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和下西洋[明朝歷史事件]:鄭和下西洋是明代永樂、宣德年間的一場海上遠航 -百科知識中文網

事件背景

政治背景

鄭和下西洋前的明王朝，是一個實行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的國家，在明成祖的強勢統治下，其內部局勢相對穩定，國內政治相對清明。

在外部政治形勢方面，經過洪武時期的多次打擊，蒙古人已經基本退出了漠南，對明朝邊境的威脅大為減輕。此外，在鄭和下西洋初期，明成祖發動南征安南，將之納入明王朝版圖。“郡縣安南”之後，明朝從陸路近可制占城，遠可控滿剌加，為鄭和後續的下西洋活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西洋朝貢體系得以順利建立和鞏固。

經濟背景

明代初期，由於朱元璋三十一年的勵精圖治，農業經濟恢復了。在手工業方面，也有了很大的發展：礦冶、紡織、陶瓷、造紙、印刷各方面，都比以前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明初工商業的恢復和發展，宋、元以來中國海外貿易的發達，對外移民的增加，所有這一切，都為鄭和下“西洋”準備了堅實的經濟基礎和物質條件。

明成祖奪得皇位時，明朝已經建立了三十多年，農業與人們的生活並沒有受到這場政變的影響。這時，中國廣州等沿海的大都市發展得十分繁榮。在經濟獲得良好的發展之後，發展海外交通和海外的貿易已經是十分迫切的事。中國的絲織品、瓷器受到西洋諸國的歡迎，贏得了很高的聲譽。而中國對不能自行生產的香料等物，也有較大的需求。

科技條件

造船業的發達，羅盤的使用，航海經驗的積累，大批航海水手的養成，航海知識的增加（明太祖於1389年編制的《大明混一圖》就是實例），為鄭和下西洋提供了必要條件。

船隊編制

據研究，鄭和船隊由舟師、兩棲部隊、儀仗隊三個序列編成。舟師相當於的艦艇部隊，基本單位戰船，它們被組成編隊，叫前營、後營、中營、左營、右營；兩棲部隊用於登入行動；儀仗隊擔任近衛和對外交往時的禮儀，莊嚴威武。根據中國海軍專業人員多年研究，

按照下西洋的任務，鄭和船隊人員主要有五個部分：指揮部分、航海部分、外交貿易部分、後勤保障部分、軍事護航部分。指揮部分：整個船隊的中樞，對航行、外交、貿易、作戰等進行指揮決策。鄭和職務是欽差正使總兵太監；航海部分：航海業務、修船的、預測天氣的等；外交貿易部分：外交禮儀的、進行貿易的、聯絡翻譯的；後勤保障部分：管理財務的、後勤供應的、起草文書的、醫務人員等；軍事護航部分：負責航行安全和軍事行動的。從對鄭和船隊人員組成研究，編制是完善的、嚴密的，體現了古代中國人民豐富航海經驗，確保鄭和下西洋的實現。

造船技術

在鄭和下西洋的船隊中，有五種類型的船舶。第一種類型叫“寶船”。最大的寶船長四十四丈四尺，寬十八丈，載重量八百噸。這種船可容納上千人，其鐵舵，須要二，三百人才能舉動。第二種叫“馬船”。馬船長三十七丈，寬十五丈。第三種叫“糧船”。它長二十八丈，寬十二丈。第四種叫“坐船”，長二十四丈，寬九丈四尺。第五種叫“戰船”，長十八丈，寬六丈八尺。可見，鄭和所率領船隊的船隻，有的用於載貨，有的用於運糧，有的用於作戰，有的用於居住。分工細緻，種類較多。可以說，鄭和的船隊是一支以寶船為主體，配合以協助船隻組成的規模宏大的船隊。

航海技術

根據《鄭和航海圖》，鄭和使用海道針經（24/48方位指南針導航）結合過洋牽星術（天文導航），在當時是最先進的航海導航技術。鄭和的船隊，白天用指南針導航，夜間則用觀看星斗和水羅盤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於對船上儲存淡水、船的穩定性、抗沉性等問題都作了合理解決，故鄭和的船隊能夠在“洪濤接天，巨浪如山”的險惡條件下，“雲帆高張，晝夜星馳”，很少發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約定方式懸掛和揮舞各色旗帶，組成相應旗語。夜晚以燈籠反映航行時情況，遇到能見度差的霧天下雨，配有銅鑼、喇叭和螺號也用於通訊聯繫。

在天文航海技術方面，中國很早就可以通過觀測日月星辰測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鄭和船隊已經把航海天文定位與導航羅盤的套用結合起來，提高了測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確度，人們稱“牽星術”。用“牽星板”觀測定位的方法，通過測定天的高度，來判斷船舶位置、方向、確定航線.，這項技術代表了那個時代天文導航的世界先進水平。

在地文航海技方面，鄭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術，是以海洋科學知識和航海圖為依據，運用了航海羅盤、計程儀、測深儀等航海儀器，按照海圖、針路簿記載來保證船舶的航行路線。航行時確定航行的線路，叫作針路。羅盤的誤差，不超過2.5度。

