬上被國內所有重要傳媒轉載刊發，海外通訊社也作出強烈反應。一個加快改革開放的濃郁的輿論環境迅速在中國形成。陳錫添，也因此“一文而名動天下”，在中國新聞史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
1992年1月18日的下午5時，陳錫添接到電話通知後趕到深圳市委，被告知鄧小平同志將在第二天到達深圳，由他隨行採訪，並特別叮囑，此事絕密，不得外傳。從18日到23日，他一直跟在鄧小平身邊。當時領導的意思是“不題詞、不接見、不報導”。但他感覺老人家不像是來度假的，好多話不吐不快，雖然是聊天的形式，但沒有一句話是閒話，談話的內容很多，針對性、指導性很強，如果歸納起來，就是鄧小平理論的一個架構。他覺得總有發表的機會，所以採訪很細。
1月到3月初，陳錫添一直在整理材料，沒動筆。其間，上海文匯報、深圳青年雜誌都派人找他，讓他寫好稿子，發在他們那裡，並願意承擔一切風險。他卻沒有同意。直到3月22日，《南方日報》發了一篇相關短文，陳錫添一下就著急了。問《南方日報》相關人員，對方說是請示過謝非（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於是，陳錫添從22日中午開始寫，到24日下午就寫出一篇長篇通訊。第二天，他和社長一塊兒去找時任深圳市常委、宣傳部部長楊廣慧，楊部長說：“發吧！稿子我就不看了，你們自己把關，但要注意把小平同志寫成人，不要寫成‘神’。”
“現在想起來，如果當時楊廣慧猶豫一下，這篇稿子就出不來了。發稿子那天晚上，我一宿沒睡，通訊中很多是‘鄧小平說’，弄錯了不得了。好多報紙都轉載了，我這才放下心來。現在看來是好事，但在當時還是很冒險的。深圳當時的市委書記李灝在市委常委會上說了一個事情——1992年的‘兩會’上有一位中央主要領導同志問市領導，這個稿子怎么出來的？李灝說，‘我不知道，家裡定的吧’。意思是他在北京開會，是在家的深圳市領導定的。中央領導說：‘你們的膽子好大啊’。”
走近偉人，“小平充滿人情味兒”
在貼近小平的5天時間裡，一代偉人給他留下了怎樣的印象？
陳錫添說，鄧小平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一個非常平凡的老人家，他剛剛走下火車的時候，穿著一件深灰色的夾克，黑褲子，滿面笑容，非常慈祥，也很樸素。5天整個全程陪同下來，和藹可親的感受越來越深。他沒有作任何報告，都是用閒聊的方式。講話慢條斯理，還一邊打著手勢，非常幽默，常常引起一陣陣笑聲。
儘管看似閒聊，談話的內容意義卻十分重大，他解決了當時中國存在的許多需要解答的問題，當時東歐之變帶來了一些人思想的動搖，老人就講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才是硬道理，避免了把防止“和平演變”當成重點；對於特區姓“社”姓“資”的爭論，他定性深圳姓“社”不姓“資”；當時人們對改革開放的前景感到迷茫，經濟步伐緩慢，他就鼓勵大家要大膽地闖，沒有這種精神就乾不出新的事業。老人的話為中國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加速了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歷史進程。
“由於有紀律，採訪不準錄音，我只能憑筆記。白天，我總是儘可能擠到距小平同志最近處，關注他的每一句話、每一個手勢。好在老人家講話慢，很多話他的女兒會在旁邊大聲重複，我記得下來。比較麻煩的是邊走邊講，這時我就記幾個字的要點，詳細內容憑大腦記，晚上抓緊時間整理，每天都是凌晨兩點以後才休息。”
“作為軍事家、政治家，鄧小平不乏親和力，充滿人情味兒，甚至80多歲了還帶著童真。”在跟隨鄧小平南巡的每一個場合，他都儘量靠近、靠近、再靠近鄧小平，為的是“聽清楚鄧的言談”，看清楚鄧的“音容笑貌”和“一舉手一投足”。
陳錫添回憶說，在游深圳仙湖植物園並種下長青樹時，鄧小平完全陶醉在南方盎然春意之中。在參觀仙湖過程中，老人憨態可掬。比如，他看到天鵝絨竹芋時，用手去摸摸像天鵝絨的葉子，還問長不長芋頭；看到叫“跳舞蘭”的蘭花時，高興地說“哎呀，這花真的很像姑娘在跳舞。”植物園負責人介紹園裡很有特色的一種竹子是從成都“悄悄弄來”的，老人打趣說：“我可是四川人，你們要賠償的喔。”當時鄧小平陶醉於仙湖湖光山色中，久久不願意離開。他的女兒毛毛告訴他，要回賓館了，老人卻充滿童真地說：“這就回去啊？一點自由都沒有！”
貼近民意，才能提高報紙的公信力
1999年，《香港商報》與《深圳特區報》進行合作，開創內地報業對香港報章進行參股改革的第一範例。陳錫添跨過羅湖橋，出任《香港商報》總編輯，他躊躇滿志而去，想到此行的兩個可能結局：或立住腳跟，或鎩羽而歸。
具有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專業的王牌學歷，在內地報業闖蕩已有數十年光景，躋身香港報業的他一匹黑馬。
定位是報紙的主線，特色是報紙的靈魂。在陳錫添和同事們一番精心策劃之後，商報作了全新的定位，整個辦報理念最後凝聚為兩句話八個字，一為“立足香港”，二為“在商言商”。如此定位既涵蓋了商報在香港生存的條件，又在報業之林中獨顯特色。
現在，《香港商報》社評平均每周都有二至三篇被不同通訊社轉發，包括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國新聞社、中國通訊社等經常引用或轉發商報社評；各大網站摘錄的就更不計其數；還經常被香港無線電視、亞洲電視、有線電視、香港電台、新城電台以及鳳凰衛視等傳媒摘要播出，摘用播出率達到七成以上。
自深圳報業集團接手《香港商報》以來，《香港商報》史無前例地連續3年分獲香港最佳新聞獎兩個冠軍一個優異獎，這標誌著《香港商報》的報導質量開始在傳媒圈與客群圈中得到高度肯定。2002年，在香港報業公會“2001年香港最佳新聞獎”評比中，“珠三角長三角世紀大比拼”系列報導，奪得最佳經濟新聞組報導組別的冠軍。此前，系列報導《台灣行腳》獲得1999年度新聞特寫組冠軍，而2000年度經濟新聞類優異獎，也花落《香港商報》。
在陳錫添眼中，新聞不僅在紙上，更在腳下。他先後率領部下北上東北，最先推出振興東北國策系列報導；西進甘肅，揭示大西北投資環境與嶄新面貌；穿梭南粵，向港人推介粵港合作的前景與機會。
對於如何辦好報紙，陳錫添坦言：“結合《香港商報》的實踐，我們有這樣的深切體會，那就是，只有關心民生，貼近民意，才能提高報紙的公信力。具體一點說，就是要更多、更廣泛、更準確地反映民眾的所思所想，貼近他們的生活，反映他們的心聲，維護他們的利益。唯有如此，媒體才能進入市場，進入家庭，爭取更多的客群，從邊緣走向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