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立[中國現代心理學家]](/img/6/c46/nBnauM3XzUzM5kzN5YDO0IDN0UTMyITNykTO0EDMwAjMwUzL2gzL3EzLt92YucmbvRWdo5Cd0FmLzE2LvoDc0RHa.jpg "陳立[中國現代心理學家]")
人物履歷
1928年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
1935年在北京1930年留學英國，師從著名心理學家斯丕爾曼教授。
1933年獲得英國倫敦大學理科心理學博士學位。曾先後在英國劍橋大學、英國工業心理研究所、德國柏林大學心理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
1935年回國後，任中央研究院和清華大學合聘的工業心理研究員。
陳立1939年起，任浙江大學心理學教授、文學院院長。新中國成立後，歷任浙江大學教育系主任，浙江師範學院副院長、院長，杭州大學副校長、校長等職。並曾兼任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學術委員兼研究員，中國心理學會副理事長、浙江分會理事長，浙江教育學會副理事長，浙江省科普協會主席，浙江省科協副理事長，浙江省教育廳副廳長，浙江省政協副主席、浙江大學名譽校長等職。
簡歷
1902年7月22日 出生於湖南省平江縣。
1928年 畢業於上海滬江大學理化專業。
與英國心理會主席交談(1983年)1930―1933年 在英國倫敦大學學習，獲理科心理學博士學位。
1933年 在英國工業心理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
1934年 在德國柏林大學心理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
1935―1939年 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和清華大學合聘的工業心理研究員。
1939年―2004年 任杭州大學（其前身分別是浙江大學文學院、浙江師範學院）心理學教授，校長、名譽校長。 1950年―2004年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主要成就
陳立，1902年7月22日生於湖南省平江縣。1928年獲上海滬江大學理學士學位。1930年赴英國留學，1933年獲倫敦大學理科心理學博士學位。曾在劍橋大學、英國工業研究所和德國柏林大學心理研究所從事研究工作。1935年回國後歷任清華大學和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工業心理研究員，浙江大學、浙江師範學院教授，杭州大學心理學教授、校長。陳立是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發起人之一，浙江省科普協會主席、中國心理學會第1～4屆副理事長、《中國大百科全書·心理學卷》副主編。現任全國政協委員、浙江省政協副主席。
1983年在英美考察陳立是我國最早從事工業心理研究的著名工業心理學家，最早採用因素分析方法進行研究。他的博士論文《感覺閾限和智力活動中的起伏》就是運用經典的心理物理實驗和現代的心理測量結合的研究方法，對g因素取材最廣泛的一次研究，被認為是對時相分析的一種新構想。他引進並自編10種測驗，對國小、高中、大學近800名學生進行測驗和因素分析，結果證明“因素組成隨年齡而簡化”，批判了他的老師C．E．斯皮爾曼的g因素不變說。並撰寫《一套智力測驗在不同教育水平的因素研究》（1948）一文發表在英國的《發展心理學報》上，引起國際心理學界的重視，E．B．泰勒認為這是在g因大的發展研究中的轉折點。1935年出版的《工業心理學概觀》是我國最早的一本工業心理學專著。他曾在清華大學籌建疲勞研究實驗室，在北京、上海、江蘇等地的工廠調查勞動環境對生產的影響，試圖改善工人勞動條件，還設計了一套紡織工操作測驗。在杭州開展對事故分析、細砂工培訓、操作分析、工藝流程、視覺疲勞等方面的研究，發表了《細砂工培訓中的幾個心理學問題》（1956）等論文。從60年代起對認知過程進行研究探討，發表了《兒童色形抽象的發展研究》、《色形愛好的差異》等研究報告。他積極從事工業心理學的研究和推廣，培養了一批工業心理學專業人才。主要著作還有：《管理心理學》（主編，1982）、《陳立心理學科學論著選》（1993）等。
