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生平
鄒讜1918年12月生於廣州，廣東大埔人。父親鄒魯（海濱）是國民黨元老、政治家及中山大學的籌創人
鄒讜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學者，出版了六部著作及多篇學術論文，其中包括《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芝加哥大學1963年出版，中譯本由王寧和周先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中國之危機》（1968，合編），《從1850年到今中國基層的政治領袖與社會變遷》（1981），《文化大革命與毛後改革》（1986），《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1994）等書。《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一書更令其聲名大噪，獲1965年度美國“GordenJ．Eaing”獎，被譽為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當年的最佳著作，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 鄒讜教授於1999年8月7日晚上7時30分（美國中西部時間）因心臟衰竭，逝世於芝加哥大學醫院，享年八十。
知名著作
《中國在危機中》（1968，與人合編）《從1850年到今中國基層的政治領袖與社會變遷》（1981）
《文化大革命與毛後改革》（1986）
《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巨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1994）
《毛澤東的革命經驗和北京的國際實踐》
《西方的概念和中國的歷史經驗》（1969年）
《文化革命和中國政治制度》（1969年）
《個人和社會在革命中國的價值》（1973年）
《中國革命的再闡釋》（2002年）
晚輩思憶
敬悼鄒讜老師
作者：曹景鈞鄒讜老師於1999年8月7日晚上7時30分（美國中西部時間）因心臟衰竭，逝世於芝加哥大學醫院，享年八十。噩耗傳來，使我震驚，並深感痛惜。想不到去年8月下旬芝城一別，便成永訣。我永遠失去了一位終生懷念的良師益友。
鄒讜教授1918年12月生於廣州，廣東大埔人。父親鄒魯（海濱）是國民黨元老、政治家及中山大學的籌創人和校長，母親乃許素貞（劍魂）女士。鄒教授畢業於西南聯大，1946年就讀芝加哥大學研究院，主攻美國政治學，1951年獲芝大博士學位；及後一直任教於芝加哥大學政治科學系，直到1988年退休。鄒教授先後擔任利文思敦講座教授，北京大學名譽教授，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理事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高級研究員。
鄒老師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學者，出版了六部著作及多篇學術論文，其中包括《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芝加哥大學1963年出版，中譯本由王寧和周先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中國之危機》（1968，合編），《從1850年到今中國基層的政治領袖與社會變遷》（1981），《文化大革命與毛後改革》（1986），《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巨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1994）等書。《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一書更令老師聲名大噪，被譽為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當年的最佳著作，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
鄒教授的著作論證嚴謹、邏輯性強、材料豐富、對每一個問題都細緻考據、反覆引證。這點我有切身的體會。我在芝大搬書期間，曾當過鄒老師的研究助理達五年之久。很多時候，他為了一個歷史問題或政治事件，往往叫我到圖書館蒐集各種報刊、雜誌和書籍，然後加以考據和引證，務必使每一個問題得到清晰無疑的答案。他對政治學理論的理解和對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掌握，使他可以運用西方的理論並結合中國具體的歷史政治經驗，將中國政治納入比較政治學的範疇加以研究和比較，得出“理論的指導與經驗相關性的個案研究”。因此，他對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逝世、鄧小平的改革、天安門事件以及發生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事件，都有精闢透徹的分析和高瞻遠矚的看法。
