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品格
現實生活中的邱思達先生不善交際，淡泊名利，他能從洋洋大觀的古錢中辨別其真的，但到流通領域中去評估價值，卻是一無所知。他的收藏主要是致力於研究，致力於寫作，從未想過藉此生財。邱思達先生現已在家，身居斗室，腰無分文，他每天著書立說，致力於中國古代錢幣的研究，正像他自己所講的那樣：“我以為收藏的目的在於寫作，為開拓錢幣學的研究領域，大家共同努力！”邱思達先生曾經說：“我一生中最達的幸事，是將傾注我和父親兩代人心血收藏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發行的貨幣無償地捐獻給國家，填補了中國紙幣藏品中缺少中國共產黨早期紙幣的空白。”
藏品品種
邱思達收集的中國共產黨早期錢幣，即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1927~1937年）各革命根據地銀行發行的紙幣和布鈔，以及中央蘇區、湘贛區（井岡山）、湘鄂贛區、鄂東南區、閩浙贛區、鄂豫皖區、湘鄂西特區（洪湖區）、川陝區及後來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區的各種紙幣和布鈔，早在解放初期已屬鳳毛麟角，有的藏品已成“孤品”。更難當可貴的是，這些藏品中有些是基本成套的，如湘鄂西特區（洪湖區）“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湘鄂西特區分行”1931年發行的壹角、貳角、伍角、壹元4種。湘贛區（井岡山）及鄂東南區在此期間發行的紙鈔均有完整的一套，這些紙鈔，較全面地反映了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事時期的金融狀況。在眾多的藏品中，有兩枚是1927年湖南“瀏東平民銀行”發行的五角臨時兌換券及貳角信用券。這兩枚是最早時期革命根據地的紙幣。紙幣上分別印有“打倒資本主義、消滅軍閥”的口號。革命初期紙鈔發行時有這樣一種規定，每發行一種新券時便將部分舊券收回。如宜春、萬載、平江、瀏陽等地區發行於1931年的紙幣，在1932年~1933年被收回銷毀；1932年“鄂東工農銀行”發鈔，曾收回1931年大治、大鳳、湖市、沿河各行發行的票幣，由此可見收集老區1930年~1931年間紙幣的難度了。歷經父子兩代人的心血，邱思達的藏品品種之多，內容之廣，可謂大觀。
藏品背後的故事
在邱思達的藏品中，有1933年發行的各種布幣，如大別山區“鄂豫皖經濟會流通券”及“川陝蘇維埃工農銀行”，由紅、藍、白等不同顏色的布印製而成。還有1936年發行於陝北神府地區的“神府特區抗日革命委員會銀行”的布質幣。這些寶貴的收藏，為當今研究中國革命初期中國共產黨的金融史，提拱了極為珍貴的資料。這些珍品能夠可留至今，邱家兩代人功不可沒。因此，每一件珍品的背後，都隱藏著一個動人的故事。
1961年，剛屆而立之年的邱思達，在和一個外地友人的通信中得知，友人手中的一枚1930年鄂豫皖蘇維埃工農銀行發行的“貳角”面值的紙幣。當時邱思達欣喜若狂，不惜以自己心愛的鹹豐年間發行的銀票交換。誰知，多年以後，這位友人來津見到邱先生卻大訴其苦，正是因為那枚大清銀票，這位收藏者在文化大革命中竟被打成“皇親國戚”，多次挨斗。而邱思達和妻子在“文革”中也迫於形勢銷毀了大量的中國古錢幣，唯獨將早期政權的紙鈔藏在枕頭裡，掖在床下，才躲過了場浩劫。邱思達藏有一枚面值壹元的中華民國21年（1932年）的東北民眾自衛軍通用鈔票。這是邱老的朋友、原東北電影製片廠的導演徐楓從一位東北老鄉的手中得到的。一位東北老太太，將這枚紙幣疊成幾折縫在被大里，才得以保存下來。文革後期，上海博物館徵集中國共產黨中早期錢幣的訊息，使邱老非常激動，他早就有一心愿：有朝一日將這批珍貴的約鈔貢獻給國家，留給後人。
那些日子裡，邱老每天晚上在燈光，將這些紙幣鋪在床上，由於高度近視，他將眼睛幾乎貼在紙幣上，一枚一枚地仔細查看，對一些破損的票面，加以整理，修補一新。當他用雙手捧著這些紙幣將其移交給上海博物館工作人員時，邱老激動了，只見分嘴唇抖動，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內心既有留戀，但更多的是興奮。
貢獻
目前，在不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國歷代貨幣大系》北伐戰爭時期貨幣一節中，開卷幾篇標有四星級的藏品，均為邱思達所捐獻，且部分藏品被有關專家鑑定為稀有珍品。正如有的專家所言：如果《中國歷代貨幣大系》中，缺少了邱思達先生捐獻的這些藏品，那將是巨大的損失。