關於航海圖，英國李約瑟在《中國科技史》一書中指出：關於中國航海圖的精確性問題，米爾斯(Mills）和布萊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細的研究，他們二人都很熟悉整個馬來半島的海岸線，而他們對中國航海圖的精確性作出了很高的評價。

事件起因

鄭和下西洋的起因眾說紛紜，一說宣揚大明威德，一說尋找建文帝，《明史·鄭和傳》同時提供了這兩種看法，即“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覓蹤跡”和“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另有包抄帖木兒帝國、掃蕩張士誠舊部、解決軍事復員問題、獲取海外朝貢、發展貿易緩解財政支出緊張、探求從海路到達麥加的可能性、迎取佛牙等說法。

尋建文帝

建文元年（1399年）到建文四年（1402年），燕王明成祖朱棣以“靖難”之名，最後攻下國都應天（今南京），建文帝朱允炆火燒皇宮，不知所蹤。明成祖繼位稱帝，改年號為永樂，但對於建文帝的失蹤及其遺臣逃散各地可能仍有掛懷。明朝歷史文獻里，留有一些建文帝可能沒有被燒死，而逃亡海外之傳言，甚至有說出家於二十年後，返北京之故事。所以，有人認為永樂帝派鄭和下西洋的主因為尋找建文帝。但此種說法不一定成立，因為鄭和每次出使海外都是那么浩浩蕩蕩，建文帝若未亡命海外，當可聞風而躲藏起來，大規模下西洋尋建文帝並非有效之方法。

宣揚威德

對於宣揚威德這一點，學界有多種解讀。其一，認為下西洋是為了“通好他國，懷柔遠人” ，踐行中國傳統政治理念，並認為所謂 “耀兵異域”的說法應該有所修正。其二，認為這從根本上出於明成祖本人的好大喜功，即以天朝上國自居，而令蠻夷國家畏威懷德、輸誠納貢。

防帖木兒

有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是針對帖木兒帝國的。但鄭和下西洋開始時，帖木兒本人已經去世，其繼承者則同明朝關係友好，加之該國已經開始分裂，帖木兒帝國不再對中國西陲形成威脅。

事件經過

第一次

永樂三年（1405年）六月，三寶太監鄭和第一次受命下西洋。途徑麻喏八歇國時，該國東西二王交戰，西王誤殺鄭和船隊登岸人員。事件發生後，西王派使者謝罪。鄭和鑒於西王請罪受罰，對該事件予以克制。後兩國得以和睦相處。

在三佛齊舊港，鄭和招諭當地海盜陳祖義，陳祖義詐降，圖謀襲擊鄭和船隊。鄭和擊敗了他，殺敵五千餘人，燒毀敵船十艘，俘獲敵船七艘，生擒陳祖義等三人。其後，鄭和任命廣東華僑施進卿為舊港之主。

永樂五年（1407年）九月十三日（1407年10月13日），鄭和船隊攜諸國使者、押陳祖義等俘虜還朝。明成祖下令斬殺了陳祖義等三人，又寬恕了謝罪的西王，並對鄭和此行感到滿意，賞賜了舊港之戰的有功將士。

第二次

鄭和回國後，立即進行第二次遠航準備，這次遠航的主要是送外國使節回國，規模較小。鄭和船隊在永樂五年（1407年）奉命出發，並在1408年初開航，訪問了占城（今越南中南部）、暹羅（今泰國）、爪哇和蘇門答剌北部，然後再一次駛往印度洋，以柯枝和古里為目的地。明朝使節們正式冊封古里王，並在古里刻石立碑以紀念這一盛事。這次的回國途中有一部分船隊訪問了暹羅和爪哇。到錫蘭時，鄭和船隊向有關佛寺布施了金、銀、絲絹、香油等。永樂七年二月初一（1409年2月15日），鄭和、王景弘立《布施錫蘭山佛寺碑》，記述了所施之物。此碑現存科倫坡博物館。

永樂七年（1409年）夏，鄭和船隊還朝。

第三次

永樂七年九月（1409年10月），成祖命正使太監鄭和、副使王景弘、候顯率領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駛海舶四十八艘，從太倉劉家港啟航，敕使占城，賓童龍，真臘，暹羅，假裡馬丁，交闌山，爪哇，重迦羅，吉里悶地，古里，滿剌加，彭亨，東西竺，龍牙迦邈，淡洋，蘇門答剌，花面，龍涎嶼，翠蘭嶼，阿魯，錫蘭，小葛蘭，柯枝，榜葛剌，卜剌哇，竹步，木骨都束，蘇祿等國。費信、馬歡等人會同前往。

滿剌加當時是暹羅屬地，正使鄭和奉成祖命招敕，賜給當地酋長雙台銀印，冠帶袍服，樹碑並建立滿剌加國，暹羅自此不敢侵擾滿剌加。滿剌加國王感念明朝的幫助，後曾於永樂十三年（1415年）親赴明帝國朝覲。滿剌加九洲山盛產沉香，黃熟香；太監鄭和等差官兵入山采香，得直徑八九尺，長八九丈的標本6株。