鄒老師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工作者，一生從事教育，培育了眾多的政治學者與中國問題專家，可以說是桃李滿天下。他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凡是認為可以栽培的學生都加以扶持，使其成材；他視學生如子?一般，愛護有加，因此學生長年不離不棄地追隨他，敬重他。這點我的感受特別深刻。老師一直關懷我在學術上的進展與生活上的情況。1993年我取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老師與師母雖然行動不大方便，仍然冒著嚴寒的天氣，踏著雪路，撐扶著手杖，出席我的畢業典禮，給予我最大的支持與鼓勵。兩老與我在洛克菲勒教堂（Rockefeller Memorial Chapel）門前的合照，令我感懷至深，此情此景，歷歷在目。老師與師母多年來的厚愛和關懷，我銘感終生。追憶往事，潸然淚下。
就在同一天，老師送了我幾本書，和以下的一段話，以示勉勵∶
學術不是政治
搞政治不是搞學術
搞政治可得一時的興奮
搞學術需要寧靜淡泊的生活
學術是超政治的政治
學術創作是無價之寶
尋真理得自由造福眾生。
治學嚴謹而生活輕鬆
思想敏銳而語言行動鎮靜
有創見而無偏見
有批評態度而不輕易否定不同的觀點
出類拔萃而不驕矜
對人友善而心理上不依賴他人
愛護竤體而不失獨立自主的精神
尊重各部門之清規戒律而不放棄學術至上之原則
世事萬變而心神巋然不動。
退休後，回顧一生成敗得失，略有領悟，但“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故錄之，贈景鈞，慶祝得博士學位之榮譽。
鄒 讜
1993.12.17
鄒讜教授為人謙恭低調，平易近人，勤奮用功，生活簡樸，退休後仍孜孜不倦地研究讀書，“一息尚存書要讀”正是他最好的寫照。他對學問的熱忱，研究的用功，知識的追求；對國事的全情投入，對中國前景與發展的關注，以及永不言倦、敬業樂業的治學精神，深深地影響著他的學生。
鄒老師與芝加哥大學有著超過半個世紀的密切關係，他的傑出貢獻深得敬重。對於鄒老師的逝世，芝大特別下半旗致哀。他的遺體已於8月13日安葬在美國俄勒岡州。鄒老師的精神永存，他安息了。在此特別向師母盧懿莊博士致以最深切的慰問。
我與鄒讜先生
（註：本文全名：我與連戰的導師鄒讜先生，作者：丁子江，因百度百科目錄字數限制，略改）國民黨前主席連戰先生北大講演時，剛從美國參加學術會議回國的袁明教授捎回鄒讜教授遺孀盧懿荘女士的一封信和兩張照片。照片是鄒夫人90華誕時在芝大所攝，算作回贈連戰伉儷送給鄒讜夫婦的禮物，連戰夫婦的照片至今仍在鄒夫人客廳中懸掛。鄒讜先生是連戰在芝加哥大學時的博士導師；連戰師母鄒夫人也是燕京大學社會學系的校友。鄒夫人在美國，但始終心繫兩岸統一大計，此次在轉給連戰的信中更稱：“為先生所做的大貢獻深感驕傲，對先生的大眼光深為讚賞，鄒讜先生在天之靈也會無限欣慰。”並在連戰此次北大演講之時向鄒讜先生遙祭：“但悲不見九洲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據說一見這封信，連戰夫婦趕忙起立。
這使我也想起了自己與鄒讜先生這位學術老前輩相處的那段時光……。
1999年8月7日美國中西部時間晚上7時30分，80歲的高齡鄒讜先生因心臟衰竭在芝加哥大學醫院病逝。因遠在加州，等聽到噩耗時，已經是好幾個星期之後了，我感到很是悲痛。後來聽說，對於鄒先生的逝世，芝加哥大學特別下半旗致哀。
在我所接觸的華人老教授中，鄒讜先生恐怕是最為謙恭、最為溫文爾雅、最為器重後生的一位；他的夫人盧懿荘女士也是一位深受我們中國學生尊敬和愛戴的知識長者。1986年夏，本來，我在普渡大學已讀完了博士生所有的課程，成了一名ABD（All But Dissertation，中文字面意思是“除了論文全都完成了”，在美國是指那些正在寫論文或等待答辯的博士候選人），後因得到一筆獎學金而作為學者到芝加哥大學進行專門研究。雖然學分早已足夠而不用再修課了，但我為了有壓力，還是強迫自己選了鄒先生有關政治哲學的兩門課，結果都得了A。在我保存的我所寫的一篇學期論文中，還留有他親筆寫的評語：這是我所讀到的最好的論文之一。儘管我知道，他是鼓勵大於實際評分，但還是受到很大鞭策。1988年夏，我離開芝加哥大學時，鄒先生贈送我當時出版不久的《文化大革命與毛後改革》一書作為紀念。後來，他還認真為我寫了一封評價很高的推薦信，為我最終找到教職，起到相當大的作用。這以後，我同鄒先生還見過幾面，並一直保持著互寄聖誕卡祝賀節日愉快的來往。
