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鐸

這樣，李凱同志不僅可以穿上國民黨軍服掩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而且安全也有了一定的保障。 1948年11月30日下午，鄒鐸同志從國民黨內線得知杜聿明部隊下令國民黨軍隊撤離徐州的訊息。 1950年7月，徐州建立了民盟地方組織——中國民主同盟徐州市臨時工作委員會。

鄒鐸同志1917年生於山東威海，1934年考取山東省青島市工務局學習測繪技能，抗日戰爭爆發後，在魯南參加抗日民主解放先鋒隊，從事抗日愛國活動，1944年12月，在昆明經楚圖南（曾任民盟中央主席）、周新民（曾任民盟中央委員）兩位同志介紹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
1946年，民盟爭取民主自由的鬥爭至為殘酷，一批優秀的民盟先輩慘遭國民黨反動派的殺害。為了開闢新的工作領域，是年10月，鄒鐸同志受民盟總部委派，與江濤聲、莫少彰（原名莫翰文）一起來徐州開展民盟地下工作。經宋慶齡同志推薦，江濤聲同志任徐州陸軍總醫院院長，鄒鐸和莫少彰同志分別為徐州陸軍總醫院中尉司務長（後為上尉總務主任）和少校註冊詢問股股長。他們以醫院為據點，成立了民盟徐州支部，江濤聲為主委，莫少彰為副主委，鄒鐸為委員。從此，徐州有了中國民主同盟這一政黨組織。1947年秋的徐州，暗殺事件時有發生，國民黨的軍、警、特橫行。由於國民黨對陸軍總醫院的民盟活動有了警覺，按民盟總部的指示，江濤聲和莫少彰於1947年底和1948年初離開徐州。鄒鐸同志仍繼續以陸軍醫院總務主任身份為掩護，與中共地下黨組織並肩戰鬥。
黨盟結成革命的聯合統一戰線
為了開展革命工作，鄒鐸同志通過內線與在銅山中學任教的中共地下黨員佟蘇丹同志取得了聯繫，後又與華野系統中共徐州第二工委書記李凱同志、華野駐徐辦事處主任邵曉平同志取得了聯繫。由此，黨盟在革命鬥爭中組成了徐州隱蔽的聯合統一戰線。華野聯絡部領導派李凱同志到徐州開展工作。為了安全和工作方便，黨組織向鄒鐸同志提出解決李凱同志的職業掩護問題。
鄒鐸同志就利用工作之便，設法讓李凱同志 出任陸軍總醫院市內採購倉庫的保管員。這樣，李凱同志不僅可以穿上國民黨軍服掩護從事黨的地下工作，而且安全也有了一定的保障。但由於李凱同志沒有戶口，隨時仍有暴露的危險。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鄒鐸同志就在徐州子房山附近的中興街開辦了“中興書店”，由李凱同志任經理，並作為中共徐州第二工委的隱蔽領導機關。為鄒鐸同志中興書店的開業提供了大部分經費。書店開業後，為了不讓國民黨偽保甲長找麻煩，給黨的工作造成干擾和破壞，鄒鐸同志就讓當時陸軍總醫院的傷員作為書店的股東，並每天安排幾個傷兵去書店座座。就這樣，黨的地下機關的安全得到了保障，直至徐州解放。
協助中共地下黨蒐集軍事戰略情報 在淮海戰役打響的前夕，華野徐州辦事處在戰略情報方面組成了嚴密的情報系統，可提供情報的聯絡點共有六處，其中地下民盟組織為其中的兩處。一處為陸軍總醫院，一處為徐州剿總司令部警衛團。按照戰略情報的要求，要了解國民黨部隊指揮官的指揮特點、彼此之間親疏關係、敵軍中的新老兵比例、官兵士氣以及作戰實力等等。對於這樣的情報，陸軍總醫院這一獨特的場所是非常理想的。當時陸軍總醫院主要收容的傷病員有黃伯韜的二十五軍、周至道的八十三師、邱清泉的新五軍等。鄒鐸同志經常利用該院事務主任的公開身份看望各科傷病員，廣交朋友。一些級別較高的軍官為解決個人的臨時困難，也主動向鄒鐸同志靠攏，成為蒐集敵軍戰略情報最特殊、最有用的對象。為此，鄒鐸同志蒐集了大量有價值的戰略情報，其中最具戰略意義的有：國民黨邱清泉的部隊兵 源極其困難甚至枯竭，實屬外強內虛，根本不能稱為“王牌”之軍；新五軍構築的防禦工事，其碉堡射擊孔都由平射改為向下傾斜設計，由此反映出敵士兵的畏戰心理和射擊的有效距離僅僅為百米之內等等。這些情報華野領導極為重視，為組織有效的進攻提供了重要依據。
