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摘要內山對中日民間的文化交流的熱情並不局限於書店的方寸之地，而是輻射到他所能及的方方面面：在參觀了第二屆中國木刻展、看到中國木刻有了長足進步後，立刻為爭取展覽到日本舉辦而斡旋，最終促成此事；魯迅去世後，日本改造社出版七卷本的《大魯迅全集》，翻譯者是他舉薦的，並擔任編輯顧問來回奔忙；創造社在上海的很多文化活動他也沒少出力；許多日本文學青年到上海後，從生活就業到結交文友都得到他的熱心幫助。這一切顯然超出了單純的商業目的，毋寧說是源自他對文化的敬仰以及天生的古道熱腸。他自己的解釋則是：“愛玩，特別是我，就連做買賣也是當作一件好玩的是來做，對誰都會勸道：就當時玩一玩嘛。因為這種習性，我從未把店裡的客人當做是客來對待，一來二去，就跟他們成了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