鄒讜先生宴請中國大陸年輕學者，並與他們親切交談。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是白人學者的天下，高手輩出，充滿了龍爭虎鬥，淘汰率極高。在這種競爭環境下，別說是出人頭地，就是勉強苟且偷生都不容易。記得有一次，在閒聊中，有人問鄒先生在芝大這樣殘酷環境下，在生存中求發展的秘訣是什麼。鄒先生先是沉吟良久，然後用英文說道：首先是實力，然後力圖當一個好的傾聽者和寫作者。慚愧的是我至今還沒有領悟這句話的真諦，以致在教研事業上，一直不很成功。
鄒讜（Tang Tsou）先生1918年12月生於廣州，祖籍廣東大埔，他的父親鄒魯（海濱）是國民黨元老、政治家及中山大學的籌創人和校長，母親是許素貞（劍魂）女士。鄒先生畢業於西南聯大，那時就與我在北大的導師任華先生熟識，兩位先生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即1946年赴美。鄒先生在芝加哥大學研究院主攻美國政治學（任先生在哈佛讀哲學博士〕，1951年獲芝大博士學位；其後，至1988年退休前，一直在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任教，先後擔任利文思敦講座教授、北京大學名譽教授、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理事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名譽高級研究員。作為卓越的政治學者，鄒先生出版了六部著作以及大量學術論文，其中包括《美國在中國的失敗》》（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63）、《中國之危機》（1968，合編）、《從1850年到今中國基層的政治領袖與社會變遷》（1981）、《文化大革命與毛後改革》（1986）、《20世紀中國政治——從巨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所進行的觀察》（1994）等書。其中，《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一書對美國的政界和學界都影響很大，被譽為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當年的最佳著作，使鄒先生聲名大振，從此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重要地位（我記得在國內很早就有內部發行的中譯本〕。一位美國學者曾評價道：“關於杜魯門時期對華政策第一部有份量的學術著作是由摩根索（Hans Morgenthau）的得意門生鄒讜撰寫的。鄒讜重複和發展了他的恩師的觀點，這就是美國國內輿論對拒不承認北京起了關鍵作用的原因，儘管由於檔案檔案仍屬保密，他無法用公開檔案以外的證據來支持自己的論辯。摩根索為此書作序。而且據鄒讜說，是摩根索說服他寫作此書，並且在寫作過程中給予他重要指導。”
鄒先生的治學精神使我很受感動，正如我的一個“學弟”在回憶中所說的：“鄒教授的著作論證嚴謹、邏輯性強、材料豐富，對每一個問題都細緻考據、反覆引證。這一點我有切身體會。”這名“學弟”在芝大期間，曾當過鄒老師的研究助理達五年之久。他提到，很多時候，鄒先生為了一個歷史問題或政治事件，往往請他到圖書館蒐集各種報刊、雜誌和書籍，然後加以考據和引證，務必使每一個問題得到清晰無疑的答案。鄒先生對政治學理論的理解和對二十世紀中國政治的掌握，使他可以運用西方的理論並結合中國具體的歷史政治經驗，將中國政治納入比較政治學的範疇加以研究和比較，得出“理論的指導與經驗相關性的個案研究”。鄒先生是一位傑出的教育工作者，一生從事教育，培育了眾多的政治學者與中國問題專家，可以說是桃李滿天下。他因材施教，不拘一格，凡是認為可以栽培的學生都加以扶持，使其成材；他視學生如子一般，愛護有加，因此學生長年不離不棄地追隨他，敬重他。對這一點，我們師從過鄒先生的學生都深有感觸。“學弟”還這樣感嘆：“1993年我取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老師與師母雖然行動不大方便，仍然冒著嚴寒的天氣，踏著雪路，撐扶著手杖，出席我的畢業典禮，給予我最大的支持與鼓勵。兩老與我在洛克菲勒教堂（Rockefeller Memorial Chapel）門前的合照，令我感懷至深，此情此景，歷歷在目。老師與師母多年來的厚愛和關懷，我銘感終生。追憶往事，潸然淚下。”