主要論著
1、Chenli.Oscillationatthethresholdandinmentalwork.LondonnUniver—sityLibrary,1933．
2、Chenli.Precisionscrew－driverinsmallassemblyuwor．N．I．I．P，HumanFactor，1934（2）．
3、Chenli.Periodicityinoscillation．BritishJournalofPsychology，1935，25（3）．
4、陳立．工業心理學概觀．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5、陳立．一個工廠中的室內氣象研究．氣象學報，1937（1）．
6、陳立．平等新詮．思想與時代，1942（15）．
與著名心理學家恰泮尼斯合影7、陳立．國文評分的因素分析．教育研究，1942（106―107合刊）．
8、陳立．大學與大學生．思想與時代，1943（29）．
9、陳立．我國科學技術不發達原因之心理分析．科學與技術，1944，1（4）．
10、陳立．科學之社會背景．思想與時代，1944（4）．
11、Chenli.Thecorrectionformulaformatchingtests．TheJournalofeduca－tionalpsychology，1944，XXV．（9）．
12、陳立．愛因斯坦相對論的發明思想史――一個心理學的研究．學原，1947，1（7）．
13、Chenli.Afactorstudyofatestbatteryatdifferenteducationallevels．TheJournalofGeneticPsychology，1948，73．
14、陳立．問題兒童測源?學原，1949，2（9）．
15、陳立．科學研究與社會計畫?北京：中國科學出版社，1949．
16、陳立．杭州市四歲到十五歲兒童的身體測量的初步報告．浙江師範學院學報，1956（2）．
17、陳立，朱作仁．細紗工培訓中的幾個心理學問題?心理學報，1959（1）．
18、陳立．隨意運動的機制?心理學報，1960（4）．
19、陳立．程式教學中的幾個心理學問題．心理學研究動態，1964（1）．
20、陳立．程式教學中若干理論問題、心理科學通訊，1965（2）．
21、陳立，汪安聖．兒童色、形抽象的發展研究，心理學報，1965（2）．
22、陳立．我對測驗的看法．心理科學通訊，1982（3）．
23、陳立．工業心理學簡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與德國朋友交換禮品24、陳立．企業組織的發展與改革．外國心理學，1983（1）．25、陳立．行動研究．外國心理學，1984（3）．
26、陳立．習見統計方法中的誤用與濫用．心理科學通訊，1985（1）．
27、陳立．從馮特的實驗心理學到現代的差異心理學――官能心理學與因素分析的評述．杭州大學學報，1986（3）．
28、陳立．管理心理學的新動向．套用心理學，1986（1）
29、陳立．對行為強化理論提些異議．心理科學通訊，1987（6）．
30、陳立．工業現代化中的巨觀工效學、套用心理學，1988（1）．
31、陳立．經濟體制改革中的組織發展研究．套用心理學，1989（1）．
32、陳立．測驗效度理論的析義．套用心理學，1990（1）
33、陳立．項目反應理論初評．心理科學，1991（1）．
34、陳立．改革開放中企業的新秩序觀．套用心理學，1991（1）．
35、陳立．對方差分析法的重估與改轍的考慮．心理科學，1992（4）．