鄭和訪問錫蘭山國時，錫蘭山國王亞烈苦奈兒“負固不恭，謀害舟師”，被鄭和覺察，離開錫蘭山前往他國。回程時再次訪問錫蘭山國，亞烈苦奈兒誘騙鄭和到國中，發兵五萬圍攻鄭和船隊，又伐木阻斷鄭和歸路。鄭和趁敵軍傾巢而出，國中空虛，帶領隨從二千官兵，趁夜突襲亞烈苦奈兒王城，破城而入，生擒亞烈苦奈兒並家屬。在錫蘭山國，鄭和等曾齎捧詔敕金銀供器等到寺廟布施，並建立《布施錫蘭山佛寺碑》。此碑現存於科倫坡博物館。

永樂九年（1411年）六月，鄭和船隊還朝。成祖赦免了亞烈苦奈兒，下詔另擇賢君，進一步提高了明帝國在東南亞的威信。對於下西洋將士，成祖下令在太倉宴請犒勞

第四次

永樂十年（1412年）十一月，成祖命正使太監鄭和，副使王景弘等奉命統軍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舶四十（馬歡記為“寶船六十三號”），出使滿剌加，爪哇，占城，蘇門答剌，柯枝，古里，南渤里，彭亨，吉蘭丹，加異勒，勿魯謨斯，比剌，溜山，孫剌等國。船隊於永樂十一年（1413年）出發，使團中包括官員868人，兵26800人，指揮93人，都指揮2人，書手140人，百戶430人，戶部郎中1人，陰陽官1人，教諭1人，舍人2人，醫官醫士180人，正使太監7人，監丞5人，少監10人，內官內使53人其中包括翻譯官馬歡，陝西西安羊市大街清真寺掌教哈三，指揮唐敬、王衡、林子宣、胡俊、哈同等。

鄭和先到占城，奉帝命賜占城王冠帶。到蘇門答剌時，蘇乾剌剛剛弒君篡位，明朝方面認為他是“偽王”，他則惱怒明廷不賞賜自己，遂率大軍截殺鄭和船隊。鄭和率明軍以及當地部隊奮戰並獲勝，追擊到喃渤利國，生擒了蘇乾剌。（費信稱鄭和是奉明成祖消滅蘇乾剌，恐誤）船隊還曾在三寶壟休整一個月，期間鄭和、費信常在當地華人回教堂祈禱。鄭和命哈芝黃達京掌管占婆華人回教徒。此後，船隊首次繞過阿拉伯半島，航行東非麻林迪（肯亞）。

永樂十三年七月初八（1415年8月12日），鄭和船隊回國。九月，鄭和等人獻俘於北京，明廷誅殺蘇乾剌。同年十一月，榜葛剌特使來中國進獻“麒麟”（即長頸鹿）。

第五次

永樂十四年十二月，明成祖命鄭和等人護送古里、爪哇、滿剌加、占城、錫蘭山、木骨都束、溜山、喃渤里、卜剌哇、蘇門答剌、麻林、剌撒、忽魯謨斯、柯枝、南巫里、沙里灣泥、彭亨各國使者及舊港宣慰使歸國。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1417年6月）總兵太監鄭和率船隊出發，隨行有僧人慧信，將領朱真、唐敬等。鄭和奉命在柯枝詔賜國王印誥，封國中大山為鎮國山，並立碑銘文。忽魯謨斯進貢獅子，金錢豹，西馬；阿丹國進貢麒麟，祖法爾進貢長角馬，木骨都束進貢花福鹿、獅子；卜剌哇進貢千里駱駝、鴕雞；爪哇、古里進貢麾里羔獸。永樂十七年七月十七（1419年8月8日）回國。

宋末泉州市舶司提舉蒲壽庚之侄蒲日和，也與太監鄭和，奉敕往西洋尋玉璽，有功，加封泉州衛鎮撫。

第六次

永樂十九年正月三十日（1421年3月3日），明成祖命令鄭和送十六國使臣回國。為趕東北季風，鄭和率船隊很快出發，到達國家及地區有占城、暹羅、忽魯謨斯、阿丹、祖法兒、刺撒、不刺哇、木骨都束、竹步（今索馬里朱巴河）、麻林、古里、柯枝、加異勒、錫蘭山、溜山、南巫里、蘇門答刺、阿魯、滿刺加、甘巴里、幔八薩（今肯亞的蒙巴薩）。永樂二十年八月十八日（1422年9月3日）鄭和船隊回國，隨船來訪的有暹羅、蘇門答刺和阿丹等國使節。

暫停期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明成祖命鄭和前往舊港賜施進卿之子施濟孫官印和官服，令他接替已故父親的位置。同年七月，明成祖去世。仁宗朱高熾聞訊後即位，隨即調整了其父的擴張政策，對內採取措施減輕民困，對外進行戰略收縮。在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八月的即位詔書中，明仁宗宣布停止下西洋。一說，鄭和是在返航後方才得知成祖去世；另說鄭和未及成行，成祖即已去世，鄭和的使命被改交他人。

洪熙元年（1425年）二月，鄭和被任命為南京守備，率下西洋的明軍鎮守南京。

第七次

宣德五年（1430年）明宣宗朱瞻基命鄭和往西洋忽魯謨斯等國公幹，隨行有太監王景弘、李興、朱良、楊真，右少保洪保等人。第七次下西洋人數，根據明代祝允明《前聞記·下西洋》記載，有官校、旗軍、火長、舵工、班碇手、通事、辦事、書弄手、醫士、鐵錨搭材等匠、水手、民梢等共27550人。

