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簡介
鄭學稼，和蔣介石當面頂牛的傳記作家，生於1906年，福建長樂縣人。1929年冬東南大學農學院畢業，曾出版畜牧書籍六種。1933年赴日本研究日本史。1935年至1943年任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1944年任國防部外事局上校專員。1945年任暨南大學教授。赴台後歷任台灣大學、政治作戰學校、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鄭學稼一生著譯出版了近七十部書，其中最為暢銷的是《魯迅正傳》。它脫稿於1941年2月16日重慶黃桷鎮附近的村莊井潭。那時，他在北碚夜以繼日地在菜油燈下寫作。限於戰時的環境，他未能找到全部的魯迅著作來讀。即使這樣，這本《魯迅正傳》於1942年3月1日由重慶勝利出版社出版後，在江西、廣東還出現了盜版本。1953年1月由黃震遐任總編輯的香港亞洲出版社重版，以後又有台北盜版本在書市出現。[1]
編輯本段
個人生平
早年參加過中國共產黨的鄭學稼，脫黨後從事馬列主義、聯共黨史、蘇聯史和日本問題研究，從此走上和左派背道而馳的道路。還在40年代初期，他就和胡風發生過論爭，寫有《論民族形式》一文，批評、諷刺作為魯迅高足的胡風的“民族形式觀”。1943年底，胡風在國統區《時事新報》上發表的《現實主義在今天》，並不是如1955年反胡風運動時曾彥修（嚴秀）所說系針對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而寫，而是對鄭學稼批評的回應。鄭學稼在復旦教書時認識胡風，兩人合不來。他之所以在這時寫《魯迅正傳》，是為了遏制該校師生中及社會上左傾思潮的發展，為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掀起的魯迅熱潑冷水。正因為鄭學稼反魯（迅），所以他在復旦大學的同事，如那時的教務長、《共產黨宣言》第一版的譯者、魯迅的老友陳望道，當年紅色政權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志讓，還有左翼作家靳以、胡風均反對他，鄭學稼不得不黯然離開復旦大學。《魯迅正傳》從書名到內容對魯迅均持貶損態度。鄭學稼一貫認為：“魯迅是文學家，但不是思想家，更不配稱‘中國高爾基’。”因而此書出版以後，遭到許多人的批評。如形中實左的曹聚仁在香港時就說鄭學稼的著作“顛倒黑白，亂說一氣”。鄭氏和陳獨秀在經濟上有往來，還和陳獨秀書信往返中探討時局變遷及中共黨史人物評價問題，並幫陳獨秀轉支票給他多次見過的張國燾。鄭學稼毫不否認他和早期共產黨領導陳獨秀往來密切，思想觀點上有許多相似之處。
鄭學稼生性倔直，脾氣古怪。他為了自己的祖籍福州和閩侯的改名與隸屬問題，和蔣介石當面頂牛，蔣介石因此不再召見他。但他在台灣有一小批追隨者和崇拜者。他在70年代前期於政治大學講授《社會主義運動史》、《第三國際史》等課程。著名大陸文藝研究家周玉山在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時，深受鄭學稼的影響，以其私淑學生的身份選擇了左聯作為碩士論文。
鄭學稼赴台後仍繼續研究魯迅，並於1978年增訂了《魯迅正傳》。增訂版與舊版的不同之處在於：一、刪去了諷刺魯迅的話；二、儘量用可靠的記錄，敘述魯迅的一生；三、詳述魯迅思想的演變，及其與創造社、新月派、民族主義派、第三種人的論戰；四、描述魯迅晚年對周揚的反抗、對“國防文學”的不滿；五、新增許多附錄，幫助讀者了解魯迅思想的來源等；六、在篇幅上，擴展至二十章，由原來的一百一十二頁增至六百一十六頁。
增訂本雖然與舊版有諸多不同，但是在否定魯迅不是“革命家”而只是文學家這一點上是相同的。對魯迅的人格，鄭學稼也有不同的看法。鄭氏在談到左聯成立時，說瞿秋白、茅盾、周揚等人參加了成立大會，其實這些人當時在國外——蘇聯和日本，並未回國出席。但這本書的某些史料的運用仍有可取之處，如寫蔡元培參與反國民黨統治的活動，為左派書籍出版提供方便，幫魯迅與中共高層人物聯絡，以及附錄中由對魯迅書賬的研究找到魯迅左傾思想的根源，就很具新意。此外，該書肯定魯迅的論敵“第三種人”所提出的文藝創作自由的主張，以及對“民族主義文學”失敗原因的分析，均符合歷史原貌。鄭學稼的魯迅觀與左翼文人有重大原則分歧，大陸學者均一致認為他屬“反魯派”，但他和同是反魯的蘇雪林並不完全相同，鄭學稼就不贊同蘇雪林對魯迅從人格到文格的全盤否定。