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峰[原山西呂梁地委常委、秘書長]

人物經歷

鄧峰，1922年出生，山西省介休縣三佳村人。1962年12月任臨縣縣長，1964年任臨縣縣委代書記，1965年任臨縣縣委書記。“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壓迫。“文化大革命”結束後，1976年後歷任任呂梁地委常委、宣傳部長，呂梁地委常委、秘書長。1983年離休，1993年6月病逝。

事跡

鄧峰，介休縣三佳村人，1922年出生，1962年12月任臨縣縣長，1965年任縣委書記。在臨縣至今傳頌著他的事跡，“鄧峰是個好書記，紅薯片片救了命”，一句臨縣家喻戶曉的俗語，正是發自臨縣人民內心，對一位已故縣委書記的懷念和稱頌。他用實際行動在人民心中樹起了一座永遠的豐碑！

調研察情，謀劃發展

1962年12月，鄧峰被從介休調臨縣任縣長，當時臨縣是晉中地區最貧困的縣，在不少人看來，簡直就是“從米籮里跳到了糠籮里” ,可是他一接到調令，二話沒說，自行帶了行李輾轉顛簸了12個小時，帶著滿身的塵土來到臨縣。

當時的臨縣，自然條件惡劣，這裡的人們祖祖輩輩過著貧困落後的生活，外出流浪討吃要飯的人也很多，是遠近聞名的“討吃縣”。鄧峰到臨縣後馬上投入到工作中，深入基層，蹲點調研，和民眾同吃、同住、同勞動。

在跑遍了臨縣的山山溝溝，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後，寫出了《臨縣低產的主客觀原因》的報告，充分揭示了低產的實質問題，指明了解決問題的出路，提出了切合實際的奮鬥目標。省委認為報告抓住了臨縣貧窮的實質，有一定的指導意義，批轉各地學習。

鄧峰同志經常駐村蹲點，深入基層了解民眾疾苦。1964年冬，他組織了一次別開生面的訪貧問困活動，把縣委常委分在一個小隊，隊長由青年骨幹擔任，全縣共分了七個小隊，他們走村串戶，問寒問暖，足跡遍布全縣，把黨和政府的關懷和溫暖送給困難民眾，使黨和人民心連心。

面對臨縣的貧窮落後，他憂心忡忡，夜不能寐。他到河南林縣參觀紅旗渠後，感觸頗深，結合臨縣實際，寫了一篇《以大寨精神為準繩、林縣經驗為鏡子，快馬加鞭繪製臨縣新版圖》的文章，圍繞三個問題，即：臨縣比林縣，面貌不一般；千差萬差是縣委革命化差；快馬加鞭迎頭趕上，進行了詳實的闡述，在“三乾會”上作了一次精彩的演講，表示要下決心改變臨縣貧窮面貌。他最後說:“焦裕祿死後，要蘭考人民把他埋在蘭考沙丘里，我死後，希望把我埋在紫金山上”，鄧書記的決心和計畫，贏得了會場上雷鳴般的掌聲。

心懷民眾，贏得民心

1965年，臨縣遭受了百年不遇的特大幹旱，連續180天無雨，使本來就貧困的臨縣更加艱難。儘管全縣人民積極抗旱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但因災情十分嚴重，解決民眾的吃飯問題迫在眉捷。當時擔任代書記的鄧峰一方面穩定民心，“只要鄧峰有飯吃，臨縣人民保證不餓肚子”。另一方面，召開各類會議積極發動民眾以工代賑，以足夠的信心與災情做鬥爭。同時，全縣抽調40多名採購員專職到河南、四川等地採購署乾、蘿蔔絲、麵粉、粉渣等代食品解決民眾的吃飯問題。全縣設30個代食品發放點，除沿川勉強能通車的直接送外，多數地方不能通車，中轉存放數量還很大。鄧峰三五天就到該縣副食品公司了解一次情況，當他知道外地採購回來的食物存放困難時，決定將這些中轉代食品放進臨縣人民大禮堂這個開會場所。有人擔心開會沒有地方，鄧峰堅決地說：“會我們可以在院子裡開，廣場上開、地里開，代食品壞了，民眾吃什麼。”在上級的支持下，這一年，臨縣調進了2500餘萬公斤救災糧和代食品。由於措施得力，民眾生活安排的妥善，這一年，不但沒有餓死人，而且連外流的也沒有，給第二年全縣農業大豐收奠定了可靠的基礎。全縣人民懷著萬分感動的心情，用淳樸的語言讚頌：“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鄧峰是個好書記，紅薯片片救了命”。