宣德六年（1431年）二月二十六日，鄭和船隊抵達福建長樂港，在長樂停留約半年，在此期間，鄭和曾率領興平三衛指揮千百戶和州府官員，到福建湄州嶼，賣辦木石，重修湄州天妃宮。又在長樂縣南山三峰塔寺之旁，修建長樂天妃宮，十一月建成，樹立《天妃靈驗之記》碑，並鑄造銅鐘一口，銘文：“永遠長生供養，祈保西洋往回平安，吉祥如意者，大明宣德六年歲次辛亥仲夏吉日，太監鄭和，王景弘同官軍人等，發心鑄造銅鐘一口。”

這次航行，鄭和船隊從竹步西行，最遠到達非洲南端，接近莫三比克海峽。一說鄭和在這次航行的過程中去世。

尾聲

宣德九年（1434年）六月，王景弘受命以正使身份率船隊出使南洋諸國。回國時，蘇門答臘國王遣其弟哈尼者罕隨船隊到北京朝貢。正統元年（1436年），輔政大臣以明英宗的名義（當時英宗年紀尚小，不足以親自執政）命南京守備太監王景弘停罷採買營造（《英宗實錄》），下西洋就此落幕。晚年，王景弘潛心整理航海資料，撰有《赴西洋水程》等書。

事件影響

政治

建立政治秩序

在外交及軍事方面，鄭和下西洋頗有建樹。在總體保持和平的同時，鄭和船隊使用武力，打擊了斯里蘭卡錫蘭山國亞烈苦奈兒的統治，消滅篡奪王位的蘇門答臘君主蘇乾剌，懲治海盜陳祖義，並在東南亞扶植由施氏華僑統治的舊港宣慰司。有學者認為，鄭和下西洋，使明王朝在東南亞全面建立起華夷政治體系；而這種政治秩序由於是基於傳統的“王者無外”、“懷遠以德”的觀念，故總體上是非侵略性的。

拓展朝貢體系

公元1405年之後的28年間，鄭和七次奉旨率船隊遠航西洋，航線從西太平洋穿越印度洋，曾到達過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亨、真蠟、古里、暹羅、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三十多個國家或地區，最後到達西亞和非洲東岸，開闢了貫通太平洋西部與印度洋等大洋的航線。這一系列航行比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早87年，比達·伽馬早92年，比麥哲倫早114年。當時明朝在航海技術，船隊規模、航程之遠、持續時間、涉及領域等均領先於同一時期的西方，創造世界航海史的奇蹟。

在這些航行中，鄭和船隊展示了明帝國的政治和軍事優勢，加之經濟利益的刺激，明廷主導的朝貢體系的規模大為擴展。

經濟

開拓海外貿易

鄭和下西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自明太祖朱元璋以來的禁海政策，開拓了海外貿易。鄭和下西洋包括朝貢貿易、官方貿易和民間貿易等形式。朝貢貿易以奢侈品（例如香料）為大宗，甚至有學者認為尋找海外香料、滿足國內需求，是促成鄭和下西洋的一個根本原因。

官方貿易是在官方主持下展開，遵循平等自願、等價交換等原則，其使用的“擊掌定價法”傳為美談；民間貿易則由私人自發展開，例如據考證鄭和船隊的官兵便可以攜帶商品在沿線國家展開貿易。

改進國內生產

學界有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為中國輸入了新的工藝產品、原料、技術，從而影響了中國國內的手工業生產。例如，性堅質細的海外硬木因鄭和下西洋而進入中國，使中國匠師們對於硬木操作逐漸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陶瓷生產方面，明朝工匠們使用由鄭和下西洋而進口的蘇麻離青（又稱“蘇勃泥青”）為呈色劑，形成了永、宣青花顏色濃重、暈散的風格；又吸收伊斯蘭文化、波斯文化的因素，產生了新器型（如扁壺、花澆）和新紋樣。一說，景泰藍的發展也與鄭和下西洋有關。

文化

鄭和下西洋加強了中外文明的交流，也留下了介紹沿岸國家、地區情況的地理著作以及航海圖。

宗教文化

有觀點認為，鄭和下西洋促進了伊斯蘭教在印度尼西亞以及東南亞其他地區的傳播。在伊斯蘭教的輸入方面，鄭和船隊的分船隊曾經到達天方國，帶回了該國大清真寺的寫真畫本，加強了中國和伊斯蘭教文化區的聯繫。鄭和船隊也在海外傳播佛教，《布施錫蘭山佛寺碑》就是這方面的例證。還有推測稱，以天妃信仰為代表的道教也隨鄭和船隊在海外傳播。

地理著述

鄭和下西洋促進了明朝對外界的了解。航海的參與者中，馬歡留有《瀛涯勝覽》，費信有《星槎勝覽》，鞏珍有《西洋番國志》，介紹下西洋途徑諸國的情況。在地理認識上，鄭和下西洋後，“西洋”一詞的含義更為擴大，有了泛指海外諸國、外國之意。