鄭學稼這本書，在台灣乃至海外影響甚大，連某些台灣左派人士也推薦此書。如台灣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在1985年版《魯迅正傳》的勒口上，就印有陳映真的摯友尉天驄“推薦的話”：“從30年代開始，魯迅在中國近代史的地位就一直難以確定，譽之者頌之為‘中國近代思想的導師’，毀之者詆之為‘赤色的文棍’；這些都是政治主義下被歪曲的魯迅形象。受到這種影響，人們便很難從中國近代史的演變和中國知識分子掙扎於理想與現實的沉痛中去理解魯迅，以至於他的吶喊、彷徨、悲憤、委曲，和他的挫折、扭曲、虛無與感傷，都難以為人了解。鄭學稼先生這本書根據第一手的資料來寫魯迅，不但使人接觸到中國近百年來的不幸，也同時使人體認到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歷程。”
《魯迅正傳》不光是對魯迅本人文學作品的研究，鄭學稼是通過一個人去折射當時的社會思潮與文學思潮，因而到了1943年元月，鄭學稼又由勝利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二本文學著作《由文學革命到革文學的命》。此書按歷史的順序敘述文學革命後左翼文壇的發展概況。書名所說的“文學革命”，始於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書中的史料不大可靠，如說魯迅的父親“在考場中舞弊，被關在杭州監獄裡”，其實是其祖父而非父親。書中還說他親耳聽蘇門答臘北部棉蘭的一位華僑告之：殺害郁達夫的兇手不是日本皇軍，而是出賣他的另一文學家王任叔（巴人）。這顯然經不起查證。日本鈴木正夫曾訪問過許多日本駐蘇門答臘舊憲兵，結論是：“殺害事件是由幾位來自武吉丁宜憲兵隊的憲兵們所策劃。有一個憲兵私下秘密決定，瞞過上司，叫幾個部下把郁達夫處決……至於殺害郁達夫的動機，正如中國人士所說，是要消滅有資格在審訊戰犯時的證人。”（王潤華編：《郁達夫卷》，台灣遠景出版公司，1984）。另有日本的小田岳夫所著《郁達夫傳》，也可作旁證。
鄭學稼和葉青、胡秋原雖然被左翼人士視為一類人，其實這三人的地位及思想、治學方法並不完全相同。以鄭學稼而論，他沒有葉青、胡秋原那樣顯赫的政治地位，不在政壇而在學校教書。他赴台後，以揭發台灣大學農場的舞弊案得罪黨國要人陳誠，只好離開台灣到印尼避禍。後來回台灣一直過著深居簡出的半隱居生活，並以分析中共形勢得到蔣氏父子的賞識。但研究政治的人本不可能脫離社會和當前政治思想鬥爭，因而鄭學稼在做學問的同時，還不由自主地捲入了60年代初發生的中西文化大論戰。事情是由李敖在1962年元旦出版的《文星》雜誌第51期上發表的《播種者胡適》引發的。這場有關評價胡適的論戰，葉青和鄭學稼均成了李敖的主要對手。當時在台大念書的李敖，以“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勁頭在1962年2月1日出版的《文星》第52期上，以《給談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正式向胡秋原的“超越論”（即“超越傳統、超越西化、超越俄化而前進”）開炮攻擊，鄭學稼和葉青連忙抱成一團為胡秋原助戰。鄭學稼先後發表了《五四運動與虛無主義》、《論全盤西化和批發西化》、《論巴扎洛夫》等文章，指責李敖採取民族虛無主義，數典忘祖，並和胡秋原一起猜測李敖的幕後人物是殷海光，認為殷海光的學術背景十分可疑，由此引起李敖更強烈的反擊。陳鵬仁在1963年1月25日出版的《政治評論》上發表《為胡秋原、鄭學稼先生說兩句話》，就《文星》雜誌對鄭學稼的攻擊作出辯解。《文星》在眾多台灣雜誌中是以“不按牌理出牌”聞名的，它為50年代封閉的台灣社會打開了一面窗戶，讓歐風美雨吹進來。鄭學稼看不慣該刊的自由主義色彩，尤其不能容忍李敖對他政治上的揭老底，故他站在衛道士的立場上反對李敖以西化和新知識來震撼中國傳統思想、生活和文學藝術，這在客觀上為台灣當局保守的政治策略和社會上瀰漫的復古氣氛護航，同時阻礙了文學文藝走向現代化。
鄭學稼的一生以“捨本逐末”而尋找到另一條治學之路。他的本行《養雞學》還有《養豬學》已成了狗不理的學問，早已失傳，可他研究日本史、蘇聯史、第三國際史及為文化名人作傳自成一家。雖然現在還沒有人給他寫評傳，但他對自己的成長史也有交代。1965年8月，他由徵信新聞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學徒生活》，詳細記述了他在1925年至1965年從讀大學到工作的經歷，後面還列出他從1931年至1982年的著作年表。他還有一本《我的學徒生活續集》，涵蓋他從1965年至1985年間的生活歷程。這是研究鄭學稼乃至中國文化思想鬥爭史的重要資料。此外，他還十分關注大陸社會的發展，尤其是改革開放後理論與政策的重大轉變。[1]