關於O因素的研究
當時，心理學家J．C．弗盧傑爾（Flugel）等人曾對此進行過一些零星研究，但在理論和方法上都存在一些漏洞。1931年，陳立結合心理物理學和心理測量等方法，首先克服實驗儀器設備缺乏的困難，選了120名國中學生作為被試，對智力操作和感覺閾限等進行起伏現象的研究。這是對O因素取材最廣泛而且是用個別被試進行的繁複實驗室研究，對O因素的確定作出了比較詳細的驗證，同時證實了O因素變化的周期。
該研究從內容說，它將弗盧傑爾從疲勞入手研究O因素推到從注意入手進行研究。這樣就使得研究不囿於單一因素。從方法論講，則從各種途徑去突破單因素的局限。在該研究中，陳立對單因素分析，即斯丕爾曼的四差法亦提出不同的看法，傾向於多因素，突破了斯丕爾曼的研究架構。其結果寫成博士論文《感覺閾限和智力活動中的起伏》。斯丕爾曼在其兩卷集的《歷代來的心理學》一書中曾加以徵引。弗盧傑爾把該論文摘要地編入《智力波動的最新探討》一文中發表。論文的最後一章O因素起伏的周期，在《英國心理學》雜誌發表。因其採用移動平均法，而使時相的測量得到一個新的處置。這一統計方法的改進，倍受同行稱道。一位澳大利亞心理學家稱它是“對時相分析的一個新模式”。
對g因素的研究
陳立1939年陳立針對斯丕爾曼提出的g因素不變說（至少從9歲到18歲不變），開始對智力發展規律展開研究。他編了10種測驗，對國小、國中、高中、大學的近800名學生（相當於9到18歲這一年齡範圍）進行測試，計算了近400個相關數據，進行了繁複的因素分析。結果證明因素組成隨年齡增長而簡化，這一發現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他寫成的論文《一套測驗在不同教育水平的因素分析》在美國《發展心理學》雜誌上發表後，受到國際心理學界的高度重視。美國著名心理學家阿納斯塔西首先在他的《差異心理學》中加以引證。後來，泰勒在其《人類差異心理學》中認為該文是對g因素的發展研究劃階段的論著。亨特在《智力與經驗》一書中則將陳立的結論和當代發展心理學權威J．皮亞傑的“守恆”由水平參差到劃一的理論相印證。事實上，皮亞傑的理論類似於陳立論文中的結論，即因素模型逐漸簡化的觀點。智力的發展是循分化還是整合的途徑展開，迄今仍無定論，但陳立的研究與結論無疑是現今仍在熱烈爭論的智力發展問題的肇始之作。
陳立的這些理論研究，確立了他早期在國際心理學界的地位。
1947年，陳立在美國《教育心理學》雜誌上發表了《配對測驗的校正公式》一文，對沈有乾和Zubin兩人繁複的配對測驗計算公式做了很大的改正和簡化。他認為他們設立公式的前提不是從檢查知識而是從無知的隨意挑選答案出發，因而缺乏效度的考慮。此外，他在教學中看到學生們使用這個公式有很大的困難，便引起簡化公式的動機。為此他提出了改正和簡化公式。這充分反映了他對教學的用心。作為在中國第一個介紹並套用因素分析的心理學家，陳立總覺得自己有一種職責，把好測驗關，防止測驗統計的濫用。為此，他曾發表過不少文章，如《我對測驗的看法》、《習見統計方法中的誤用與濫用》、《測驗效度理論析義》、《項目反應理論初評》等等，對中國心理測驗的正確套用產生了良好的影響。
學術成就
陳立在組織管理心理學的理論思想及其套用方面，也有許多創新。這集中地體現強調整體論和巨觀工效學的思想，注重工業心理學理論與我國企業組織改革以及新技術套用的密切結合上。在1983年出版的《工業心理學簡述》這一著作中，他系統地論述了管理心理學、工程心理學和勞動心理學的基本原理及其在社會主義四個現代化中的重要作用、發展趨勢、理論意義、研究潛力和套用前景。他還圍繞人機系統設計中的習慣與革新、企業改革中的目標管理、期望與激勵等方面的心理機制，作了透徹的論述。特別是在企業組織的改革與發展這一研究與套用領域，陳立先後在《企業組織的發展與改革》（1983）、《行動研究》（1984）、《經濟體制改革中的組織發展研究》（1988）和《改革開放中企業的新秩序觀》（1991）等一系列文章中，深入淺出地論述了理論原理，明確地提出了組織改革與發展的方法學和具體實施策略。