鄭和下西洋，還留下了《鄭和航海圖》。原圖呈一字形長卷，明代中晚期茅元儀將之收錄在《武備志》中，改為書本式，自右而左，有圖20頁，共40幅，最後附“過洋牽星圖”二幅。海圖中記載了530多個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個，最遠的東非海岸有16個。標出了城市、島嶼、航海標誌、灘、礁、山脈和航路等。其中明確標明南沙群島（萬生石塘嶼）、西沙群島（石塘）、中沙群島（石星石塘）。《鄭和航海圖》是世界上現存最早的航海圖集。與同時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蘭海圖相比，《鄭和航海圖》製圖的範圍廣，內容豐富，雖然數學精度較其低，但實用性勝過波特蘭海圖。

此外，有觀點認為《兩種海道針經》（即《順風相送》和《指南正法》）的成書也與鄭和下西洋有關。

事件評價

•法國漢學家伯希和：15世紀國中國人的偉大海上航行。

•梁啓超：①及觀鄭君，則全世界歷史上所號稱航海偉人，能與並肩者，何其寡也。鄭君之初航海，當哥倫布發現亞美利加以前六十餘年，當維哥達嘉馬（瓦斯科·達·伽馬）發現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餘年。顧何以哥氏、維氏之績，能使全世界劃然開一新紀元；而鄭君之烈，隨鄭君之沒以俱逝？我國民雖稍食其賜，亦幾希焉。則哥倫布以後，有無量數之哥倫布，維哥達嘉馬以後，有無量數維哥達嘉馬，而我則鄭和以後，竟無第二之鄭和。噫嘻，是豈鄭君之罪也！②鄭和之後，再無鄭和。③鄭和之業，其主動者，實絕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

•孫中山：乃鄭和竟能於十四個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載運二萬八千人巡遊南洋，示威海外，為中國超前軼後之奇舉。至今南洋土人猶有懷想當年三保之雄風遺烈者，可謂壯矣！

•柏楊：、他們（鄭和與張騫）對國家的貢獻和東西方文化交流，有偉大的功績。不過，張騫處在一個朝氣蓬勃的時代，而鄭和卻處在一個暮氣日增的時代，所以結局完全不同。

事件爭議

船隻大小

關於鄭和航海船隻大小（尤其是寶船大小），鞏珍《西洋番國志》中則記載：“其所乘之寶船，體勢巍然，巨無與敵，篷帆錨舵，非二三百人莫能舉動。” 《明史·兵志》又記載道：“寶船高大如樓，底尖上闊，可容千人。” 這些說法還不夠具體，而馬歡所撰《瀛涯勝覽》一書，部分版本的卷首記載稱：“寶船六十三號，大者長四十四丈四尺、闊一十八丈；中者長三十七丈，闊一十五丈。” 這段記載提供了寶船具體的尺寸，《明史·鄭和傳》的說法與此相同。在明代南京龍江船廠遺址上，兩次出土了全長超過11米的巨型舵桿，如果以正常比例來推測船體大小的話，是確實存在著44丈長和18寬的大木船的，而支持存在大“寶船”的鄭和研究學者，也為數不少，如鄭鶴聲、鄭一鈞、莊為璣等著名學者均持此說。

學界也存在反對觀點。通過對《瀛涯勝覽》多種版本的比對，有學者指出寶船尺寸的記載很可能並非出自馬歡本人之手，而是後人的附會。而附會的來源，可能是小說《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

鄭和本人

鄭和在下西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關於鄭和本人的研究及爭議點也成為鄭和下西洋研究的重要部分。

宗教信仰

關於鄭和的主要宗教信仰，有伊斯蘭教說、佛教說（一說藏傳佛教）、道教說等等觀點，並無定論。相關的證據包括說明鄭和身世的《馬公墓志銘》、對鄭和參與宗教活動的記錄和他本人留下的文獻等。有觀點認為，鄭和本人的信仰在以伊斯蘭教為主的同時，具有較強的包容性，下西洋的成功也得益於這種包容性；也有觀點認為，鄭和具有伊斯蘭教、佛教、天妃教的多元信仰；還有學者指出，鄭和到不同宗教場所進行的祭祀活動主要體現了明成祖的意志，亦即超越宗教和文化，成為“普遍性君主”，以這些活動的記載作為判斷鄭和信仰的材料存在局限性。

海權思想

鄭和的海權思想問題鄭和下西洋的目的問題結合在一起。鄭和下西洋這一歷史事件能不能體現出中國人的海權意識？在鄭和下西洋的特定歷史背景下，當時的中國人、尤其是鄭和，能不能產生海權思想？學術界存在爭議。

有觀點認為，鄭和本人具有鮮明的海權思想，並且成為明朝強盛時期海洋政策的理論基礎；而這種海權思想，早於馬漢五百年。還有觀點稱，鄭和下西洋為現代海權思想的構建提供了馬漢以外的新思維甚至“鄭和模式” 。有學者指出：從文學史看，與鄭和有關的小說的兩次刊刻高峰，與明代中後期和清晚期的海事危機相關；從鄭和下西洋的學術史看，鄭和研究在20世紀的起步，也與喚醒中國人海權意識的願望有關。　