在芝大期間，鄒先生經常約我單獨討論有關學術問題，這使我立體地感受到什麼是“禮賢下士”的精神。記得有一次，鄒先生邀請《長征路上的新故事》一書的作者，即《紐約時報》的著名記者索爾茨伯里到芝大開一個座談會。會上我談了有關毛澤東講的“山頭主義”的問題，也就是黨內鬥爭的某種淵源問題，如某些人物總是強調自己的背景，即從不同的某某蘇區，到紅軍某某方面軍，到八路軍的某某師，再到解放軍的某某野戰軍等等，如此一來便形成了一種“山頭主義”，動輒便以這種“山頭”來劃分圈子，其實在一定意義上，林彪的圈子就是建立在這種“山頭主義”的理念之上的。當然那位作者雖訪談了許多中共高級領導人物，但一點兒也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聽得雲山霧罩。其實，我也只是隨便一聊，但沒想到，會後，鄒先生找我很認真地從學術上詳細地探討了這個問題，後來還為此舉辦了一個小型研討。我們中國學生經常組織一些有關中國問題的討論會，鄒先生總是儘量擠出時間參加。與全美其他大學各自組會不同，芝大中國同學會由中國兩岸三地的中國同學共同組成，學生們經常邀請鄒先生及其夫人參加活動，並受益非淺。
鄒先生一生對海峽兩岸以及有關統一的各種事務都及其關注。一位著名人士曾這樣回憶：“1967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學，在鄒讜那裡知道不少有關‘文革’的事情……。” 有學者讚嘆道：鄒先生“對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的逝世、鄧小平的改革以及發生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政治事件，都有精闢透徹的分析和高瞻遠矚的看法......。”
鄒先生真可謂桃李滿天下，他的很多門生都成為政治學界或政府部門的重要人物。其中的佼佼者之一是當過台灣原“行政院長”、“中華民國副總統”以及前國民黨主席的連戰先生。連戰於20世紀60年代於台大政治系畢業後，曾經在芝加哥大學受業於鄒先生門下，並且在他的指導下，完成碩士與博士學位。
我所認識的另一位芝大著名教授李歐梵先生這樣評論說，連戰學的是國際政治，他在芝加哥大學的兩位導師：摩根索和鄒讜，都是學貫古今，而且特重近代史。摩根索的名著《國際政治》（Politics among Nations）其實是一部外交史，和同系中的另一位教授──以博弈理論“玩”國際政治的卡普蘭（Morton Kaplan）針鋒相對；而鄒讜的巨著《美國在華的失敗》更是一本嘔心瀝血、一字一嘆的歷史經典。連戰的這兩位師尊，在書中對中國國民黨的批評都是不遺餘力、針針見血，“我自己讀後也覺如夢初醒，似乎感覺到在台灣求學時代被國民黨的意識形態欺騙了十幾年。連戰是國際政治科班出身，當年讀這兩本巨著必有心得，卻沒料到自己日後變成國民黨主席！”然而，連戰對這兩位恩師行禮甚恭。鄒讜先生退休時，他特別從台灣發賀電；而對摩根索，他更親邀這位對國民黨有負面看法的老師到台灣講學。這可能也代表連戰的另一面──他畢竟在從政以前也教過書，甚至在從政初期仍不忘在台大兼課。
我好歹也算連先生的一個“學弟”，因而有意無意會追蹤這位“學長”在政壇、官場以及家事上的各種動態，甚至某些趣聞逸事。我所認得的人們都覺得，連先生真是“上帝的寵兒”，可以說占滿了世俗人人垂涎的一切：顯赫的身世，豪富的財產，優等的教育，高挺的外表，完整的資歷，順暢的仕途（除了“總統”寶座〕，甚至夫人是壓倒群芳的“中國小姐”，兒子是炙手可熱的政壇新星等等。在這些方面，鄒先生幾乎所有的其他高足都無法望其項背。不過，與台灣其他政客相比，連先生似乎是木納口拙，最不善辭令而經常照本宣科的一位，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北大的講演卻相當精彩。
在我的印象中，連戰先生在鄒先生的調教下，不愧為一位政治系的好學生，甚至好學者，但學術理論與政治實踐畢竟不同。不知是不是讀書讀得好，就會讀呆了，連戰先生在對付台灣的社會變革，尤其在對付台獨和民進黨等問題上，似乎太書生氣、太學究氣，也太紙上談兵了。正如李歐梵先生如此不很客氣地評說道：“在我心中，不管他的政績如何，他還是個學者。後來由於歷史的因緣際會變成政客，當上國民黨的主席，不得不捲入選舉的漩渦中。在這一方面，他才非所用，不僅比不上宋楚瑜，更是陳水扁的手下敗將。他根本就不適合從事台灣的草根政治和民眾運動，所以有人稱他是公子哥兒......。”
節選自拙作《思貫中西》代後記（中國工人出版社，2003年9月版）
鄒讜教授
甘陽 文1999年8月7日，鄒讜教授(1918—1999)以八十高齡去世於美國芝加哥大學醫院，芝加哥大學特下半旗致哀，以紀念他在芝大政治學系五十餘年的奉獻以及他對北美中國研究的開創性貢獻。這本《中國革命再闡釋》是鄒先生臨終前遺留下來的一部文集，鄒先生原想為這本文集撰寫一篇長篇導論以集中闡述他對20世紀中國歷史的基本看法。但遺憾的是，由於鄒先生的猝然病逝，這個導論終於未能完成。
