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啟昌[西省永新縣東鄉橫江塔下村人]](/img/6/16f/nBnauM3XwMzMyIDNzcDNwgTNzQTMxMzMyAzMzQTNwAzMwIzL3QzLwUzLt92YucmbvRWdo5Cd0FmLyE2LvoDc0RHa.jpg "陳啟昌[西省永新縣東鄉橫江塔下村人]")
簡介
陳啟昌(1902—1954)，字師文，江西省永新縣東鄉橫江塔下村人。193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政治學系。任《河南民報》編輯兩年，又入北大研究院進修。1935年仲夏，步入教育界，任河南省開封市贛聲中學校長，從此，決心以百年樹人為己任，歷盡坎坷，矢志不渝。生平
河南省省主席劉峙（江西省吉安長塘鄉廟背村人）考慮“我對家鄉人民沒有什麼貢獻，就辦個學校吧！培養一些人才”。1937年，劉峙創辦私立扶園中學于吉安廟背村，自任校長，聘陳啟昌擔任扶園中學的校務主任。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每進城辦事，則騎一匹小馬，翻山越野，賓士道途。恆於馬上開卷閱讀，馬蹄“得得”，流水潺潺，充耳不聞。有一次小馬誤入歧途，待啟昌發覺，已晚霞滿天，抵校，暮色蒼茫，新月初升矣。自此，師生稱他為“馬背上的學者”。1937年冬，江西省府將來自上海復旦、大夏等大學和江浙等省的流亡學生組成“青年服務團”，分為10隊，分赴各專區從事救亡運動。第六隊於1938年春駐吉安。夏，陳啟昌聘請該團余家宏、賀忠(女)、張世經3人至扶園中學任教。人們提醒他：余、賀、張均為中共地下黨員，何必惹此麻煩?啟昌一笑置之。中共“江西省青年抗戰”服務團總支書記余聽(原名李毓琰，永新梘田村人)常來吉安，是陳啟昌家常客，每縱論天下事，深相契合。當時吉安遇有集會，必邀陳啟昌參加，啟昌每請必到，必講話，必罵國民黨。有一次，在吉安城運動場舉行的各界民眾代表大會上，繼國民黨省黨部特派員李中襄之後講話。冷嘲熱諷，令李哭笑不得。有一次在駐吉安某軍事機關舉行的典禮上，陳啟昌歷數當時政治違反孫中山遺教者數十條，在座軍官無不瞠目相向。又一次陽明中學畢業班聯歡晚會，陳啟昌陪同省教育廳督學蒞臨。啟昌大談國共兩黨，一一對比，盛讚共產黨能不斷前進，全場十分緊張，啟昌神態自若。人們稱讚陳啟昌罵國民黨罵得最漂亮，有人贈他以“陳大炮”之綽號。省督學來校視察，陳啟昌與之論辯，面紅耳赤，不讓分毫。之後，陪同進餐，與其他教師一樣，每人一葷一素一湯而已。有人問他：“你考慮過後果嗎?”陳啟昌回答；“我辦我的民主教育，他辦他的法西斯教育。勇者不懼，有什麼可怕的！”
1939年初，日軍逼近南昌，省級機關紛紛南遷。3月29日，南昌淪陷。時，江西省府正駐吉安，有人向教廳告密，攻擊陳啟昌“養共”、“縱共”，余昕告知此訊息，啟昌凜然無畏，經組織安排，余家宏、賀忠於是年暑假離開扶園，啟昌悵然久之。
是年4月，扶園中學遷啟昌故里，慘澹經營，煞費苦心。由吉安廟背至永新塔下，數年如一日，恆於晨起率學生越野長跑。返回校門，舉行朝會，總是以嚴師兼慈母的口吻諄諄勉勵學生髮憤讀書，誓雪國恥，牢記“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古訓。講話中常表示對孫中山的景仰和對古代思想家墨翟的推崇，而對楊朱利己主義的批判和對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娼的官僚政客的抨擊則不遺餘力。談及時局，不禁流露出對中共抗日主張的堅決擁護，論及祖國前途，則深深寄希望於年輕一代並盛讚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1943年夏，扶園中學遷回吉安。吉安地方反動勢力以陳啟昌不僅思想赤化，甚至1940年竭立營救被軍統逮捕之張世經使之脫險等情，百般排擠，啟昌憤而辭去扶園代理校長職務，就聘於陽明中學，任教務主任。
1945年春，以全部積蓄和妻子唐述華的陪嫁財物創辦私立至善中學。校名取“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之意。任校長。
陳啟昌對學生一貫要求嚴格，又關懷備至。常說：“你不來，我不怪；你要來，受我戒”，以此提醒學生遵守校規。有住宿生夜間看戲不歸，次晨，啟昌集合全校師生講話，說明加強風紀既為了大家好好學習，又可消除不安全因素。高舉竹鞭，似乎要施箠楚，以儆效尤。講了一番道理後，泣不成聲，學生也跟著掉淚。晚上與學生一道在教室里自修。學生就寢後，手提馬燈查鋪，為學生蓋好被子。
他提倡學生廣泛閱讀，自由議論。學生日記有觸及時事與社會且言之成理者，加圈加點，並加批語予以鼓勵。常在《前方日報》等報刊上發表文章，從不隱諱自己的觀點。在課堂上講話亦然，曾公開對學生說：，“一個人不怕有缺點，就象不怕生瘡一樣。他們發明了一個好辦法，叫做‘自我批評’，用這把刀放掉膿，瘡就會好。"(註：“他們”指中共。)
當局不準至善中學立案，陳啟昌決心以辦學成績表明這是一所合格的中學。學校經費拮据，他動員家屬和親友無償兼課。千方百計聘請優秀教師。他教英語，採用加拿大人文幼章編《直接法英語教學課本》，每上課，師生全講英語，氣氛愉快，深受歡迎。
1949年5月，捐銀元26元給中共閩浙贛區委江西工委作為活動經費，解放後，將至善中學全部捐獻給國家，表示對新政權的竭誠支持。
建國初任吉安聯中校長，當選為吉安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代表，選入協商委員會，擔任第一屆主席，又由吉安市選為出席江西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之代表。由於在省首屆第一、二次各界人民代表會上，根據中央人民政府頒發的《土地改革法》針對當時基層土改工作中某些過左行為所作的發言，於1951年冬，受到批判。知情者認為，“他的發言是根據中央檔案的，此心無它。”後調至吉安師範任教。於1954年12月4日帶學生在文山一小聽課時因腦溢血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