然而，鄭和關於南洋地區與明朝安全的論述，並不見於傳世中文文獻，僅見於域外學者的論述。鄭和海權思想的一則被廣泛引用的材料，見於法國學者弗朗索瓦·德勃雷的《海外華人》一書，據稱為鄭和勸阻明仁宗保留船隊的話：“欲國家富強，不可置海洋於不顧，財富取之海洋，危險亦來自海上……一旦他國之君奪得南洋，華夏危矣。我國船隊戰無不勝，可用之擴大經商，制服異域，使其不敢覬覦南洋也。”然而，這段話沒有註明引文出處。美國學者李露曄的《當中國稱霸海上》，也存在一些引用錯誤或無法在中文文獻中得到印證的、據說出自中國官員的論述。不過，學者鄭一鈞指出，不能因此武斷地否定這些海外資料的可信性。

鄭和之死

鄭和之死，《明史·鄭和傳》的記載十分模糊。學者鄭鶴聲、鄭一鈞提出的“鄭和1433年死於古里國”的說法，得到較多接受。但也有研究者認為該說所依據的《非幻庵香火聖像記》內容錯亂殘缺，且該說對相關文字也有誤讀，而據《大明都知監太監洪公壽葬銘》，在第七次下西洋中出使古里國的只是副使洪保，鄭和並未前往。

檔案去向

據《殊域周咨錄》記載，鄭和下西洋的檔案《鄭和出使水程》原存兵部。明憲宗成化年間，皇上下詔命兵部查三保舊檔案，兵部尚書項忠派官員查了三天都查不到，已被車駕郎中劉大夏事先藏起來。項忠追問官員，庫中檔案，怎么能夠失去？當時在場的劉大夏說：“三保下西洋，費錢幾十萬，軍民死者萬計，就算取得珍寶有什麼益處？舊檔案即使還在，也當銷毀，怎么還來追問？。”

對於劉大夏銷毀檔案說，也有學者提出了質疑。其一，《大明律》嚴禁銷毀官文書，如果劉大夏銷毀官文書，不可能不受懲罰，但劉大夏反而平步青雲；其二，劉大夏的墓志銘只記載了其藏匿征安南檔案而沒記載其銷毀下西洋檔案；其三，綜合判斷下，所謂劉大夏銷毀下西洋檔案有移花接木之嫌，可能是根據劉大夏藏匿征安南檔案而虛構的故事。即使是《殊域周咨錄》的記載，也並未指明是劉大夏銷毀了鄭和下西洋的檔案，而只是他表明自己對於下西洋的態度。

《鄭和出使水程》應當包括大量原始資料，如皇帝敕書、鄭和船隊的編制、名單、航海日誌，帳目等。大批鄭和檔案如果沒有被劉大夏銷毀，則其去向仍然是個謎。大批鄭和檔案失蹤，給鄭和研究帶來很大的困難和限制。

航行範圍

中國學界一般認為，鄭和航海最遠到達非洲東海岸，即今肯亞和坦尚尼亞一帶。外國有部分學者提出不同看法。李約瑟曾引地圖學家弗拉·毛羅所言，稱1420年鄭和艦隊已越過好望角。澳大利亞人菲茨拉德認為，鄭和的船隊有可能到達澳大利亞西北的達爾文港。.馬來西亞學者祖菲加提出，鄭和艦隊最遠於1422年達到了南極。

在2002年出版的暢銷書《1421年中國發現世界》中，加文·孟席斯（Gavin Menzies）又提出鄭和船隊的分隊曾經實現環球航行、且先於西方發現美洲和大洋洲的論點。其證據包括所謂鄭和船隊繪製的世界地圖、《異域圖志》所繪製的各地動物、考古證據以及DNA分析等。其中的世界地圖即中國律師劉鋼收藏的《天下全輿總圖》。劉鋼稱該圖是永樂十六年（1418年）《天下諸番識貢圖》的複製品。他本人又撰寫了《古地圖密碼》一書加以論證。

中國學界對上述外國學者的觀點普遍持否定態度，尤其反對孟席斯的觀點。外國有學者對《天下全輿總圖》提出了質疑。反駁理由包括當時的中國人幾乎無人接受地圓說，不可能嘗試環球航行；經緯線繪圖法尚未傳入中國，著名的《鄭和航海圖》也只是一字排開繪製而成的，等等。

停罷原因

從1405年開始，鄭和在29年中先後七次下西洋，之後明朝的海外航行逐漸終止，在鄭和最後一次航行回到國內(1435年)之後80年，葡萄牙人來到了澳門，原來行駛著三保船的海洋已經被歐洲人控制了。對於下西洋活動停罷的原因，

戰略重點轉移

明初政局很不穩定，龐大的元代漢遺民群體如張昶干擾危害政治，大量的假倭寇、真倭寇侵襲東南沿海一帶，很多藩國戰亂頻繁，威脅到了明朝的統治。鄭和公開主張捍衛國家海洋主權，認為要“統御萬方”，“教化四夷”，就必須“巡弋異域”，懾服“敢與中國抗衡者”，採取“其蠻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其寇兵之肆暴掠者，殄滅之”。外邦諸國才能聽從詔諭，俯首臣服。一旦寶船停罷，中國在此建立的勢力與影響將很快付之東流，回復到“天朝上國亦不能問罪”狀態。

