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馬羅神父的罪惡[葡萄牙作家埃薩·德·克羅茲創作的小說]

克羅茲的這部小說被認為是葡萄牙文學史上難得的一部批判現實主義作品。小說塑造了阿馬羅神父這個既是教會的受害者又是教會的中間支柱的悲劇人物，對反動教會勢力進行了無情的揭露、鞭笞以至揶揄。

《阿馬羅神父的罪惡》於一八七六年在里斯本剛一問世，便給葡萄牙文學界帶來一股清新的氣息，致使沉湎於幻想和美化現實的浪漫主義更加萎靡不振。它所以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是因為它對人民民眾所痛恨的宗教勢力給予無情的揭露，對當時教權與政權互相矛盾又互相利用的背景作了真實的反映。故此，這部長篇小說被認為是葡萄牙文學史上難得的一部批判現實主義作品。

這部小說創作於葡萄牙的政治形勢尚在乍暖還寒之時。歐洲的政治大動盪的風暴，逐漸透人葡萄牙，吹皺了一池春水；一八六四年第一國際的宣告成立、一八六八年英國的改良主義運動、同年西班牙共和國的組成、法國拿破崙三世的失敗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成立等等，無不給葡萄牙的政治形勢和政治思潮帶來重大的影響。

十九世紀中期，葡萄牙正處在教權主義、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空想的社會主義互相較量和鼎立時期。教權雖然日趨沒落，但死而不僵，仍有一定的勢力；新興的資產階級接受了法國《人權宣言》的思想，準備徹底推翻封建和教會的統治；同時，空想社會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思潮被激進的小資產階級和一部分工人接受，也形成了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

在文學界，隨著政治形勢和新的思潮的傳入，也面臨著新舊交替的過程。法國現實主義大師巴爾扎克的作品被介紹到葡萄牙，受到青年學生的歡迎。嗣後，福樓拜的著名小說《包法利夫人》在葡萄牙文學界流傳甚廣，成為一些進步的作家借鑑的對象。相形之下，當時盛行於葡萄牙文學界的那種虛偽的理想主義和不切實際的美化現實的創作傾向顯得那么蒼白無力。法國的幾位文學大師，無論是雨果，還是巴爾扎克和福樓拜，他們對反動教會勢力的揭露、鞭笞以至揶揄，都被當時葡萄牙深受教會之害的青年作家所推崇，反教會成為當時重要的題材。

《阿馬羅神父的罪惡》便是在上述幾方面背景下創作的。作者若澤·馬里亞·埃薩·德·克羅茲（Jese Maria Eca de Queiroz，1845—1900）生在波武阿—迪瓦爾津，他是一個私生子，從幼年對私生子受歧視的生活便深有體會。他的生身之父是個法官，法官的私生子更是對法律的嘲弄。埃薩·德·克羅茲出於對法律的反動性和道德的虛偽性的痛恨，常常把私生子作為他作品中倍受同情的人物，同時，那些虛偽的家庭倫理道德、私通和亂倫則是他揭露和鞭笞的對象。成年之後，埃薩·德·克羅茲考入葡萄牙著名的學府——科英布拉大學。在那裡他廣泛地閱讀了法國、英國和德國的文學名著。一八六四年，科英布拉與巴黎有了直達的鐵路，這使他欣喜若狂，大量的書刊從法國源源不斷地運來，進一步開闊了他的眼界。據他的書信和日記記載，當時他常常接到裝滿了米土萊、雨果、勒南、普魯東、孔德、黑格爾和福樓拜等人的作品的書箱。同時，他的書信和日記也披露了他對科英布拉大學保守型教育的不滿，他恨透了學校周圍黑色高大的圍牆，認為這是禁錮主義的象徵；他的進步思想溢於言表，公開主張把第一國際工人支部的安特羅·德·肯塔爾選為學生領袖。也正是在這個時期，他參加了重要的文學團體——“七十年代派”（因這個團體的成員大多是科英布拉大學的校友，也稱“科英布拉派”）。這個團體的成員常在一起聚會，討論葡萄牙文學的出路問題。他們反對浪漫主義作家沉湎於幻想和美化現實的創作方法，主張文學創作應當如實反映社會的現實以求改造社會。“七十年代派”於一八七一年創辦了文學月刊《投槍》，埃薩·德·克羅茲擔任了主編。刊物的宗旨是揭露和諷刺“由立憲制、資產者、土地占有者、空談家組成的弊病百出的正統社會”。在一次“七十年代派”的討論會上，埃薩·德·克羅茲發表了著名的演說：《藝術中的現實主義》，這篇演說起著宣言的作用，為葡萄牙現實主義文學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正當“七十年代派”異常活躍，準備召開一次“歷史學家批判耶穌”的討論會時，政府下令封閉了會址。這個事件更使埃薩·德·克羅茲進一步看清了教會與政府之間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