他特彆強調在組織改革與新技術套用中應重視人員的素質培養和全面發展，指出“組織發展與改革的結果不僅僅是生產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勞動者的素質的提高，並使社會成員向著全面發展的人邁進。同時，分配製度也必然要逐步改變，要使其有利於人的全面發展，激勵社會生產積極性不斷提高。”陳立主張在企業組織改革中採用理論聯繫實際和專家與民眾密切結合的行動研究方法，並注重行動研究的理論定向、長期目標以及開放系統的正反饋作用，以此推動企業組織的發展。他沿著擴大企業自主權這一主題思想，從責任與權益辨證統一的觀點，分析了參與管理對於工作積極性、責任感與生產效益等的獨特效應，並把參與管理作為決策科學化與民主化的重要條件。
勇於創新
自1924年在武昌博文書院任教開始，60餘年的教學實踐，加上他對教育事業真誠的關心和美好的理想，使陳立形成了一套系統的教育思想，並且不遺餘力地推進著教學改革。
陳立首先，他提出大學智育的首要任務是傳授“工具”。為此，他曾建議所在的系改革課程，減少一二年級的專業課，先把一般基礎打好，包括中文知識與表達能力、外語、數學或統計以及計算機技術。他自己率先用英語上課。在專業課教學中，主張改進教科書，讓學生直接接觸經典原著與學報中的研究論文。他非常強調高等學校開展科研的意義，認為只有科研上去了，大學教育才能真正把“工具”教給學生。為此他非常重視實驗室和圖書館建設。從1979年，陳立任杭州大學校長期間起，他重點整頓了圖書館管理。要求圖書管理責任到人，並要求圖書館全時開放。他甚至提議利用食堂，在食堂一角設定開架參考用書，方便廣大同學學習。就實驗室建設而言，陳立從事心理教學數十年，始終把心理實驗放在重要地位。浙江大學屢經搬遷，在房屋不足，實驗儀器缺乏的條件下，他與同事仍然費盡心機，苦苦維持實驗教學。在有了適當的經費之後，就注意逐步添置儀器設備，使實驗室符合當代科學和教學的要求。除了強調大學教育把重點轉移到“工具”傳授上去以外，他還主張改變大學教育偏斜於智育的局限，實現“全人教育”。所謂“全人教育”，即“整個人的教育”，是顧及並協調個體身心各方面的教育，使之得到和諧的發展，成為健康的人。全人教育的思想，最早見於他1943年的《大學與大學生》一文。為了實現這一教育理想，幾十年來，陳立一直關心著大學生在德、智、體、美、勞各個方面的發展。他曾在50年代親自到上海音樂學院找賀綠汀，為杭州大學調來一名音樂教師。同樣，他也很重視對大學生進行政治修養的培養，除政治理論課外，他還把辯論活動看成是培養學生政治修養的重要途徑之一，為民主政治參政議政創造條件。
陳立出任校長後，進一步完善了他的大學管理思想。他提出四個基本問題：用人應有遠見、重視實驗室和圖書館、廢除教研室制度、學生參與學校管理。為此，同濟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校長――教育家》一書曾以顯著的地位報導了他的教育思想與實踐。
隨著我國大學教育自主權的進一步擴大，陳立倡導的教育理想，必將在祖國的教育事業中結出碩果。
人物影響
陳立陳立是在英國工業心理學研究所開始工業心理學研究的。1934年11月回國後，他找到了當時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所長汪敬熙，想在該研究所開展這方面的研究。當時，心理研究所正在從上海搬往南京。陳立便在上海租了一間公寓開始寫書，孑然一身，既無圖書參考，也無助手相幫，埋頭3個月，寫成《工業心理學概觀》一書，詳細敘述了心理學干預工業生產所取得的顯著成效。他在書的末尾，充滿信心地號召國人：“中國在第一次產業革命中是瞠乎後人極遠，如今得迎頭趕上。在這產業第二次革命（機械工業的人化）正是我們趕上人家的機會。……所以工業心理學所希望於國人者甚大。希望整個的產業界都加入這產業的大革命中以確立我國工業化的基礎。”這本書的出版，為我國工業心理學研究填補了空白。汪敬熙對此書頗感滿意。此後，清華大學和心理研究所合聘陳立為工業心理研究員。半年在清華教課並進行調查與實驗研究；半年在中央研究院工作，去江南一帶作些實地調研。