然而，或許鄭和過於成功了，“他的海軍滿載榮譽勝利歸來，並確認帝國沒有來自海上的威脅”，因此“鄭和與他的隨從也可以說失去了繼續遠航的意義”(“永樂年間中國的海上世界”，《王賡武自選集》)。由於不再擔心來自海上的威脅，明朝帝國的安全戰略便轉向北方。也有學者認為，是頑固的封建思想以及農業帝國的土地觀念戰勝了海洋觀念，導致下西洋的終止。

虛耗靡費太甚

中國航海史研究會認為，明帝國是出於財政上的考慮，停止了海上遠航。在明朝帝國內部，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對遠航的不同意見。這是一項投入很大的事業，據統計，永樂年間，新建和改建約二千艘海船，其中每隻寶船造價約五六千銀兩，船上裝載的各種賞賜物品花費很大。

從表面上看，鄭和船隊每次出海，“雲帆蔽日”，浩浩蕩蕩，但從實質上看，卻是“孤帆遠影”，它的後面沒有，也不許跟隨民間海商的船隊，厲行禁止民間海商“片板不許下海”。在梁啓超看，“其希望之性質安在，則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

鄭和艦隊寶船之大，並不完全取決於實際需要的載重量，而是為了給人“巍如山丘，浮動波上”的觀感，以“耀兵異域，以示中國富強”。為了保證造船質量的精良，明成祖不惜“支動天下一十三省的錢糧”。著名歷史學家黃仁宇推測，永樂期間，鄭和下西洋所費約為白銀600萬兩，相當於當時國庫年支出的兩倍，而這還不包括造船等各地支出的費用。而建造和修補一艘船平均需要1600兩銀子，每次出航平均需船260多艘，僅造修費用就需要幾十萬兩銀子。 “支費浩繁，庫藏為虛”，被認為是下西洋終止的直接原因。

朝貢厚往薄來

鄭和下西洋以朝貢貿易為主，“政治掛帥”而忽視經濟實利，有“厚往薄來”之說，從而也使得遠航難以為繼。根據歷史資料顯示，鄭和下西洋以及朱棣對這些外邦朝貢者的大量賞賜，引發了帝國的恐慌，僅僅白銀一項，每年就花費600萬兩（此數據與本詞條上文存在矛盾，待考），還不包括對兩萬官兵的嘉獎。由於船隊攜帶銅錢出國收購，致使銅錢大量外流，造成國內“錢荒”，嚴重消耗了國庫儲備，引起錢幣的大規模貶值。鄭和第六次遠征時的物價，比第一次時上漲了300倍。

海洋國家壟斷

1430年（宣德五年六月），明代的第五個皇帝——明宣宗朱瞻基因棄交趾導致諸海外藩國多不來朝為了挽回地緣地震所帶來的惡劣影響派遣年老體衰的鄭和、王景弘率領船隊，訪問了忽魯謨斯等二十來個國家。因為這次訪問的國家多，地域廣，路程遠，因而時間也就很長。當時雖然產生了一定的效果，所造成的消極影響是長期的和致命的。海外諸國宣德後貢使漸稀，“自宣德以還，遠方時有至者，要不如永樂時”，“大抵海外之國，無事則廢朝貢而自立，有事則假朝貢而請封”。此後，朱棣、張輔、鄭和建立的朝貢體系名存實亡。

在停止國家組織的鄭和下西洋活動的同時，海洋也被封閉起來了。從明朝開國到第七次航行結束，明朝的海洋政策存在著一個十分突出的奇怪現象，明成祖繼位後，一方面大張旗鼓屢下西洋，另一方面卻是下令不許沿海軍民“私自下番，交通外國”。一方面是國家花費巨資打造龐大的艦隊，三十年間七下西洋，另一方面則是嚴厲的禁海措施，一再下令“仍禁頻海民不得私自出海”、“海道可以通外邦，故嘗禁其往來”、“禁頻海民私通海外諸國”。對於沿海居民的海外貿易，下令“嚴禁絕之”。《論南洋事宜書》評論道：“南洋未禁之先，閩廣家給人足，游手無賴亦為欲富所驅，盡入番島，鮮有在家饑寒竅劫為非之患。既禁之後，百貨不通，民生日蹙。……使沿海居民，富者貧，貧者困，驅工商為游手，驅游手為盜賊。”

明朝海洋政策的失敗，主要正在於對民眾海上活動的禁錮（海禁）。雖然眾多無名英雄冒著違反國家法令的危險，憑著勇氣和求生的欲望，赤手空拳，乘風破浪，到海外開拓新世界、新事業，但皇權的無限和絕對以及國家對海洋權益的壟斷，仍導致中國失去海洋數百年。吳晗先生認為鄭和之後，明朝採取了“放任政策”，如果這指的是國家放棄了責任，倒也有些道理，但如果指的是國家放鬆了禁海措施，民眾都可以自由航海，那就大錯特錯了。事實一直都是，除了皇家許可，否則片板不能入海。這種政策與葡萄牙和西班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明朝，從事海外探索和海上活動是犯罪行為，民眾一出海便成為罪犯，而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出海的罪犯因為有所發現而成了民族英雄。不同的政策鎖定了海洋活動的方向，在明朝，一旦皇家的需要得到滿足，一旦他們聽到了海晏河清的訊息，便從國家層面到百姓層面，徹底地封鎖了海洋，以至於造成了在世界史的關鍵時期海洋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缺位。

