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生長環境
李汾出身沙陀族。沙陀本唐代西突厥之一部,依附於唐。中唐以後受吐蕃壓迫,自西域東遷,唐末居於雁北。酋長朱邪赤心以軍功封振武軍節度使,賜名李國昌。國昌之子李克用驍勇善戰,跋扈不馴,但對唐朝能守臣子大節,屢次為朝廷平叛。朱溫篡唐後,李克用仍奉唐朝正朔。在給四川王建的信中,表示過申包胥復楚之志。這對李汾思想很有影響。李汾稱李克用為“遠祖”,但具體出於哪支,已不清楚。李克用之子李存勖建立後唐,李汾也算得皇族後裔。平晉即唐五代時晉陽城故地,城池雄偉堅固,是唐朝龍興之地,五代時又連續崛起唐、晉、漢三個沙陀政權,所以受宋朝皇帝忌恨。宋太宗趙光義攻下晉陽後,徹底毀掉了這座千年古城,改其地為平晉。沙陀李氏自李克用封晉王后,就紮根於晉陽。此時他們寧肯守著一片廢墟的平晉,不肯遷到唐明村的新晉陽去,顯然有孤傲憤郁中藏。這樣的生長環境對李汾思想的形成也有一定影響。
出關東遊
李汾雖然一介布衣,但祖先功業的影響,社會動亂的刺激,使他胸懷建功立業的抱負,刻苦力學,才識過人。元好問編《中州集》,即在小傳中稱許他“曠達不羈,好以奇節自許”,避亂入關後,“關中無一人敢與相軒輊者”。劉祁《歸潛志》也說他“喜讀史書,覽古今成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均可見李汾抱負。
李汾出關東遊,與元好問相交最深。二人身世均有特殊處,李汾是沙陀李唐皇族後裔,元好問是鮮卑元魏皇族後裔。雖然祖先功業已成陳跡,但對他們的胸襟氣度,卻不可能沒有影響。也許,處境越困厄,那種刺激越強烈。當時他們心雄萬夫,慷慨豪爽。元好問《水調歌頭·與李長源游龍門》中“一笑青山底,未受二毛侵”,正反映了這對青年人對來日方長充滿自信。李汾的壯懷激烈、豪放慷慨,令元好問感嘆。元好問《雪後招鄰舍王贊子襄飲》詩中說“君不見并州少年作軒昂,雞鳴起舞望八荒,夜如何其夜未央。”自注云:“并州少年謂李汾長源。”元好問詩中,或明指或意喻,多次稱李汾為李白或騎鯨客,可見很讚許李汾的性情和詩風。
李汾自己素耿耿自信,不但有建功立業之壯懷,文採風流也不讓古人,他的《陝州》詩中云:“黃河城下水澄澄,送別秋風似洞庭。李白形骸雖放浪,并州豪傑未凋零。”自李白之後,千百年間,敢如此抗禮者不多。這“并州豪傑”四字,確為李汾生色。
李汾屢屢碰壁,抱負成空之後,曾有《遠祖雁門武皇》一詩云:“死心唐室正諸侯,鐵馬南來隘九州。當日三垂崗上意,諸孫空抱腐儒羞。”前兩句歌詠李克用的勳業和忠於唐室的大節,這也正是面對金王朝江河日下的形勢,李汾自己的抱負。三垂崗在山西省長治市郊,李存勖曾在此大破梁軍,是雙方對峙中關鍵的一戰。《舊五代史》中李存勖本紀載,李克用晚年曾在三垂崗上置酒,“樂作,伶人奏《百年歌》者,陳其衰老之狀,聲調悽苦。武皇引滿,捋須指帝曰:‘老夫壯心未已,二十年後,此子必戰於此。’及是役也,果符其言焉”。李汾對自己不能像李存勖一樣建功立業,痛心不已。
入仕被逐