在清華大學，除一般教學外，他還到南口和長辛店機車廠作調查，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建議，並在清華大學籌建了第一個“疲勞研究實驗室”。在江南的南通大生紗廠，他在第一年的調查基礎上，第二年帶了助教和實驗員，做了整整半年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個工廠中室內氣象研究》的文章，就是根據其中的部分結果寫成的。他還應廠方的要求，設計了一套“紡織工操作測驗”，取得了許多數據，後因盧溝橋事變，倉皇出走而散失。從50年代後期開始，他帶領一些年輕教師和研究生繼續進行工業心理學研究。在杭州市的部分工廠，開展對事故分析、細紗工培訓、操作分析、工藝流程、視覺疲勞等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們下工廠蹲點，對新手進行培訓，充分肯定反饋在培訓中的作用，受到了廠方的歡迎。1957年，陳立代表我國心理學界去民主
陳立德國考察勞動心理學。回國後，在《心理學報》上發表《民主德國的勞動心理學》一文，充滿信心地描繪了我國工業心理學發展的前景。1961年，陳立獲準在杭州大學教育系招收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屆工業心理學碩士研究生。研究生招到第三屆時，由於“四清”運動和隨之而來的“文化大革命”而被迫終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新時期，培養工業心理學人才迫在眉睫。陳立以強烈的責任感和事業心，積極投入我國第一個工業心理學專業的建設與發展工作。他親自與機械工業部等工業部門的領導聯絡和商談合作，於1980年建立了與工業部門直接掛鈎的面向實際套用的工業心理學專業。他在該專業的培養計畫教學方案以及課程設定的設計與實施方面都作了周密而富有成效的工作。杭州大學工業心理學專業因此成為我國首批經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批准的有博士和碩士學位授予權的專業，並被國家教委批准為國家重點學科點。近10多年來，該專業不但為我國培養了一大批高質量的工業心理學人才，而且也為各個行業的廠長、經理舉辦了數十期管理心理學培訓班，於1990年榮獲全國普通高校優秀教學成果獎。1990年，工業心理學實驗室被國家計委批准為國家重點開放實驗室。陳立在工業心理學方面的一系列工作，對這一學科在我國的開拓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人生百年
陳立，字卓如，1902年7月22日出生於湖南省平江縣一個普通手工業家庭。5歲時，母親患病去世。在父親的艱苦支持下，勉強讀完初小。畢業後，為生計所迫，外出學手藝。初學刻字不成，後改學鞋匠，因憤於師傅的浪蕩行為不告而別，回到家裡。國小老師張子謀憫其遭遇，煞費苦心替他爭取到一個食宿免費名額，才得繼續進培元國小學習。他非常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學習勤奮，成績優異，在七省教會學校統考中得第一名，於1918年免費升入武昌博文書院讀中學。入學後，他一邊閱讀了大量原版經典著作及不少哲學和社會科學書刊，一邊投身到追求真理的正義活動中去。歷任博文書院學生會主席，湖南在湖北求學學生的旅鄂同學會會長，從事一些傾向革命的宣傳活動。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他組織同學上街請願，露宿街頭，不幸父親在當晚逝世。他與當時在武漢的進步學生還利用報刊開展宣傳工作。曾幫助胡石庵創辦在漢口出版的《大漢報》的副刊，介紹新思潮，後又擔任長沙《湘報》的特約通訊員，在該報上連續發表了《科學概論》的譯稿，直到被迫停刊為止。
1924年起，陳立就讀於上海滬江大學理化專業。他除學習物理學、化學等必修課外，還選修了不少生物學課程，如普通生物學、遺傳學、細菌學等，每周有時竟有7個半天的實驗室實驗，這為他後來的科研工作打下了紮實的基礎。1928年畢業後，他回到武昌博文書院任教併兼教務主任。除一般教學外，他還在晚間給學生系統介紹“進化論”，引起該校英國教士的極大不滿而給他警告。