鄒讜教授執教於芝加哥大學政治學系半個世紀以上，在這漫長的學術生涯中，他的全部思考可以說都致力於一個問題，這就是如何理解20世紀中國這部極端複雜的歷史。鄒讜教授本人一生無黨無派，屬於在美國學府中度過大半生的典型學者，但是像20世紀的所有中國人一樣，鄒先生也有他自己的“中國故事”。鄒讜於1918年出生於廣州，父親鄒魯(1885—1954)是著名國民黨元老政治家並曾著有《中國國民黨史稿》，歷任國民黨中央青年部長、中山大學校長，以及國民黨中央執行常委、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委等職，最後於1949年隨國民黨敗走台灣；這一比較特殊的家庭背景無疑使鄒讜對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政治有比一般人更深的感受，但也因此有更多的疑惑與問題，而最困擾他的問題顯然是，為什麼曾經相當強大的國民黨最後會敗於起初相當弱小的共產黨？這一問題自然迫使他必須更深入地理解國民黨，同時也更深入地理解共產黨，而最後則促使他把國民黨和共產黨都置於20世紀中國革命和中國政治的更大歷史視野中來把握。此外，鄒讜畢業於中國抗戰時期的最高學府—西南聯大，他曾說：“我做學問的態度是西南聯大培養出來的，我對政治的基本看法也是和抗戰期間的時代背景分不開的。”但西南聯大的經歷同時也對鄒讜提出了另一個大問題，亦即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校聯合組成的西南聯大，最初本是中國親美派知識分子的大本營(聯大170餘名教授中有100名以上在美國取得博士學位)，在抗戰初期亦基本支持國民黨政府，但如費正清所指出，自從1943年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後，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就“失去了中國知識階層的信任和忠誠”，而在抗戰結束後沒多久，聯大師生從反內戰的立場出發日益疑慮美國的對華政策(西南聯大學生在1945年11月率先發表《西南聯大等三十一校全體學生告美國人民書》以及《致美國政府書》等，而當時的聯大教授費孝通等亦發表《美國你不應該這樣》等文章，認為美國對華政策實有助長中國內戰之嫌”)；當鄒讜1946年進入美國芝加哥大學研究院深造時，他自然無法忘懷1945年12月國民黨血洗西南聯大的“一二·一慘案”(聯大四學生被殺)，而1946年聯大著名教授聞一多被國民黨特務暗殺等事件，更是對鄒讜這一代知識分子刺激極深。
從1946年到1951年鄒讜在芝加哥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這幾年，同時也正是中國內戰爆發，最後國民黨退守台灣、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大變動時期。不難想像，在這一他本人思想形成的關鍵期，鄒讜的基本問題意識正是上述這兩個問題，即國民黨為什麼會敗於共產黨，以及中國知識階層特別是青年學生為什麼會在四十年代後期從親美轉向反美。這兩個問題事實上也正是他日後寫作《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這部名著的原初問題意識。雖然《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一書由於最初是受由美國政治學巨擘摩根叟(HansMorgenthau)主持的“美國外交軍事政策研究中心”(theCenterfortheStudyofAmericanForeignandMilitaryPolicy)委託的研究計畫，因而從學科和體裁上講是一部嚴格的美國外交史專著，並被摩根叟盛讚為“既是宏大的史學也是最佳的政治學”(bothhistoryinthegrandstyleandpoliticalscienceatitsbest)。但對鄒讜教授個人而言，這部著作首先是他自己力圖透徹理解20世紀中國歷史的第一步，並由此初步形成了他日後研究20世紀中國的基本出發點。第一，他特彆強調，研究20世紀中國必須具有國際政治的視野。因為20世紀中國的國內政治強烈地受20世紀國際政治經濟大變動的影響，特別是受美國、日本、俄國在東亞爭霸形勢的制約。他不同意單純從中國內部因素來分析20世紀中國歷史的研究取向，認為這種取向忽視了20世紀國際政治形勢的消長往往直接影響中國國內政治形勢的消長。他的《美國在中國的失敗》首先就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東亞的基本格局已經明朗化為日本與美國的對峙，如果美國能夠較早採取有力手段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在東亞的擴張，從而阻止或推遲日本對中國的全面侵略戰爭，那么中國國內政治的發展可能將相當不同，亦即國民黨政府將會有更多的時間來維持和鞏固其統治。事實上我們今天都知道，毛澤東本人在1961年的一次談話中就坦承，日本全面侵略中國的戰爭根本改變了中國國內的政治形勢，從而使中國共產黨得到新的發展機會並最終奪取政權。換言之，日本的全面侵華直接影響了20世紀中國政治形勢的消長。而鄒讜認為，由於當時中國的極端貧弱，日本是否發動全面侵華並不取決於中、日關係，而主要取決於日美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