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諜女皇

1977年，就讀於維吉尼亞大學的安娜獲得了留學西班牙的機會。 從他那裡，安娜了解到，美國政府“在世界各地扶持獨裁政權”。 案發前，她在美國情報界甚至享有“古巴女皇”的美譽。

2001年秋，“9·11”事件發生後的那段日子裡，美國聯邦調查局（FBI）邁阿密分局始終處於高度戒備狀態。所以，當被一名主管召喚到其辦公室時，負責破譯竊聽錄音的語言分析師露西·蒙特斯滿心以為，上司發現了與恐怖活動有關的痕跡。
隨後發生的一切與“9·11”並無關係。露西被告知，她的親姐姐、美國國防情報局（DIA）資深特工安娜·蒙特斯，因長期向古巴提供機密情報而被捕，或將面臨極刑。
蒙特斯案的曝光猶如引爆了一枚炸彈。不過，案件內情很快被有關“9·11”的信息淹沒。直到12年後，《華盛頓郵報》雜誌最近問世的長篇特稿，才將這名雙面女特工帶回聚光燈下。
童年陰影令她憎恨強權
安娜·蒙特斯的孩童時代在馬里蘭州度過，彼時的她身材苗條、言語詼諧，還是個不折不扣的“書蟲”，學習成績非常出色。
在外人看來，安娜擁有一個模範式的幸福家庭。但關起門來，父親埃爾伯托就會化身“城堡里的暴君”。在這名精神科醫師看來，既然自己賺錢養活4個孩子，就有權對他們棍棒相向。從5歲開始，安娜便不斷遭受家庭暴力，“爸爸發火時，必定會用皮帶打我們。”
母親艾米拉最終選擇了離婚，並獲得了對子女的監護權。時值1972年，安娜15歲。
“童年時代的遭遇讓她……傾向於同情弱者，極其渴望向強權復仇。”美國中央情報局在相關案卷中分析稱，這或許是她向處於弱勢地位的古巴提供情報的深層原因。
1977年，就讀於維吉尼亞大學的安娜獲得了留學西班牙的機會。在大洋彼岸，她遇到一位英俊的阿根廷男生，據知情人士回憶，後者在政治上“左傾”。從他那裡，安娜了解到，美國政府“在世界各地扶持獨裁政權”。很快，兩人便一同躋身反美遊行的行列。
每次從街頭歸來，安娜總會揪住同窗好友安娜·科倫，喋喋不休地解釋美國政府在別國犯下的暴行，“她不想當美國公民，卻偏偏是美國公民，這讓她很無奈。”
從高材生到王牌內線
在西班牙的“奇遇”並未對安娜的學業和求職產生影響。令人驚奇的是，獲悉美國法務部正在招聘，這位高材生第一時間報了名——工作只是工作，掙錢餬口還是最重要的。接下來的一切可謂順風順水：她先是被分配到法務部下屬的信息與隱私政策辦公室，不到一年，又通過了FBI的背景調查，獲得了接觸法務部絕密資料的資格。
完成了白天的工作，勤奮的安娜利用晚上的時間，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高級國際研究學院攻讀碩士學位。同時，她的政治立場也越走越遠，對華盛頓的拉美政策愈發厭惡。
就這樣，看似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了：1984年，作為一名嶄露頭角的美國政府雇員，以及一流大學的畢業生，安娜擁有了又一個身份——古巴情報機關的間諜。
有人猜測，招募安娜的可能是古巴秘密部門安插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代理人”。古情治單位向來有在美國大學，特別是一流大學發展下線的偏好，因為從這類大學裡走出的學生，日後無論在政府還是其他部門，都容易占據高位，從而取得重要情報。
一年後，安娜秘訪古巴。回到美國，她就開始積極申請更重要的職位，以便獲得接觸機密情報的許可權。很快，對此中內情渾然不覺的美國國防情報局（DIA）便發來了聘書。成立於1961年的DIA隸屬於五角大樓，是美國軍方對外軍事情報的主要來源。
直到此時，依然沒有任何人對安娜的背景產生懷疑。此後，精通西班牙語的她一次次獲得晉升，很快成為DIA關於薩爾瓦多和尼加拉瓜的主要情報分析專家，後來又當上了至關重要的古巴事務科科長。案發前，她在美國情報界甚至享有“古巴女皇”的美譽。
行事隱蔽 仍毫無安全感
在最鼎盛時期，安娜·蒙特斯接觸到的涉密材料以6位數計。從古巴情治單位處，她學會了如何不動聲色地把裝情報的包裹交到接頭對象手裡，如何安全地通過暗號聯絡，如何在必要時“人間蒸發”，甚至包括如何騙過測謊儀——在接受測謊時“收緊括約肌”。雖然不清楚她是否真的用過類似技巧，1994年，安娜的確曾在DIA的內部排查中過關。
負責偵辦該案的FBI匿名人士稱，安娜與其“上線”的聯絡方式極為隱秘：在華盛頓的公寓裡，她通過一部高頻短波收音機接收古巴情報部門發來的加密無線電指令，這些指令由“一系列雜亂無章的數字”組成；接著，安娜把數字輸入電腦，再插入一張裝有解密軟體的磁碟，就會自動將那些看似沒有任何意義的數字轉變成行動指令。
將哈瓦那感興趣的情報搞到手後，她會憑記憶力將其默寫出來，再用公共電話撥打一個傳呼號碼，通知古巴方面“信息已成功收到”，最後設法把資料移交“自己人”。
作為雙面特工必須承受的代價，安娜時時刻刻沒有安全感，除了古巴線人，她誰都不敢相信，弟弟妹妹也不例外。妹妹露西、小弟蒂托及他們各自的配偶都是FBI雇員，安娜向來不願與其共處一室，因為輕鬆愜意的家庭聚會容易使人放鬆警惕，從而在無意間露出破綻。
古巴方面覺察到了這位王牌內線的心理問題，為她安排了一名男友。可兩人共處了沒幾天，安娜就打起了退堂鼓——她知道，和“組織上安排”的男人在一起並不能獲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