李汾談兵論史,議論國事,策劃軍務,然而當朝權貴不予理會。36歲時他曾參加科舉考試,但未能考中。因他詩名很大,受到推薦,被闢為國史館書寫,即抄寫員。以他的才情抱負,卻得到這樣一個職務,心情可想而知。《中州集》小傳說“長源素高亢,不屑一世,乃今以斗食故,人以府史蓄之,殊不自聊”。而那些科舉出身的編修官們,很有些人不懂史學、甚至連史家體例也弄不清楚者。因而李汾看不起他們,當他們“刊修之際,汾在旁正襟危坐,讀太史公、左丘明一篇或數百言,音吐洪暢,旁若無人。既畢,顧四座漫為一語云:‘看!’”(《金史·李汾傳》)這當然激怒了那些編修官們,雷淵和李獻能尤為切齒。他們給李汾加上謾罵長官的罪名,最後李汾被迫離開了史館。
對這件事,元好問、劉祁都相當同情李汾。劉祁對此看得深刻,指出官場風氣惡薄,做官者眼生於頂,連老朋友也不認。“李長源憤其如此,嘗曰:‘以區區一第,傲天下士耶?’已第者聞之多怒,至逐長源出史院。”(《歸潛志》)換言之,李汾是為布衣之士爭人格地位,而遭排斥的。
絕食而死
李汾對被逐一事不甚在意,因他的抱負本不在此。當時蒙古大兵日益進逼,金朝形勢每況愈下。李汾上書朝廷既不受理會,乃把眼光轉向握有軍權的實力人物。當時封爵恆山公的武仙率兵駐紮豫西南的鄧州一帶,“長源往說之,署行尚書省講議官”(《中州集》李汾小傳),這就是元好問編《中州集》題“李講議汾”的由來。然而這卻是一個悲劇。李汾想為武仙參謀軍事,解救時艱,武仙卻有擁兵自重觀望形勢的思想。另外,武仙與另一支軍事力量的首領完顏思烈又有矛盾,因而很害怕李汾的言論。李汾眼光犀利、言辭銳利,在日常言談間容易揭穿武仙的意圖,於是武仙想除掉李汾。李汾發覺後,逃往泌陽。武仙派人抓住李汾予以關押。李汾死的具體情況,《金史·李汾傳》說是絕食而死;《中州集》說是被害;《歸潛志》說是被殺;《金史·哀宗本紀》載,天興元年六月丁丑日,“恆山公武仙殺士人李汾”。小有異同,尚難確辨。李汾死時,年未四十。
文學成就
李汾詩作,《中州集》收25首,《全金詩》補1首。《中州集》小傳和《歸潛志》又錄有零散佳句近20句。這些,在李汾詩作中原只是很小一部分。《歸潛志》說他“平生詩甚多,不自收集,故往往散落”。《金史》則說“世所傳者十二三而已”。《中州集》小傳說李汾“平生以詩為專門之學,其所得為尤多”。元好問錄下這25首,全是憑著記憶錄下來的。李汾死前一年,兩人曾經相遇,飲酒中間李汾口誦十多首詩,為元好問激賞,可惜在戰亂中全都散亡。
李汾詩在金代詩史上有不可磨滅的地位。金代前、中期,宋詩影響較大。南渡後詩風發生變化,轉以唐人為法。詩壇盟主趙秉文起了很大作用,但也還有遮掩之處。《歸潛志》卷八說:“趙閒閒晚年,詩多法唐人李、杜諸公,然未嘗語於人。已而,麻知幾、李長源、元裕之輩鼎出,故後進作詩者爭以唐人為法也。”可以說,李汾、元好問這批青年詩人,在學唐詩上有更自覺、更鮮明的倡導和實踐。他們也取得了超越前輩的創作成績,產生了很大影響,因而促成整個詩壇風氣的轉變。
這批後起鼎立的青年詩人,各有特色。李汾長於七言和歌行,詩風豪放,寫景抒情,極富意境。元好問在《中州集》李汾小傳中稱讚他:“同輩作七言詩者,皆不及也。”以“詩中疏鑿手”自任的元好問能如此推崇李汾,實有心折之處。元氏的《過詩人李長源故居》中,有“千丈氣豪天也妒,七言詩好世空傳”句,正說出李汾詩的特點。