1930年陳立以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取湖北省公費留學英國，被推薦到倫敦大學著名的心理學家C．E．斯丕爾曼教授門下攻讀心理學。僅1年時間就通過了博士資格考試，進入實驗研究階段。他研究了O因素，一個當時尚無人系統研究過的課題。還花了一個學期到劍橋作“持續工作過程”的研究，獲得F．C．巴特列特教授的賞識。1933年5月，陳立獲得了英國倫敦大學理科心理學博士學位。1933年6月，陳立來到英國工業心理學研究所。僅半年時間，就寫出了4項研究報告。其中1篇得到所在地的廠長的高度評價，研究所將這篇論文發表了。而在該工廠工作的心理學家亨特則認為另一篇關於最佳化工作程式的論文有更重要的意義。
1933年12月，陳立轉到德國柏林大學心理研究所，在格式塔心理學大師W．苛勒的指導下開展“個體聲調高低的差異”研究。研究尚未得到成功，即因納粹分子猖獗苛勒本人逃往美國而告終。陳立也毅然捨棄尚有兩年的博士後公費資助，決心回國，用自己所學來報效祖國。（這項研究，直到1960年才得以繼續。陳立用反饋的思想作出了理論解釋，結果寫成“隨意運動的機制”在《心理學報》上發表。）
1934年底，陳立回國任清華大學和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合聘的工業心理研究員。他教學、寫書、建實驗室、奔走於各工廠開展調查研究，使工業心理學的教學和研究在中國得到初步開展。隨後由於抗戰爆發，工業心理學研究被迫中止。
1939年，陳立應竺可楨校長的邀請，到浙江大學教育系任心理學教授。當時，整個浙江大學正在流亡途中，陳立不失時機地開始考察中國教育的現狀。從1940年到1947年間，他先後發表了有關教育改革的論文20餘篇。同時，為使心理學研究能更快地開展與普及，1941年與1942年間，他曾先後兩次去中山大學研究院講學，幫助開展心理測驗工作。在此期間，還應教育部的要求，為該部計畫編撰的《教育大全書》寫了20幾篇心理學專題文獻，內容涉及因素分析、測驗統計、工業心理學及心理學流派等，不下10餘萬字。後因國民黨垮台，大部分手稿丟 失，書未出版。
陳立是位具有正義感的科學家，他從來都強調“科學要為人民大眾服務”。並曾為呼籲改變中國科學技術的落後面貌而發表了多篇文章。
陳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陳立第一次有了優越的社會條件去實現自己從事研究的理想。從1950年起，他指導研究生在杭州市對幼稚園到中學的萬餘名兒童進行測量，從中按取樣分類挑選出4000多名4至15歲兒童，對其身體發展（共24個項目）進行了廣泛的測量研究，取得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兒童生長發育現狀的第一手資料。研究規模之大，在國內還是第一次，是後來國內這方面研究的先導。與此同時，為了適應工業生產的需要，他繼續領導開展工業心理學研究，並親自下工廠蹲點，使研究結合生產實際，受到工人和工廠領導的歡迎。
60年代初，根據全國心理學會的科研規劃，他又帶頭開展了認識過程發展規律的心理學研究，1965年，他和其他人合作在《心理學報》上發表了《兒童色形抽象的發展研究》等3篇系列實驗研究報告。可是，當時姚文元化名葛銘人在《光明日報》上拋出題為《這是研究心理學的科學方法和正確方向嗎？》的攻擊文章，煽動整個心理學界對陳立的心理學研究工作展開批判。儘管來自各方面的壓力非常大，但陳立還是不畏強權，堅持真理。他當即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對心理學中實驗法的估價問題》予以反駁。這就是心理學界轟動一時的“葛陳辯論”。