自從與陳獨秀交往起，鄭學稼對蘇聯問題的興趣就一直有增無減。除了在軍情單位教聯共黨史及社會主義運動史外，還研究蘇共黨內鬥爭，探討蘇聯文藝界的派系之爭。1963年8月，鄭學稼出版了《十年來蘇俄文藝論爭》（新亞社代售）。此書論述史達林去世後1953年至1962年蘇聯文藝界的派別消長情況，即史達林遺留下來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思潮與批判僵化思想、要求創作自由的“修正主義派”展開鬥爭的來龍去脈。作者認為，赫魯雪夫雖然支持過修正主義思潮，但他反教條主義不徹底，在本質上仍未擺脫史達林文藝政策執行者的形象。所不同的是史達林的做法簡單粗暴，而赫魯雪夫懂得剛中有柔的道理。此書提供的某些資料，對人們認識蘇聯文藝解凍後的發展變化不無參考價值。
鄭學稼幾乎是一部寫書“機器”。直至去世前，病床上還放著托姜新立從美國買回來的研究盧卡奇的著作。他在晚年完成的一部最重要的著作是1989年3月由時報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兩卷本《陳獨秀傳》。還在抗日時期，鄭學稼在“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一個既研究日本又研究中共的披著學術外衣的情治單位工作時，該中心分配給他一個任務是拉攏隱居在重慶江津的原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可他在與陳獨秀的頻繁接觸中，不但未能把陳獨秀拉過來，反而自己成了陳獨秀的崇拜者和信徒。當他後來驚悉陳獨秀去世後，就想為其樹碑立傳。這主要是陳氏晚年和他過從甚密、在書信中推心置腹交談的緣故。但由於資料不足，他未能動筆。一直等到大陸在新時期對陳獨秀有較客觀公正的評價，並公開了許多陳氏的資料後，他才於1986年2月動筆。他在1987年6月寫完這本巨著的初稿後，便於同年7月13日因腸癌病逝於台北。鄭學稼一貫認為：“陳獨秀一生為理想而鬥爭。從反清到反袁，領導思想運動……都是為理想而奮鬥。”對陳獨秀是否屬“托派”問題，他有自己的看法。大陸有些人認為，陳獨秀不過是思想上受了托派的影響，組織上並未參加，或認為雖參加了，被國民黨逮捕後便與托派組織割斷了關係，陳獨秀出獄後也曾作過這類聲明。鄭學稼以對陳獨秀的深切了解否定了大陸學者這個看法及陳獨秀本人的聲明：“沒有辦法能夠否認陳獨秀參加了領導了中國托派組織，也沒有辦法否認陳獨秀在獄中通過秘密渠道控制了中國托派組織。這一切都有檔案和刊物可以證明的。”這應是較權威的結論。書中還有對陳獨秀在《新青年》早期文學革命理論的分析，也自成一家之言。
鄭學稼本來學畜牧獸醫，後看到中國農民生活的疾苦，轉而研究社會科學，企圖用知識去啟蒙人民大眾，並由此改變中國社會現狀。他研究馬列著作始於30年代中國發生的“社會史論戰”，由這一論戰引起他讀英文版《資本論》第3卷。儘管他標榜“獨立思考”和無黨無派，其實他的論著帶有鮮明的傾向性，因而在他退休時，曾獲蔣介石頒發的成就獎，並被台灣學術界譽為“理論大師”。但不能由此否定他對某些問題研究的創新之處。如他於1972年在政治大學學報發表《論馬克思主義異化說》，是台灣首次評價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開啟了80年代台灣文化界檢視“新馬克思主義”思潮的大門。儘管他的立場觀點我們無法接受，但在禁談馬列主義的“戒嚴”時代，他反覆批判馬列主義，這也是對馬列主義的另一種“宣傳”。這就難怪鄭學稼赴台後知音甚少，倍感寂寞，甚至常常遭到他人的曲解與攻訐，如國民黨評議員、《文星》雜誌創辦人蕭孟能說他大談馬列主義是和共產黨“隔海唱和”，弄得他打官司，過了十一年多才勉強解決。也正因為如此，他的著作雖高產，但讀者面甚窄，多半只成為研究生的讀本，而不能被官方欽定為宣揚三民主義的“模範著作”，甚至連主張統一的人士也不愛讀他的書。他晚年常向友人發牢騷。他的老友、新文學史料專家劉心皇為了使他心情開朗起來，曾帶他到地下酒店去尋花問柳，可惜他年過花甲，沒有這種本事，最後在落寞和被人惡意攻訐的哀嘆聲中離開人世。[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