李汾、元好問等雖以唐人為法,但卻不同於詩史上那些只會模仿而失卻自家面目的人物。這是他們的生活經歷和文學思想所決定的。以生活經歷而言,他們從青年時代就值國家多難,飄泊流離,目睹或經受了種種苦難。他們又有過人的才學抱負,與現實撞擊,激起心底無盡波瀾,急於訴諸筆墨以泄情懷,無需無病呻吟,模仿他人。在文學思想方面,李汾與擬古派、模仿派截然不同。他在《感遇述史雜詩》小序中說自己鬱郁不得志中,“作為述史詩五十首,以自慰其羈旅流落之懷”。更進而說——“嗚呼!三百篇大抵皆聖賢感憤之所為作也”。這是一種感憤作詩追求宣洩的文學主張,有長久的現實意義和進步價值。
李汾被害時,元好問、劉祁等都在汴京圍城中。在這前一年秋天,元好問、李汾的相會,稱得金代文學史話上值得提起又很淒楚的事情。元好問在李汾小傳中說:“辛卯秋,遇予襄城,杯酒間誦關中往來詩十數首,道其流離世故,妻子凋喪,道途萬里,奔走狼狽之意。雖辭旨危苦,而耿耿自信者故在,鬱鬱不平者不能掩清壯磊落,有幽并豪俠歌謠慷慨之氣。”
相關文獻
金史
李汾,字長源,太原平晉人。為人尚氣,跌宕不羈。性褊躁,觸之輒怒,以是多為人所惡。喜讀史。工詩,雄健有法。避亂入關,京兆尹子容愛其材,招致門下。留二年去,之涇州,竭左丞張行信,一見即以上客禮之。元光間,游大梁,舉進士不中,用薦為史館書寫。書寫,特抄書小史耳,凡編修官得日錄,纂述即定,以稿授書寫,書寫錄潔本呈翰長。汾既為之,殊不自聊。時趙秉文為學士,雷淵、李獻能皆在院,刊修之際,汾在旁正襟危坐,讀太史公、左丘明一篇,或數百言,音吐洪暢,旁若無人。既畢,顧四坐漫為一語云“看”。秉筆諸人積不平,而雷、李尤切齒,乃以嫚罵官長訟於有司,然時論亦有不直雷、李者。尋罷入關。明年來京師,上書言時事,不合,去客唐、鄧間。恆山公武仙署行尚書省講議官。既而仙與參知政事完顏思烈相異同,頗謀自安,懼汾言論,欲除之。汾覺,遁泌陽,仙令總帥王德追獲之,鎖養馬平,絕食而死,年未四十。
汾平生詩甚多,不自收集,世所傳者十二三而已。
歸潛志
李汾長源,先名讓,字敬之,太原人。少游秦中,喜讀史書,覽古今成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工於詩,專學唐人,其妙處不減太白、崔顥。為人尚氣,跌宕不羈。頗褊躁,觸之輒怒,以是多為人所惡。嘗以書謁行台胥相國鼎,胥未之禮也。長源後投以書,盡發胥過惡,胥大怒,然以其士人,容之。元光間游梁, 舉進士不中。能詩聲一日動京師,諸公闢為史院書寫。時趙閒閒為翰林,雷希顏、李欽叔皆在院,長源不少下之,諸公怒,將逐去,亦不屑,後以病目免歸。復入南京,上書言時事,不報。出客唐鄧,會北兵入境,恆山公武仙署為掌書記,在軍中。金國亡,長源勸仙歸宋,未幾,為仙麾下所殺,年未四十,哀哉!平生詩甚多,不自收集,故往往散落。其《再過長安》有云:“三輔樓台失歸燕,上林花木怨啼鵑。空餘一掬傷時淚,暗墮昭陵石馬前。”又,《下第絕句》云:“學劍攻書事兩違,回頭三十四年非。東風萬里衡門下,依舊中原一布衣。”又,《記時事》云:“捕得酒泉生口說,眾酋嫠面哭單于。”《望少室》云:“圭影靜涵秋氣老,劍鋒橫倚斗杓寒。”《夏夜》云:“鴉銜暝色投林急,螢曳餘光入草深。”《鸛雀樓》云:“白鳥去邊紅樹少,斷雲橫處碧山多。”樂府歌行尤雄峭可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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