鄧峰非常重視民生問題，每到基層單位他都要親自了解民眾的吃糧、住房、子女上學等問題。一次當他得知糧食加工廠的麵粉又黑又磣，民眾意見很大，便親自到加工廠了解情況，並與糧食局的領導一起查找原因，很快解決了此事。

嚴於律己，廉潔奉公

不搞特殊、不享特權，是鄧峰給自己定的底線。他講話材料經常是深入調查研究後，自己親自動手寫的。工作強度大，營養又跟不上，所以體力透支，特別是脫髮現象嚴重，可他從不言談。在他身邊工作的同志發現他滿頭烏髮漸漸脫落，心裡感到陣陣難受，於是打聽到一種治療脫髮的藥來給他吃，當他發現藥費在財務報銷時，馬上找來這個同志進行了批評，親自把藥方從財務上抽出，自己付了錢，同時對辦公室和財務人員強調，他本人不簽字的條據一律不得支付。從此財務上再沒有支付過他個人開支的經費，也沒有見過他因個人消費而簽字報銷的條據。縣內規定，每年撥5000元特需費由縣長直接掌握，但幾年中鄧峰卻分文未動，因為他從來沒有“特需”。在臨縣，與他共過事的老同志經常講到，他從未報銷過個人消費的條子。招待親戚、朋友吃飯，都是個人付款。

鄧峰對家屬及子女要求特別嚴，在他擔任縣長、縣委書記的數年中，從來沒有見過他愛人和孩子們跟隨他看過戲和電影。一次機關放映電影，通訊員硬是把他的小兒子拽去看，孩子睡了，通訊員將他抱到屋裡，鄧峰知道後，批評了通訊員，很嚴肅地說：“我怎么能特殊呢？別人家的孩子你為什麼不去接呢？”鄧峰家在大禮堂對面，一次，招待所的大師傅去看戲，順便帶他的小兒子去禮堂，鄧峰發現後，嚴肅地問愛人和兒子買票了沒有，得知沒有票時，責令他們補了票錢，並叮囑，今後想看戲，一定要買票。鄧峰就是這樣嚴格要求身邊人和家裡人的。

鄧峰同志下鄉常常是步行，沒有急事從來不動用當時縣裡僅有的一輛車。縣裡修的兩套較好的住房，他也不顧自己家住宿有困難而讓給了其他老領導。之後，又有幾次調房的機會，都被他拒絕了，在臨縣的數年裡，他一直住著簡陋的老房子。

忍辱負重，常懷理想信念

1966年，“文化大革命”運動在全國展開。特殊的形勢下，鄧峰同志被關進了禁閉室。他向上爭取救災糧，被誣衊成討吃縣的討吃頭，目的是樹立個人威信；搞訪貧問苦，與民眾實行“三同”，被批判為“小恩小惠，收買人心”；他嚴於律己，不搞特權，被批判為偽君子。在那場運動中，鄧峰同志受到多方面的污衊與攻擊。但是，鄧峰同志始終堅持了對黨、對共產主義的無比忠誠。在重大原則問題上，他沒有絲毫退讓，他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義正言辭表示自已忠於人民、忠於黨。在關押期間，他不停地寫日記，寫工作報告，表現了“想為臨縣人民做點事的”強烈願望。他多次向家屬和前來探視他的人表示，“要相信人民、相信黨，黨和人民會還我們清白的。”幾個月後，在臨縣廣大幹部民眾的強烈要求下，鄧峰同志終於獲得了自由。後來，每當人們與他談起那段往事時，他都一笑置之。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鄧峰同志出任呂梁地委常委、宣傳部長。後來，又擔任了地委秘書長。職位高了，他對自己的要求更嚴了。他對家屬、子女和身邊人又定了新的“約法三章”。他多次鼓勵子女自強、自立，不搞特殊。他把廉潔勤政的作風又帶到新的崗位。他始終保持了一個共產黨員的本色，以實際行動詮釋了一個優秀領導幹部的高貴品德。鄧峰同志1983年離休，1993年6月病逝。他把一個永不逝去的稱謂刻在了呂梁人民的心間：呂梁山上的焦裕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