“文化大革命”後，被迫停止的心理學研究得到恢復。雖然陳立此時已是年近8旬的老人了，但他仍懷著激動與喜悅的心情，老當益壯，一心撲在事業上。著名女作家張潔曾在其長篇小說《沉重的翅膀》中如實地描寫了他重振工業心理學的豪情。作為中國心理學會副理事長，陳立十分重視心理學隊伍的建設與提高。在1978年全國心理學年會上，他提出舉辦高校實驗心理學師資進修班的倡議，並主動承擔了在杭州大學心理學系舉辦第一屆進修班的任務。他還十分重視提高中國心理學的國際影響。1980年7月，陳立任中國心理學代表團團長，率團出席在萊比錫召開的第22屆國際心理學會議。會議期間，我國心理學會加入了國際心理學聯合會。陳立在大會上作了“馮特與中國心理學”的報告，受到國際心理學界的熱烈歡迎。會議前後，他們還抽空訪問了聯邦德國和羅馬尼亞。回國後，陳立即著手創辦《外國心理學》雜誌，溝通中外心理學研究的信息。陳立任主編，他幾乎每篇文章都要親自審閱。刊物供不應求，深受廣大心理學工作者的喜愛。1983年4至5月，陳立受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資助組團去美國、英國考察工業心理學。回國後，他寫了一份長達40多頁的考察報告，受到國家教委和教科文組織的重視。他利用自己在國際心理學界的聲望，不斷邀請國際心理學界知名人士來我國訪問，為促進國際科學交流做出了貢獻。
90年代開始，陳立又把目光轉向學校心理學這一套用領域。為了更加重視和促進心理學研究結合中國實際的套用，他把《外國心理學》雜誌改名為《套用心理學》。他在《套用心理學》雜誌上撰文呼籲加強心理系學生的學校心理學訓練，畢業後能在各中國小中開展心理諮詢與學習指導工作。在當今的條件下，先從普教中的特殊教育做起。為此，他組織杭州大學心理系教師展開專題討論，並對此提出課程設定的改革方案。
他自稱“一生是個科普積極分子，從‘五四’時期起直至今天”，事實亦然。他是“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的發起人之一，長期以來擔任科普協會、科普作協的許多重要職務，領導與參加了多種科普活動。現在是浙江省科協的名譽主席。1956―1988年，任中國心理學會副理事長。1989年迄今任中國人類功效學會名譽會長。他還擔任其他一些社會職務，1984年迄今任國際組織發展學會顧問。1952年曾任九三學社中央參議委員會副主任。1954年任浙江省教育廳副廳長。1958年到現在任歷屆全國政協委員，1978―1983年任浙江省政協副主席。在學術研究上，陳立具有強烈的民主意識。他認為獨尊一種理論或一種方法就是學術上的專制，是肢解和毒害心理學發展的腐蝕劑。最近他提出要讓目前在心理學研究中流行的費歇爾的析因分析改弦易轍，重視科學方法論的“證偽”，他認為只有求異才能真正推動科學進步。
“會心在四遠，不是為高飛”，他引用潘天壽這兩句警語以自勵，默默地實踐著他的人生諾言。
人物評價
陳立同志是一位執著向黨的革命者。早在求學期間，他就積極投身於愛國活動，參加了偉大的“五四”運動，確立了“要民主、要科學”的進步思想；“五卅”運動中，作為進步學生，他做了大量的宣傳工作；蔣介石“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殺時，他曾積極奔走設法營救和保護地下黨成員；新中國成立後，他參加了接管浙江大學和皖南土改等工作。陳立同志一直支持、參加革命活動，對黨有堅定的信念和執著的追求，並為黨的事業努力工作，在1979年他終於實現了自己的夙願，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陳立同志是一位成就卓著的科學家，是我國工業心理學的創始人、奠基者和重要的設計師，為中國工業心理學科的建立和傾注了畢生精力，作出了重大貢獻。早在1935年，他就撰寫出版了我國第一部工業心理學專著——《工業心理學概觀》，系統地論述了工業心理學的基本問題和原理，從組織層面分析了工業心理學的套用領域和理論發展方向，成為我國的工業心理學乃至套用心理學理論發展的重要里程碑。陳立同志創新發展了智力與測量理論，他在國內開創性地運用經典心理物理實驗和現代心理測量相結合的因素分析方法，對0因素取材進行了最廣泛的研究，提出了“因素組成隨年齡而簡化”的理論，改變了他的業師斯皮爾曼的G因素不變說，被認為是對時相分析的一種嶄新構想，確立了他在國際心理學界的地位，相關學術論文《一套智力測驗在不同教育水平的因素研究》被國際著名心理學家泰勒（Tyler）先生認定為是對G因素的發展研究劃階段的論著。