除以上種種因素外，文官集團與宦官集團爭權奪利、以鄭和為代表的宦官集團失敗等因素也被認為可能與下西洋的終止有關。

世界最強最大的鄭和艦隊大航海，比之歐洲哥倫布、達·伽馬和麥哲倫早了整整將近一百年，可最後鄭和艦隊輝煌的航海成果，卻以一種滑稽的形式被徹底毀滅了，中國和人類社會史上一次偉大的轉折擦身而過。

中西對比

鄭和下西洋的船隊是一支規模龐大的船隊，是按照海上航行和軍事組織進行編成的，在當時世界上一支實力強勁的海上機動編隊。很多外國學者稱鄭和船隊是特混艦隊、鄭和是海軍司令或海軍統帥。著名的國際學者，英國的李約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這一時期的世界歷史之後，得出了這樣的結論：“明代海軍在歷史上可能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出色，甚至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以致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可以說都無法與明代海軍匹敵。”

鄭和下西洋，其船舶技術之先進，航程之長，影響之巨，船隻噸位之大，航海人員之眾，組織配備之嚴密，航海技術之先進，在當時的世界上，都是罕有其匹的。他們的航海成就顯然絲毫不比西方人遜色，甚至在航海時間，船隊規模以及航海技術諸方面，均是哥倫布等人的航海活動所望塵莫及的。鄭和下西洋的人數，史料上有明確記載的有4次，每次下西洋人數在27000人以上，約相當於明朝軍隊5個衛，從《武職簿》來看，主要是來自沿海衛所。當時西方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航海的人數，分別在90-150人之間；170多；265人。航海人數的多少，反映了明王朝的物質實力。

然而也有學者指出，鄭和遠航與西方人開闢新航路有著截然不同的後果。

鄭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動雖然聲勢浩大，但明成祖和鄭和死後不久，中國船隊便絕跡於印度洋和阿拉伯海，中國的航海事業突然中斷了，這使得中國與西洋各國業已建立起來的聯繫戛然而止。從此，中國人傳統的海外貿易市場逐漸被歐洲人所占據，並最終退出了正在醞釀形成中的世界性市場。相反，哥倫布和達·伽馬開闢新航路後，在西歐激起了遠洋航海的熱潮。在中國，作為國家的政治任務，鄭和下西洋對於中國的經濟的刺激作用微乎其微。而在西方，東方的商品和航海貿易的利潤直接加速了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

歐洲人對美洲的新開發，繞過非洲的航行，給新興的資產階級開闢了新的活動場所，從而揭開了資本原始積累的序幕。從這一點來看，哥倫布等人的航海活動，對於西歐乃在世界歷史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是先前的鄭和下西洋所無法比擬的。在鄭和下西洋之前，中國經濟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結構的轉型，已出現了符合世界歷史潮流的新趨向。然而，隨著鄭和下西洋活動的終止，中國政府將自己與當時正在形成的世界市場隔絕開來。而新航路的開闢，為西歐新興的資產階級開闢了新的活動場所，使歐洲商路和貿易中心從地中海區域轉移到大西洋沿岸，歐洲人在海外廣闊的領域裡建立了眾多的殖民地，從而為西歐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創造了條件。大量的黃金，白銀流入歐洲，引起“價格革命”——金銀貶價，使得物價上漲，而“價格革命”則是資本原始積累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加速了西歐封建制度的解體和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為殖民主義和奴隸貿易開闢了道路。對於鄭和下西洋的歷史意義，應有恰如其分的評價。

也有論者提出，學界在鄭和下西洋的研究偏好中西對比，尤其是傾向於用西方的航海模式否定東方，可能是受到“歐洲中心論”束縛的體現。

後世紀念

紀念地名

1947年、1983年，中國政府以明成祖、明宣宗兩位下西洋發起者的年號，以及鄭和等下西洋領導者、參與者的姓名，命名南海西沙群島和南沙群島的諸島礁。

西沙群島：永樂群島、宣德群島，分別是西沙群島中位於西部和東部的兩組群島。

南沙群島：鄭和群礁、尹慶群礁，均為南沙群島中的的群礁（尹慶：配合鄭和行動的明朝宦官）；馬歡島、費信島、鞏珍礁，均為南沙群島中的島礁（鞏珍礁為1983年首次命名）。

此外，在印度尼西亞等國，也留下了與鄭和有關的地名，例如三寶壟。

紀念郵票

1985年為紀念鄭和下西洋580周年（1405－1985年），中國曾發行4枚紀念郵票。

紀念節日

2005年7月11日，被確定為鄭和下西洋600周年紀念日。中國舉行包括文物展、紀念大會在內的系列紀念活動。同年，國務院正式批准將每年的7月11日（也即鄭和下西洋的決策日）確定為“中國航海日”，同時也作為“世界海事日”在我國的實施日期。

藝術作品

書籍

《三寶太監西洋記通俗演義》

影視作品

交響京劇，《鄭和下西洋》，天津市青年京劇團。

2008年吳建榮執導卡通片《鄭和下西洋》

2009年羅嘉良主演電視劇執導電視劇電視劇《鄭和下西洋》。

鄭和下西洋[明朝歷史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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