為配合淮海戰役的進攻，華野總部粟裕司令員要求華野外線工作組核實敵軍在徐州的防禦體系，以裡應外合全殲國民黨杜聿明部隊。這一任務落在中共徐州第二工委書記李凱同志身上。李凱和鄒鐸同志研究後，鄒鐸同志主動承擔任務。他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對徐州周圍的廣山、駱駝山、獅子山、小巴山、子房山以及火車站等的軍事布防作了詳盡的調查。中共地下黨組織依據這些情報，對原彙編的《徐州敵軍防禦工事》進行了重新繪製，從而使華野總部得出“徐州是一個敵軍非設防城市”的論斷。這一重要情報對淮海戰役的全面勝利和徐州城的解放，具有極為重要的戰略意義。
組成裡應外合的隱蔽武裝力量
為發展徐州民盟地下組織的力量，鄒鐸同志積極配合江濤聲、莫少彰同志，團結、聯繫、幫助進步愛國的知識分子，在陸軍總醫院醫護人員中發展了十多位盟員，如外科主任、少將李時楨，內科主任、少將李錫敏，內科主任、上校蔣宏毅，護士長、上尉史蘭生以及朱朝成、佟蔗佳、佟蘭昌、王寶巽、戴秉堃等，大大增強了徐州民
盟地下組織的戰鬥力。徐州解放前夕，他們在鄒鐸同志的領導下，積極參與籌集藥品、蒐集情報、迎接解放等項工作。
為了做好國民黨部隊官兵的反蔣、反內戰工作，經盟員蔣宏毅同志介紹並嚴密考察後，民盟地下組織結識了具有愛國、反蔣思想的國民黨“剿總”徐州司令部警衛團阻擊連少校連長顧柏衡，並將這種關係介紹給中共地下黨李凱同志。自此，中共地下黨組織在國民黨軍官內部有了一條政治上可靠的內線。通過這條內線關係，團結了不少國民黨士兵，並利用戰局的發展，宣傳我黨、我軍的政策，為瓦解敵軍和國民黨的策反工作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團結戰鬥迎接徐州解放
1948年11月30日下午，鄒鐸同志從國民黨內線得知杜聿明部隊下令國民黨軍隊撤離徐州的訊息。他立即與李凱同志一起召集部分地下黨員和盟員共同商量，對如何保護城市和迎接解放軍入城作了具體的部署，特別對從國民黨撤離到解放軍入城時間上將有的十多個小時“真空帶”的城市治安工作，進行了周密的安排，並在這危急與關鍵時刻，中共和民盟成立了“徐州地下組織迎接解放指揮部”，黨盟並肩，開始了秩序井然的迎解放工作。
指揮部要辦的第一件緊急任務是儘快印發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解放軍宣言》。鄒鐸同志連夜聯繫徐州印刷廠職工趕印了上萬份《解放軍宣言》，在國民黨撤離的同時滿城張貼，安定人心。宣言張貼後，徐州老百姓還以為是解放軍便衣武裝進城了，對穩定全市工業生產、人民生活、社會秩序起了重要的作用。12月1 日凌晨，“迎接解放指揮部” 集中了部分中共地下黨員和盟員，由李凱、鄒鐸同志帶領，在淮海東路迎接中國人民解放軍渤海縱隊先頭部隊入城。在與部隊取得聯繫後，鄒鐸同志在團部臨時駐地（現是政府對面，原國民黨的勵志社）共同參加了接管工作。為順利接管原國民黨把守的一些要地，鄒鐸同志在國民黨中央銀行徐州分行處找到一輛轎車，和李凱同志一起將解放軍團部開出的介紹信迅速送到地下黨員手中，再由他們為嚮導，帶領先頭部隊迅速占領和控制國民黨的軍事機關、軍事要塞以及物資倉庫。鄒鐸同志還和指揮部一起，和組織與自發組織起來的人民民眾進行了護廠、護校和護路鬥爭，確保了徐州全城的水電、通訊、交通和主要場館所的安全。
1950年7月，徐州建立了民盟地方組織——中國民主同盟徐州市臨時工作委員會。鄒鐸同志擔任主任委員，後又相繼擔任了徐州民盟第一屆至第三屆委員會主任委員。鄒鐸同志在擔任徐州民盟主要領導人以後，認真貫徹黨的統戰方針、政策和民盟中央各項決定，堅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帶領廣大盟員積極投身於社會主義建設。至六十年代初，徐州民盟共有盟員164人，建立基層組織13個。
五十年代，鄒鐸同志還擔任過徐州市青年學校總務科長、中蘇友好協會總幹事，抗美援朝分會秘書長及徐州市政府委員、副市長等職，1964年調往南京任江蘇省民盟秘書長，1974年病逝於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