1950年，他調中國科學院擔任心理研究所籌備副主任，負責籌建了我國第一個心理學研究所。“文革”中，他不畏強權，為捍衛心理學的科學地位與姚文元展開著名的“葛陳辯論”，展現了我國知識分子浩然正氣。粉碎“四人幫”後，不顧年事已高，他嘔心瀝血，不畏艱辛，為重建心理學科而日夜操勞，於1980年創辦了杭州大學心理系，為我國現代心理學教學、科研和實踐人才的培養建立了一個重要基地。同年，他率中國心理學代表團參加國際心理學會會議，使中國心理學會從此加入國際科聯。晚年，他還撰寫了《中國心理學應向何處去》一文，對我國心理學研究再次進行了歸源與浚流。基於陳立同志對心理學研究領域作出的成就，1992年12月，他被授予倫敦大學院士，1997、1998年，又分別被授予“中國心理學會終身成就獎”和“中國人類工效學會終身成就獎”。
陳立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自1939年應竺可楨校長之邀來到浙江大學，他先後擔任過浙江大學教授、文學院院長、浙江師範學院院長、杭州大學校長、名譽校長等職務，以七十餘年的教育經驗，對學校教育制度的改革，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思想，而且親自在實踐中加以完善提高。陳立同志學術精深，教書育人、為人師表，在90高齡，還兢兢業業地指導碩士生、博士生和年輕教師。在他的培養和教育下，浙大心理學系湧現出一批年輕有才幹的中青年骨幹教師，為國家培養輸送了大批人才，他本人也因此而獲得教育部頒發的優秀教學成果獎。他治學嚴謹，誨人不倦，強調紮實的基礎和開拓創新的能力，是我們每一個師生學習的楷模。他作風民主、品德高尚，熱情關心青年人才的成長，他以自己全部的心血和精力點燃了知識和道德的火炬，引導著一代又一代的師生攀登科學高峰。
陳立同志又是一位有高度事業心和奉獻精神的社會活動家。他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熱愛祖國，與黨肝膽相照，榮辱與共，並成為共產主義戰士。1952年12月陳立同志加入九三學社，1956年5月任九三學社杭州分社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是九三學社浙江省組織的創始人之一，為九三學社在我省的創建和發展做了大量工作。在擔任省人大代表、政協和九三學社領導工作期間，乃至年邁卸任之後，他都積極參政議政，反映社情民意，為國家、為我省的科技、教育事業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事業作出了積極貢獻。晚年，他還努力為浙大的跨越式發展和實現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辦學目標積極建言獻策。陳立同志熱心科學普及工作，是我國科普宣傳工作的開拓者之一。早在1945年，他與蘇步青、王淦昌等科學家一起在重慶發起成立了中國科學工作者協會，並於1948年擔任中國科技工作者協會杭州分會的首任理事長。1949年6月他又發起並組織了浙江科普工作者協會，並長期擔任了浙江省科普協會主席、浙江省科普作協理事長等工作。
陳立同志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獻身科學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無私奉獻的一生。他儉樸刻苦，淡泊名利，把畢生精力奉獻給了祖國的科技和教育事業，為中國工業心理學科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陳立同志的逝世，不僅是浙江大學的重大損失，也是我省、我國科學界教育界的重大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